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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四章 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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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霍拉·霍梅尼是谁？他是怎样在伊朗民众中获得巨大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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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年9月出生于位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之间的小镇霍梅恩。他出身于宗教世家，家里几代人都是神职人员，并于19世纪早期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父亲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就与世长辞，母亲在1918年撒手人寰，他因此成为孤儿，并在大家庭的抚养下长大。家人一直把他当教士培养，让他先后在斯尔坦纳巴德（Soltanabad）和库姆接受训练。但从一开始，霍梅尼对宗教学习的兴趣点就与欧莱玛的经典规范格格不入。他对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哲学和诗学展现特殊的兴趣（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宗教人士对于以上学科持怀疑和仇视态度）。他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认识，即强烈认为宗教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反对正统什叶派所持的宗教人士应当自觉远离世俗事务的观点。霍梅尼的这种观点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受教于持异类观点的教士还是他自发产生的，人们对此尚不清楚，也许是二者皆有。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并引起了其他教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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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所推崇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来自13世纪苏菲派思想家伊本·阿拉比）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相信个人能够通过冥想、研习、祈祷等方式去净化灵魂。换言之，人能够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使自己变成“完美的人”（al-Insan al-Kamil），成为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一种体现。这似乎成为霍梅尼个人使命感的一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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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所持观点是他个人走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教士们12世纪在伊朗取得的社会地位（第二章已有论述）。传统意义上，在许多村庄和小乡镇，毛拉是主要的掌权者（也许掌权者还包括一位地主和几位村庄长老）。12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在村庄和乡镇并不直接设立官员与代表。毛拉彼此之间互有联系，也通过个人友谊或在学习培训中发展而来的庇护关系，与主要的什叶派学习中心保持一定联系。但是与学习中心保持联系更重要的途径是效忠于某一位马尔贾（marja）(1)，并向其进献钱财。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在宗教内部形成一种等级制和从属关系，这与欧洲天主教会别无二致。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看成一种侍从关系。普通穆斯林已经习惯于向毛拉寻求建议和法律裁决，在遇到政治危机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依赖教士阶层。一些传统教士并不热衷于在政治事务中发表观点，而其他人，如霍梅尼，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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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势力在伊朗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介入及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使得教团进退两难。教团从来就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不同教士对于西方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多数教士对此持怀疑态度，也有很多表示愤恨不满，一些人则公然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西方的社会和国家观念彻底颠覆了教团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教育领域和法律领域。另外，消息灵通的教士们自然知晓，自法国大革命之后，世俗化的理念已经在欧洲许多地区的社会中对宗教全面蚕食；他们也知道，一些伊朗人对于教团持敌对态度，而视世俗化为典范并持欢迎态度。这些教士也同其他伊朗人民一道，深感西方和伊朗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屈辱。最终，这种仇视情绪深深植根于伊朗底层民众，导致西方势力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异类和伊斯兰教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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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西方对伊朗这种渗透式的影响力？难道教团只能对此坐视不理，任由其蔓延发展？抑或举全教团之力，摒弃曾经的清高自大，同其他政治团体联合起来与西方势力斗争到底？站在20世纪60年代教团的立场看，后一种策略存在一个问题，即其他社会团体或在不同程度上或完全被西式思维方式所侵染，就连巴列维王室和世俗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更别说那些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人了）。无论在立宪革命时期，还是在摩萨台政府最初的几个月里，举足轻重的教士同世俗开化人士结盟，但这种关系却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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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教团同伊朗王室的关系也早已恶化，此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礼萨汗时期尤为明显。1963年，双方关系再次恶化。1953年后，教团总体上支持王室，与传统宗教立场以及宗教领袖阿亚图拉赛义德·侯赛因·布鲁杰迪（Ayatollah Seyyed Hosein Borujerdi）的理念保持一致。但是布鲁杰迪和其他教士强烈反对国王的土地改革方案。1961年布鲁杰迪去世后，宗教等级的最高层一时间出现真空。霍梅尼走到台前，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逐渐被大家接受成为阿亚图拉，但还有一些其他人［例如莫森·哈基姆（Mohsen al-Hakim）和日后身处纳杰夫的阿布·卡西姆·霍伊（Abol Qasem Khoei）］作为马尔贾受到了更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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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杰迪生前，霍梅尼遵守他的命令，并不公开积极参与政治。但是他的去世恰逢土地革命与国王的“白色革命”计划遭到广泛非议之时。霍梅尼对土地革命并不做公开评论，但是对国王的其他政策，例如女性选举权，国王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虽然因此数次入狱，但并没有就此息声，他的批评也没有变得温和。他直截了当的演讲方式让他声誉日隆，以其独特的方式公然发表反对国王的言论，这在当时仿佛无人可出其右。最终，在1964年国王将他驱逐出境。他首先去往土耳其，随后转到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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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日趋成熟。由于反对国王的政策，他干脆直接主张废黜君主制度，呼吁依据伊斯兰法学家的监护（velayat-e faqih）(2)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取而代之。要理解和翻译velayat-e faqih这一专有名词有一定难度。Velayat表示代表制度或者是监护制度，即由于缺乏真正的权威人士，其他人被允许代为行使相关权力。Faqih是某一位宗教法学家，由一名研习过宗教沙里亚法的教士担任。所以velayat-e faqih通常被理解为宗教法学家的监护制度，本质上可理解为教士执政的权利。霍梅尼认为，真正的统治权应归属真主，或者是受到真主指引的隐遁伊玛目。在伊玛目隐遁的年代里，教团，或者是身处教团最顶层的马尔贾应该拥有统治权。