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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首相摩萨台为何在1953年被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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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下，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伊朗的占领激发了伊朗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外国军队占领期间，新闻自由得以再次开放，至少比礼萨沙时期要开放得多。如同1906年革命前一样，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次井喷式涌现。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法国（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伊朗人视法国为精神上的第二故乡），大多数此类活动呈现左派和共产主义倾向。这是一个大增长、大影响的时代，也是属于左派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的时代。人民党最初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很快就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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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社会政治热点开始关注苏联迟迟未从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撤军。1946年末苏联军队终于撤出之后，国民关注点又转向更大的国家屈辱——英国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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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摩萨台属于伊朗老一辈政治家，（与许多人一样）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其家族可追溯至法特赫·阿里沙时期。他在法国和瑞士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曾在1906年宪法颁布后成为首届议会议员。出于对礼萨沙的恻隐之心，1941年礼萨沙退位后他返回伊朗，于1944年再次当选议员并成为伊朗民族阵线（Jebhe Melli）这一新政党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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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于1951年4月底（其前任阿里·拉兹马拉首相被暗杀之后）被任命为新首相。5月1日，伊朗国王批准了其起草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议会于3月15日已在原则上通过此项国有化草案）。石油国有化的政策在伊朗国内广受欢迎，但却令英国政府深恶痛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内，价格低廉的石油对于深陷泥潭的英国经济来说比以往更为重要。英国认为摩萨台是一个阴晴不定且不可信任的政治煽动家。石油国有化之后，英伊之间重启了关于友好解决争端的谈判，但最终毫无成果。英国方面开始考虑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效仿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理方式），但最终被美国劝阻。他们开始转向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并为阻止伊朗开采石油而实施封锁。同时，英国情报机构也在积极寻求颠覆摩萨台政府的办法，试图将其赶下台。这些措施包括大量接触伊朗政客以及英国在伊的其他代理人，同时游说美国政府与英方保持目标一致。美国主要忧虑的不是石油问题，而是担心摩萨台过于依赖得到苏联支持的人民党，从而成为苏联接管伊朗的一个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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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于1952年10月强迫英国驻伊大使馆关闭并切断两国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国政府成为推翻摩萨台的首要行动者。与此同时，虽然英国主导的国际禁运使得伊朗失去了石油收入，但是政府依然需要支付国内石油工人的工资和基础设施的日常开支，摩萨台政府遭遇了重重困难。他的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重要的宗教界政客阿亚图拉卡沙尼（Ayatollah Kashani），都纷纷离他而去。1953年夏，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发现机会并策划了一场政变。由于军队中人民党的支持者提前告密，8月15—16日那晚的首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伊朗国王由于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提前逃至国外。随后发生的一切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性。8月19日，在大规模动荡（包括支持伊朗建立共和国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第二次政变尝试成功地推翻了摩萨台（他被圈禁在家直至1967年逝世）。国王于8月22日返回国内，从此开启了一段个人统治和高压政治的时期，直至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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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的倒台算得上伊朗在整个20世纪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事件，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伊朗人民的政治记忆中，但是它的重要性对于伊朗人来说可谓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个人倾向于左派、君主主义者还是宗教同情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伊朗境内还是流亡海外。1953年政变沉重打击了伊朗的国内自由和民主政治，一些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至此认为，更加极端的政治举措是必要的。政变还重挫了伊朗左派人士，使得他们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人民党也被国王的秘密警察毁之殆尽。尽管多年来从未有文件披露英国和美国介入摩萨台的倒台（英国政府在此后60年的书面文件里从未正式承认过介入政变），但大多数伊朗人很快就认为外国势力在摩萨台倒台和恢复王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使得人们对于外国政府干涉伊朗内政这一原本就根深蒂固的愤恨再次加深。