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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何为伊朗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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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伊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政策开始转向，美国开始向伊朗方面施加更多压力，理由是伊朗方面不肯接受战争停火，所以伊朗应该对战争的绵延不绝负主要责任。但是在初期阶段，美国政策至少在台面下还是相对更灵活些。伊朗协议是里根政府时期的一个秘密协议，其目的是贯彻一些本不应该被贯彻的措施，包括（尽管联合国出台武器禁运令）美国向伊朗方面提供武器弹药和零部件，（尽管美国国会出台禁止法令）给尼加拉瓜的康特拉(1)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支持,（尽管里根政府公然宣称绝不和绑架分子谈判）试图解救在黎巴嫩被绑架的美国人。但要完成以上措施就必须让以色列来扮演中间人角色。以色列将武器运到伊朗，并将伊朗人购买武器的款项转给康特拉。美国向以色列运送武器装备的替代品，而伊朗利用自身影响力来确保被黎巴嫩境内亲伊朗势力所挟持的美国人质得到安全释放［这一系列交易在伊朗方面的核心人员是哈什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这样复杂的操作最终却暴露了。1986年11月，美国与伊朗秘密谈判的一系列细节被刊登在一家黎巴嫩报纸上［消息是被伊朗方面泄露的。一位来自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阵营的名为迈赫迪·哈什米（Mehdi Hashemi）的男子将消息捅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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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门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对里根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但是，此事件对伊朗国内政治也同样危险。与美国勾结（更别提以色列了），在伊朗革命政治氛围中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一些革命政客也因此受到打击（从美国大使馆搜集起来的材料，虽然已经被碎纸机粉碎，却再次被拼接起来加以利用）。当伊朗门被公开后，伊朗政府不得不承认与美国的交易，但却坚持否认与以色列有任何的谈判行为，最终霍梅尼出面阻止了与此事件有关的进一步调查。霍梅尼的个人权威一如既往地战胜了其他方面的一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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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方面，参与伊朗门事件的人非常明白，与伊朗建立战略关系从长远来看符合以色列自身利益。他们自两伊战争伊始就通过康特拉协议向伊朗提供武器，且在此后一直进行持续的供应。以色列—伊朗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81年双方合作炸毁了伊拉克境内的奥斯拉克核反应堆（史称“巴比伦行动”或者“歌剧院行动”）。以色列的政策基于一个判断，即无论伊朗国内对于以色列有什么样的看法，伊拉克对于以色列来说始终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政策直到1996年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才发生变化。更大变化发生于2003年萨达姆倒台以后）。美方在多个场合都公开宣称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目的是希望伊朗尽快释放人质以及改善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以色列尤其希望在霍梅尼死后，两国能与伊朗相对温和的新政权重建工作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美国试图同伊朗政治体系中看起来温和一些的人（尤其是拉夫桑贾尼）保持良好的关系就似乎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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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11月伊朗门事件被彻底公开后，美国国内对于此事件的调查活动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国内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的个人支持率从67%下降到46%。鉴于伊朗人质危机对于卡特总统造成的严重伤害，里根同伊朗的关系对于未来的美国政府而言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站在伊朗角度看，西方各国政府在多边主义论坛上的公开言论和立场绝不能只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也因国际上对于两伊战争所持有的普遍立场而进一步强化）。伊朗国内，因伊朗门事件而受到羞辱和指责的仅仅是那些与泄密有关的人。迈赫迪·哈什米最终被处决，这也最终使得蒙塔泽里——霍梅尼曾经指定的接班人，最终没有走上权力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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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是否赢得了两伊战争？为什么这场战争对于伊朗来说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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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夏之际，联合国就停火和结束战争向伊朗方面施加的压力已经使得伊朗方面不堪重负。在需求锐减的同时，新的石油矿藏在全球范围内投产，从而导致油价跳水，使得伊朗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困难时刻更加步履维艰。伊朗失去了自1982年以来所取得的军事优势，在国际市场也更加难以购买武器军火。但伊拉克却利用从法国、苏联以及其他国家购买的新式战机和其他武器重新装备军队，另一些国家则帮助伊拉克拥有了神经毒气这样的化学武器（许多国家都参与帮助了伊拉克的化学武器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德国、埃及、法国、英国、巴西、印度、新加坡等）。伊拉克的武器采购项目得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南岸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贷款支持。1987年7月，400名伊朗人在麦加朝圣途中死于一场暴乱事件。沙特阿拉伯方面声称这些人死于踩踏，而伊朗方面则认为他们遭遇了机枪扫射。伊朗在波斯湾所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美国海军巡洋舰“文森斯”号于1988年7月3日将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击落（导致290人死亡，其中包含许多儿童）。这一事件其实是由一系列误判和失误造成的，但伊朗方面坚信这是美军故意为之，并结合其他证据得出了美国会将事态随意扩大且决不允许伊朗赢得战争的结论。除此之外，还发生了几起伊拉克利用化学武器伤害平民的事件：1987年6月在萨尔达什特、1988年3月在哈拉布贾，以及1988年7月在边境地区伊朗一侧的几个安置点。在哈拉布贾袭击中的遇难者为生活在边境地区小镇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他们的居住点在不久前刚刚被伊朗军队占领。美国和其他国家基于伊拉克方面提供的情报，在最初时宣称是伊朗方发动了此次袭击。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伊朗高层似乎确认，世界大国将会默许伊拉克将化学武器作为苏式飞毛腿导弹弹头，并对伊朗各大城市进行大规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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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伊朗对战争的总体印象是，他们不仅仅在和伊拉克作战，更是在同全世界作战，他们的敌人将使用任何手段，无论这些手段是多么极端或者多么不人道（甚至不惜违反国际法中的国家条款），然而他们自身掌握的资源却并不足以支撑战争，甚至还在不断减少。作为当时在具体层面直接指挥战斗的首要人物，拉夫桑贾尼在1988年的前几个月数次亲临前线视察。他委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做了一项评估，即伊朗还需要什么才能赢得战争。莫赫森·雷扎伊（Mohsen Rezai）在报告中写道：“五年之内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同时，为了能够重新发动军事进攻，伊朗还需新建350个步兵旅，购买2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300架飞机，同时还需要自行生产激光武器与核武器。此外，需要将正规军扩编1倍，将革命卫队扩编7倍，还必须将美国赶出波斯湾。即便这样，他依然总结道：“我们必须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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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梅尼看到这份报告后，他终于承认必须结束战争。他说，这个决定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喝一杯“金樽毒酒”，但是他把这当作是真主的旨意。