原因有三：第一，总得有人来进行统治；第二，人类行为应当由沙里亚法来进行规范；第三，教士由于接受过沙里亚法的训练，是逻辑上唯一合适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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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甚至在1979年之前几乎无人知道。直到当年革命成功之时，他仅有的追随者也只是他早年的学生，例如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Hosein-Ali Montazeri）、穆尔塔扎·穆塔赫里（Morteza Motahhari）和穆罕默德·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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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78年，迫于伊拉克政府的压力，霍梅尼离开伊拉克，转至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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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哪些因素诱发了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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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政变或能够给政治带来些许改变的小型事件，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剧变。革命并不仅仅是替换个别人员，还会改变整个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不仅会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政治纲领，还会改变整个政府体系、意识形态、国家宪法、公共准则；这种改变不会仅持续三到五年就消失，而是会持续几代人甚至影响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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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标准，1979年伊朗革命完全可以比肩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发生如此重要且具有如此规模的事件绝不可能只出于简单的理由。解释革命缘起的复杂性往往会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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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不同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参与了1979年伊朗革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团体在霍梅尼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然而革命成功后，这些团体发生利益纠纷，一些人感觉被新建的伊斯兰共和国背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描绘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整个过程时出现了几个被广泛认可的版本，这些说法各异且彼此相互矛盾。一个较为稳妥的观点是这些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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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国王长期没有给他的子民提供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1953年后，老一辈伊朗人对此已懒于改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伊朗人登上舞台，其中一些深受60年代风靡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学生运动与暴力革命的影响。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团体就是由世俗左派学生组成的，他们甚至比其他团体更激进。其他参与人士还包括老一代左派人士、同情人民党人士、摩萨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仍然追求立宪主义和1906年制定的宪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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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刻意疏远教团，霍梅尼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但其他教士对于国王所倡导的全面西化、世俗改革，对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王室的渊源的强调以及伊朗各个城市蓬勃兴起的西式物质享乐主义等也充满愤恨。和以往一样，与教团紧密结盟的是小商贩和工匠群体，他们对于经济模式的改变十分不满。国内乡村地区开始出现新兴超市和进口食品，导致了经济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他们从传统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推到边缘位置。这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小商贩们的生活被伊朗复兴党完全搅乱。起先，他们以为只要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生意，复兴党政权就会放他们一马，然而复兴党却要一竿子插到底，将改革措施直接指向社会最基层的普通人的生活。在1976—1977年的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飞涨（堪比1905—1906年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大批小商贩因所谓的投机倒把而遭到逮捕。除了小商贩和宗教学生与教团紧密相连之外，还有一个团体同时与宗教支持者和立宪派人士关系密切（即自由运动，虽然规模小，但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两个极端学生群体：其中一个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 Organisation, MKO），它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更加左派激进，即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Fedayan-e Kha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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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革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不满。土地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使得大量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德黑兰寻找工作。伊朗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经历了短暂的上扬后，在1976—1977年开始下滑，在收入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物价和房租却依然逐步走高。有证据显示，伊朗城市贫民在革命初期并未过多参与其中，但到1978年秋，工人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他们的罢工游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和政府的正常运转。经济下行使得所有社会阶层都开始感到不安并越来越多地抨击政府。国王个人统治和单一政党国家的显著弊病就在于一旦情况发生恶化，根本没有替罪羊来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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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革命爆发还有其他因素，一些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比如国王与人民之间渐行渐远，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才是对于他本人统治的主要威胁。但他的判断与事实可谓背道而驰。再有就是国王的病情。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得了白血病，并且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80年流亡期间死于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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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说了这么多，仍然无法完全解释革命为何会发生，因为只有通过叙述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阐明国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权力，以及革命为何变得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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