很多伊朗人相信，国王从未真正摆脱1953年的阴影，在他们看来，国王就是美国人的傀儡。如此评价国王并不完全公平，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但所有这些因素对导致1979年革命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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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何为白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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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政府并非仅仅专注于石油国有化，也同样致力于限制王权的改革，引入社会福利，改善卫生服务。摩萨台通过种种方式努力健全20世纪初叶立宪派改革计划中忽视的一些领域。同时，他也开始寻求在土地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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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前，伊朗农业依然沿用古老的方式进行生产。虽然各地区情况纷繁复杂，但总的来说，农业依然被一小部分地主把控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当时著名的“一千个家族”（thousand families）,即一群富有、保守、政治影响力大、拥有贵族血统和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教士阶层往往也是大地主）。农民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与地主按比例分享成果，地主以地租的形式拿走绝大部分产出。一般认为，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使得农村人口（占伊朗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处于被欺压、生活落后的状态，而不参与劳作的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富足，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这种形式也导致农业产量长期低下。国王对这种传统的农业经济状况的公然默许使得伊朗变得十分落后，这是反社会潮流的（特别是相较于埃及，纳赛尔政府自1952年起就采取一种积极的土地改革措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思想进步的伊朗人发出了变革的呼声，且一浪高过一浪。20世纪60年代伊始，新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更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国王开始认真考虑施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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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初的土地改革方案搁浅了，所以国王在1962年又出台了一套新的《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 Act），作为他所宣扬的“白色革命”六点计划之一，并于1963年1月就此法案举行全民公投。其他五点包括国有工厂私有化，森林国有化，妇女选举权，工人利益分成，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组成文教队派到乡村教授初级读写。但这一计划日后又纳入了过多的其他措施。“白色革命”一词反映出国王希望通过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从而抢占先机以避免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或者红色革命。全民公投以多数优势通过了这一改革措施，但这是一场源自上层的革命，即精神上是男权为主（部分免除了妇女的投票权），对于行将就木的伊朗政治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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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是“白色革命”中的主要内容，根据改革方案，此前的农民耕种者可以通过较为优惠的价格购买他们耕种的土地，并享受优惠贷款。对于国王来说，这项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当然还有若干其他目的。他希望通过此举，可以在农民中产生一群忠于王室的支持者（将农民从他们之前所忠于的教士阶层中剥离出来），同时鼓励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流动从而成为新型产业工人。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中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地主存在亲英倾向并对国王统治存在疑虑，因此国王和他的改革策划者们希望对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以达到弱化和边缘化地主阶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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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改革措施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弱点以及与原计划相矛盾的地方。地主们可以每人保留一个村庄，但是有人却能够规避改革法，例如将财产转移给亲戚们或者开发机械化农场，以上两种方法可以合法绕开改革措施。大约200万农民首次成了地主，其中一些人过上了相对优渥的生活。但是更多人由于所占土地过小，难以维持生计。另外，还有大量雇农在改革前就不享有劳作分成的权利，所以整体被限制在重新分配机制之外。由于此次改革还伴随着农业机械化，这些人一夜之间变得无工可做。改革措施的直接结果（所产生的效应因人口快速增长而扩大）就是农村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大量人口从农村拥入城市寻找工作，德黑兰首当其冲。数据显示，伊朗国内人口流动率在1972年、1973年达到每年8%，1976年，德黑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50万人口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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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现了城市化目标，甚至比预想的程度还要深。它同时也弱化了土地所有者阶层，但是却没有产生新的忠于国王的农民阶层。这些农民并没有对国王感恩戴德（可能他们一开始就单纯地认为土地本来就归他们所有），而是继续围绕在教士们周围。他们反感国家深度参与乡村事务（文教团的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失败）和土地改革所带来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往往十分严重。