鉴于霍梅尼之前对于坚持作战的强硬口吻和他自诩为真主在世间的代言人，他的“毒酒”比喻也许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夸张措辞。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日后也表示霍梅尼在1988年7月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那之后，霍梅尼病重，并于1989年6月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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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最终于1988年7月17日致书联合国秘书长，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即使这样，战争也没有立刻停止。萨达姆希望通过夺取更多领土来增加谈判筹码，虽然这并未成功。全面停火最终于8月20日生效，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双方并未举行和平谈判，也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互相挟持战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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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方面战争伤亡的数字已有很多披露，但近期比较客观的估计显示21.3万人战死，32万人落下了终身残疾（他们当中很多人还长期遭受化学武器后遗症的折磨）。这组数据还间接表明，战争中还有更多的伤员，虽然这些人已经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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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双方都宣布自己赢得了战争，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他们都成功地挫败了对方摧毁自己的企图。伊朗没有将萨达姆赶下台，被迫接受停火。但是对于很多伊朗人来说，伊朗不仅成功抵御了伊拉克人的入侵，还成功抵御了一大批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各种敌对，这足以令伊朗人引以为傲，这种骄傲与对新兴伊斯兰政权的好恶无关。伊朗200年来首次以主权国家的姿态向世界宣示国家独立和捍卫自身的权利，并一直坚持了这一姿态。在评价自1988年以来的伊朗国民态度以及政府行为时，必须牢记两伊战争所带来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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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何时、何故卷入黎巴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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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6月以色列进攻黎巴嫩之前，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在今黎巴嫩的南部地区生活了几个世纪之久。与先前奥斯曼帝国领土内和其他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什叶派群体相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少数族裔，且常常被具有优越感的逊尼派穆斯林和信仰基督教的精英群体鄙视。在1979—1981年期间，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者们重新建立起联系（蒙塔泽里对此十分热心，受他提携的迈赫迪·哈什米也参与其中），在以色列入侵之后，这种联系迅速进一步扩大。基于伊朗革命宪法要求团结其他国家穆斯林兄弟的原则，大批共和国卫队人员被派遣至黎巴嫩，帮助训练年轻的什叶派战士。招募和训练黎巴嫩战士的中心地点在贝卡山谷地区。黎巴嫩什叶派过去感受到的错误所引发的激进主义，以色列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伊朗的影响，共同促成了黎巴嫩真主党于1982—1983年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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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与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境内伊朗人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虽然这其中的细节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该组织在黎巴嫩绑架人质并数次实施恐怖行动，且该组织中的许多人都与伊迈德·穆格尼耶（Imad Mughniyeh）关系密切。穆格尼耶是黎巴嫩什叶派，在1982年之前与许多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穆格尼耶于2008年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遭汽车炸弹暗杀后，被真主党描绘成高级领导人（大量报道宣称此次针对穆格尼耶的暗杀是由摩萨德(2)伙同他人一起策划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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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将武装反对以色列作为建立组织的目的。而对于伊朗来讲，同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关系［同时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保持较浅的关系］已经成为实践其“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革命性承诺的一种手段。这又转而成为伊朗同叙利亚保持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叙利亚方面的合作，没有叙利亚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伊朗也难以对真主党施以现实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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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与伊斯兰世界中所有什叶派穆斯林群体的关系中，他们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当2006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时，伊朗向真主党提供援助则再次印证了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绝不是一种控制关系。伊朗不是主人，真主党也不是奴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绝大多数时候，真主党的行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20世纪90年代，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不顾伊朗方面的压力，拒绝承认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为唯一的马尔贾，而选择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Mohammad Husein Fadlallah，一个拥有黎巴嫩血统的什叶派教士，他在宗教法学层面选择了一条独立路线）。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伊朗人如果想施加影响就必须小心行事，且只能在各方默许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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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针对萨尔曼·鲁西迪的教令有何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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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迪的代表作《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于1988年9月发表，而霍梅尼臭名昭著的声明（按照伊斯兰教的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事实上是一个“hokm”,即宗教判例，而不是一个法特瓦）则晚了一些，发表于1989年2月14日。声明宣布，判处《撒旦诗篇》作者及出版人死刑。一开始，霍梅尼似乎认为这本书及其作者无足轻重，但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以及英国国内爆发抗议此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他确信（或经人说服）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对此抗议活动加以利用，就像他将1979—1981年的人质危机加以政治利用一样。在西方，这条教令遭到了广泛（虽然并不普遍）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严重侵犯了言论自由，并加深了人们对伊朗政权的普遍反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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