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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哪些因素诱发了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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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政变或能够给政治带来些许改变的小型事件，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剧变。革命并不仅仅是替换个别人员，还会改变整个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不仅会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政治纲领，还会改变整个政府体系、意识形态、国家宪法、公共准则；这种改变不会仅持续三到五年就消失，而是会持续几代人甚至影响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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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标准，1979年伊朗革命完全可以比肩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发生如此重要且具有如此规模的事件绝不可能只出于简单的理由。解释革命缘起的复杂性往往会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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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不同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参与了1979年伊朗革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团体在霍梅尼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然而革命成功后，这些团体发生利益纠纷，一些人感觉被新建的伊斯兰共和国背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描绘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整个过程时出现了几个被广泛认可的版本，这些说法各异且彼此相互矛盾。一个较为稳妥的观点是这些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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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国王长期没有给他的子民提供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1953年后，老一辈伊朗人对此已懒于改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伊朗人登上舞台，其中一些深受60年代风靡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学生运动与暴力革命的影响。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团体就是由世俗左派学生组成的，他们甚至比其他团体更激进。其他参与人士还包括老一代左派人士、同情人民党人士、摩萨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仍然追求立宪主义和1906年制定的宪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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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刻意疏远教团，霍梅尼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但其他教士对于国王所倡导的全面西化、世俗改革，对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王室的渊源的强调以及伊朗各个城市蓬勃兴起的西式物质享乐主义等也充满愤恨。和以往一样，与教团紧密结盟的是小商贩和工匠群体，他们对于经济模式的改变十分不满。国内乡村地区开始出现新兴超市和进口食品，导致了经济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他们从传统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推到边缘位置。这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小商贩们的生活被伊朗复兴党完全搅乱。起先，他们以为只要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生意，复兴党政权就会放他们一马，然而复兴党却要一竿子插到底，将改革措施直接指向社会最基层的普通人的生活。在1976—1977年的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飞涨（堪比1905—1906年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大批小商贩因所谓的投机倒把而遭到逮捕。除了小商贩和宗教学生与教团紧密相连之外，还有一个团体同时与宗教支持者和立宪派人士关系密切（即自由运动，虽然规模小，但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两个极端学生群体：其中一个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 Organisation, MKO），它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更加左派激进，即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Fedayan-e Kha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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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革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不满。土地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使得大量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德黑兰寻找工作。伊朗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经历了短暂的上扬后，在1976—1977年开始下滑，在收入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物价和房租却依然逐步走高。有证据显示，伊朗城市贫民在革命初期并未过多参与其中，但到1978年秋，工人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他们的罢工游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和政府的正常运转。经济下行使得所有社会阶层都开始感到不安并越来越多地抨击政府。国王个人统治和单一政党国家的显著弊病就在于一旦情况发生恶化，根本没有替罪羊来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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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革命爆发还有其他因素，一些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比如国王与人民之间渐行渐远，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才是对于他本人统治的主要威胁。但他的判断与事实可谓背道而驰。再有就是国王的病情。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得了白血病，并且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80年流亡期间死于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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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说了这么多，仍然无法完全解释革命为何会发生，因为只有通过叙述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阐明国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权力，以及革命为何变得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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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为何这场革命有如此深的反西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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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革命本身而言，各种形形色色的态度与动机慢慢汇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伊朗国内对于过去长久以来西方介入伊朗的深恶痛绝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从19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伊朗领土并对国家百般羞辱，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打破伊朗保持的中立并侵犯其主权。此后，西方于1953年策划的政变使这种对西方的愤怒情绪达到顶峰。然而与之矛盾的是，许多伊朗人却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民怀有一种亲近感甚至是崇敬感。在那个时代及以后，革命者们常说伊朗人的敌意并不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而是完全针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政府。产生这种复杂情绪，部分是缘于一种屈辱的失望感。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颇为失望。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理应成为伊朗的朋友，并一再以朋友自居，但却屡次辜负了伊朗人对他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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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影响较少的更为保守的伊朗人来说，电视媒体和大街上各种扑面而来的西式广告、电影和服装给他们带来的直观感受是令人厌恶的，他们对于这些西方元素给伊朗宗教和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也麻木不仁。许多人因为美国广告媒体的大规模轰炸而感到迷茫，并觉得受到冒犯。当时在伊朗居住着大量外国侨民，尤其是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末期，数量多达约5万）。虽然也有例外，但总体来说伊朗人感觉美国人在当地表现得傲慢自大，且毫不在意当地人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人在自己的国家，特别是首都德黑兰，反而感觉像是外国人。霍梅尼也在1979年的一篇讲话中提道（讲话虽发生在革命之后，但霍梅尼本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革命前的状态），西方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强加到伊朗人民头上只是为了让伊朗人更好地受西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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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渴望自由，渴望我们的青年也得到自由……但是，他们渴望的是怎样的自由？……他们希望赌场自由开放，酒吧自由开放，声色犬马场所自由开放，吸食海洛因者随意吸食，抽鸦片者自在抽吸，这就是他们用来阉割我国青年人的手段，使青年再也无力起来反抗他们……这些伪民主派受到那些想要掠夺我们、使我们的青年麻木不仁的西方列强影响，倡导绝对自由，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应被禁止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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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德黑兰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性的焦虑和怨恨。当时的德黑兰充斥着年轻男性，除一些学生外，还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和外省城市家庭，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勉强度日。他们生活在城市南部，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在那里女性都穿着伊斯兰传统罩袍。但在城市北部，他们却能见到年轻女性独自外出，穿着招摇，尽显西式时尚。这些女性身上同时表现出财富、傲慢和西方的影响。他们还能在广告中和电影院前的宣传板上不时看到女性的形象。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使人馋涎欲滴却又高不可攀，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自身令人绝望的劣等身份。他们没钱结婚，更无力组织家庭，由于成长过程中严苛的宗教影响以及与外来时尚形象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欲望的破灭与社会紧张情绪以及对西方影响的愤恨心态已经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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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随着20世纪6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反越战运动等舶来品言论被不断放大并逐渐成形，特别是在左派学生和青年一代当中。但是，许多在上一代就应该转向左翼的年轻伊朗人在70年代却转向伊斯兰教，并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伊朗人的自我身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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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为何背离西方世俗化发展模式，转向政治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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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拥有尊重学习、教育和智力创造的重要传统，这映射出他们文明中的古老根源。伊朗作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影响力与作为榜样人物的地位，并不能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进行准确翻译。20世纪早期，就像中东其他地方一样，持世俗民族主义观点和立宪态度并且希望按西方模式发展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在政治与伊朗的世界地位等相关辩论中成为意见领袖，诸如艾哈迈德·卡斯拉维（Ahmad Kasravi）、哈桑·塔吉扎德（Hasan Taqizadeh）和穆罕默德·阿里·贾迈勒扎德（Mohammad Ali Jamalzadeh）。至40年代，持此观点的一些人转向共产主义，萨迪克·赫达亚特（Sadegh Hedayat）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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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它引领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态度的再次转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紧密同人民党保持一致和基本支持共产主义观点转向重新强调伊斯兰教义为伊朗国民身份的真实核心（讽刺的是，正如之前的民族主义理念一样，“真实性”这一概念自身就显露出了西方同时期思想家，诸如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等人所产生的影响）。在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脱颖而出：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amad）和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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