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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人为何在1979年11月占领美国大使馆？为何过了很久才释放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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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势力在伊朗境内的其他象征一样，大使馆在革命中曾多次遭到游行示威者的袭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在1978年11月被短暂占领并遭到部分焚毁（1979年11月这一幕再次上演）。美国大使馆于1979年2月遭到短暂占领。所以，当一伙学生于1979年11月4日再次强行闯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挟持了66名美国外交官和海军陆战队员时（另有6人在英国大使帮助下前往加拿大大使馆，并最终逃离伊朗。2012年上映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将此桥段再次呈现，虽然有所偏差），很多人都以为这就是一次短暂的示威活动，学生们会再次很快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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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当时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的行为是霍梅尼集团精心策划且蓄谋已久的行为，意在打击美国，或者弱化其他敌对势力，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虽然这个论断没有直接证据可佐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论断是不可靠的，当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霍梅尼最初认为占领美国大使馆并不重要，并倾向于把学生从使馆撤出。可是不管怎样，霍梅尼在11月5日一早就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并称美国大使馆已经成为“间谍的巢穴”。霍梅尼的其他亲信也发表了类似声明。第二天，曾呼吁释放人质的巴扎尔甘宣布辞职。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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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随着讨论中的新宪法日趋成形，像巴扎尔甘等自由派人士、左派人士以及其他很多支持革命的主流人士［特别是温和派教士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Ayatollah Shariatmadari）］突然意识到新宪法一旦启用，将赋予霍梅尼及其亲信在新共和国中的无上权力，甚至比之前国王享有的权力还要大。在专家会议中，那些支持霍梅尼的人士一直阻止上述人士采取有效行动去反对这部新宪法。但是在新宪法颁布之前还会在伊朗举行一次全民公投。整个10月，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团体似乎即将走向联合，在新宪法公投前采取反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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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卡特政府同意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就医的消息传到伊朗，霍梅尼以此为借口发表系列演讲，攻击美国政府和批评国王，且越来越尖锐。在此之际，巴扎尔甘同他的外交部部长易卜拉欣·雅兹迪（Ebrahim Yazdi）于11月1日前往阿尔及尔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霍梅尼也知晓此事）。双方讨论了改善美伊关系的可行性措施以及重启巴列维国王在过去十年当中一直进行的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系统及其零部件的协议。但是，从伊朗国内角度看，巴列维国王在此时恰巧抵达美国就医显得十分可疑，在当时伊朗国内革命政治的狂热气氛之中，国王的行为被解读成他意图发动旨在终止革命的政变，企图重演1953年的场景。在此背景下，学生们想通过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先发制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美国将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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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支持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举动，霍梅尼成功达到预期目的，即在削弱反对派的同时，再次激化革命。人质事件成为当时的核心议题。任何反对占领大使馆的声音都会被理解成与革命的敌人有关联。那些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反美主义的左派人士支持扣押人质，他们与类似巴扎尔甘那样的自由分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样一来，组成反对新宪法同盟的各种可能性都被彻底粉碎。专家会议关于新宪法的辩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结束。12月初，新宪法以压倒性优势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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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一年后，学生们的宗教导师穆罕默德·穆萨维·霍尼亚（Mohammad Musavi-Khoeniha）在议会中简明扼要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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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事业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击败了自由派企图掌管各项国家机器的行动。我们强迫巴扎尔甘先生内阁辞职。革命之树不断成长，枝繁叶茂。我们向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宣告，我们拥有的武器不仅能够反抗更能够击败无比强大的美国，那个自以为能将伊朗捏在手心里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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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势力已举行过各式的谈判，试图促成释放人质，但是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11月中旬，13名人质被释放，这似乎是向美国传递出的友好信号（被释放者之中包含妇女和非裔美国人，另一名人质后来因患病也被释放）。1980年初，联合国从中调停似乎给人质事件带来一点积极的进展。然而，霍梅尼随后却宣布在5月新议会选出之前，伊朗政府不会对此事作出任何动作。人质事件就此再次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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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受以色列特种部队于1976年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实施的人质救援事件鼓舞）卡特政府决定亲手处理此事并计划采取营救行动。但是行动以失败而告终。救援行动因为几架直升机机械故障而不得不临时终止。在撤离途中，一架直升机同一架C-130加油机相撞，在一团火球中双双焚毁。8名武装人员因此丧生。此次失败的营救行动进一步令美国政府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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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坚持要求将国王送回伊朗，这是释放人质的一大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在不久后就消失了，因为国王于1980年7月27日在埃及去世。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伊朗因扣留人质而造成的国际孤立，在此之前还可能是一种革命的自我放纵，但现在对伊朗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危险的甚至致命的负担。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此之后，伊朗在释放人质谈判中变得更加谨慎。但是此时，人质释放时间却再次被推迟，有人指出此次推迟是因为罗纳德·里根的幕僚在总统竞选时同伊朗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要求伊朗在1981年1月里根入主白宫之前先不要释放人质，以此换取美国向伊朗提供重要武器零部件。虽然并没有证据证实此种说法，但如果这是真的话，这项交易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而又毛骨悚然。然而，最后的52名人质在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成为总统后的几分钟后就被全部释放，而且一批重要的武器部件随后也的确被运抵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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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确信，人质事件是导致他无法连任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来说，人质事件是继越南战争之后最可耻的外交失败，而且它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一直毒害着美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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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称大阿亚图拉，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宗教等级和宗教领袖。只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穆智台希德才有资格出任。他们被视为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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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霍梅尼于1970年做了一系列演讲，并结集成书，该词也就成为书名，一般译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治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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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五章 两伊战争、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战后重建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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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导致了两伊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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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战争（1980—1988）的爆发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例如伊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革命政府为向伊拉克输出1979年革命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但是，战争的爆发却始于伊拉克武装部队在1980年9月率先入侵伊朗。这场侵略的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他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政治层面讲，萨达姆是一个带有强烈逊尼派背景的世俗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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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矛盾，这些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恶化，并一度于70年代中期使两国几乎处于战争的边缘。矛盾的焦点之一是阿拉伯河［Shatt al-Arab,波斯语称阿尔万德河（Arvand Rud）］的界线问题。该河经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流而成并流入波斯湾，其主河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边境线。然而，对于国境线到底是应该划在某一方的河岸处还是中心航道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与关注，直到伊朗和伊拉克相继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蕴藏。石油的发现突然使这条水道对于两国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直接关乎着两国石油出口的运输问题。伊拉克方面希望国境线沿伊朗河岸一侧延伸，这就意味着伊朗只有获得伊拉克的同意才能使用这条水道。伊朗宣称，两国应均分水道，并拥有同等的通行权和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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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冷战给伊拉克和伊朗的纷争涂上了一抹政治色彩。冷战期间，伊拉克得到苏联支持，而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则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巴列维国王为了向伊拉克施压，于1974—1975年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分裂势力提供了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大量援助。伊朗不仅向边境另一侧发动火炮袭击，更是直接派遣士兵越过边境去支持库尔德武装分子。不过事态并没有因此而持续恶化。1975年3月，两国在阿尔及尔达成协议，承诺不再支持对方国内的分裂势力，并同意将两国边境（参照之前其他国家处理类似国境线划分问题的做法）确定为阿拉伯河的中心航道。此种划分方法在国际法中被称为深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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