地主或他们在当地的财产监护者们控制着社区的关键资源，例如负责维修灌溉设施和从事农产品交易等。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政府为了保持食品价格在低位运行和保证城市粮食供给，从国外进口了大量主要粮食产品，而食品价格走低在整体上进一步打击了农村经济。尽管政府为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效率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农业产量依然增长缓慢。“白色革命”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但是这些效果中的大多数原本并不在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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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质的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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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礼萨沙并不像他父亲一样心志坚定，但却极度自信。他聪明绝顶，在与人相处方面却显得孤傲甚至笨拙。他11岁开始便在瑞士接受教育，视欧洲为第二故乡，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伊朗，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从父亲被迫退位到同盟国占领伊朗，从1945年第一段婚姻失败到1949年几乎死于暗杀，从1953年过山车般的政变（几乎将整个王室摧毁）到1958年和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索拉雅离婚，以上这些林林总总使他在执政早期伤痕累累，甚至倍感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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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巴列维国王在首相的帮助下成功从这些骚乱和暴力动荡中走了出来，并启动了“白色革命”（尽管最终的全民公投支持“白色革命”，但是经济下行却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异见分子死灰复燃）。阿萨多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首相对异见分子采取了及时且强硬的措施，秘密警察对这些人实施了更加严酷和全方位的镇压。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在1953年的改革中提高了石油分成，使得伊朗经济开始增长。70年代伊始，国王加强了对石油生产的控制，并通过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谈判，使其同意将油价（于1973年）提升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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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国王亲身经历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统治期间时刻受制于美英两国的阶段，现在他终于决定打破牢笼，破茧而出。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他在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举行伊朗帝国成立2500周年盛典。这是一场宏大、昂贵且奢华的庆典。大批外国元首或元首代表受邀出席。庆典着重强调伊朗王室与伊朗伊斯兰化之前辉煌荣耀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刻意回避伊斯兰教在伊朗民众心中的种种痕迹。它将伊朗刻画成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文明古国，并在当代重新变得强大而自信。典礼将这一信息表达得淋漓尽致，但也仅限在外国观礼者群体中。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出版了一本书《我对祖国的职责》（Mission for My Country）(2)。在书中，他将自己描述成伊朗人民的君父，将伊朗人民描述为任性且难以控制的，而实际上伊朗人更多是怯懦和保守的。国王写道，他希望伊朗人民能够在他的引领下（沿着西方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政治自治，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至20世纪70年代，国王觉得可以摒弃这一姿态了，社会上也没有再出现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各种言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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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收入暴增，国王接受了许多西方媒体采访。采访中，对于欧洲和美国因油价快速升高所产生的经济阵痛，他鲜有恻隐之心，反而表示这是由他们自身腐化堕落和劳工慵懒所致。父亲遭到罢黜而自己又饱受屈辱，以如此口吻攻击英国给他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独立自由之中，他缄口不提此前一直强调的民主政治。1975年，他创立新政党——伊朗复兴党（Rastakhiz），并废除了之前的两党制。此后，他发表演说，呼吁所有伊朗人民要么加入复兴党，要么就离开伊朗，要么就被视作叛国者。复兴党成员遍布社会各个行业和角落，包括农村、教团和自由市场。相比于民主政治制度，这更像是先前的集权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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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就像国家经济计划和“白色革命”那样，全都是自上而下式的。复兴党不是一个草根阶层组织，所以并不能把人民的普遍关切和需求自下而上地传达给国王，它的建立是为了强化高层官僚意志和镇压异见者。巴列维国王本人并没有融入普通伊朗民众当中，由于害怕再次被暗杀，他远离人民，并在自己周围设立层层安保。他的身边满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只会说国王爱听的话，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在国王面前重复各种政治宣传。国王生活在一个虚幻的泡影中，他坚信自己和子民们存在着一种如古代神话般的联系，但其实这种联系毫无现实基础可言。他建立起强大自信的基础是那样的脆弱和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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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穆罕默德·礼萨是伊朗的末代君主，同时其父名字中也带有“礼萨”字样，为了便于区分，下文中称其为“巴列维国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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