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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针对萨尔曼·鲁西迪的教令有何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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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迪的代表作《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于1988年9月发表，而霍梅尼臭名昭著的声明（按照伊斯兰教的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事实上是一个“hokm”,即宗教判例，而不是一个法特瓦）则晚了一些，发表于1989年2月14日。声明宣布，判处《撒旦诗篇》作者及出版人死刑。一开始，霍梅尼似乎认为这本书及其作者无足轻重，但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以及英国国内爆发抗议此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他确信（或经人说服）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对此抗议活动加以利用，就像他将1979—1981年的人质危机加以政治利用一样。在西方，这条教令遭到了广泛（虽然并不普遍）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严重侵犯了言论自由，并加深了人们对伊朗政权的普遍反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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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大部分的中心内容是关于文化放逐，并非亵渎或与伊斯兰教对抗，但是其中包含了一组梦境，在梦境中妓女们采用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的名字。另外，梦境还发掘了一个更加古老的虚构故事，魔鬼企图在《古兰经》中插入含有颠覆性内容的诗句，许多穆斯林感觉受到了严重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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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对《撒旦诗篇》及鲁西迪宣判时，他和他的亲信们都意识到他本人已经来日无多，而且一旦霍梅尼去世，这也意味着新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将面临新的挑战。霍梅尼的重中之重是确保伊斯兰共和国能够按照它创立伊始的样子继续传承下去。对于霍梅尼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伊斯兰共和国的反西方、反自由化特征是它固有的宗教核心原则，也是伊朗独立的重要特征。对霍梅尼来说，伊朗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并不是教令所产生的一种负面作用，而是签发教令的核心目的之一。此外，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霍梅尼个人感觉到强烈的失败感和羞辱感，霍梅尼认为鲁西迪事件是伊朗重申其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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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发出针对鲁西迪的教令的时间节点也非常重要。1989年2月11日是伊朗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伊朗国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这一节点对伊朗政府在过去十年中的执政进行批评，尤其是伊朗在战争中的表现。蒙塔泽里言辞犀利地表示，“全世界都认为我们在伊朗国内的唯一工作就是杀戮”。在此背景下，霍梅尼针对鲁西迪的行动带有强烈的个人特点。他并没有妥协或让步，而是出其不意地进行了坚决猛烈的回击，甚至比之前遭受批评时的回应方式更加极端。这条针对鲁西迪的教令要求伊斯兰政权的追随者们更加忠诚于领袖，削弱了摇摆不定的同情自由主义的人的势力，且使得伊朗在随后几十年里和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最终在1998年，英国和伊朗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一系列声明，伊朗政府承诺不再采取任何威胁鲁西迪生命的行动，同时也不再支持任何人去杀害鲁西迪。尽管自那以后，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和个人表示将继续执行这一追杀鲁西迪的教令，但这场政府间风波在事实层面上已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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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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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朗角度看，鲁西迪事件是伊朗国内事态发展的一角，随着霍梅尼的去世，这些事态发展在一系列的重要方面改变了伊斯兰共和国。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些变化的发生是为了保证伊斯兰共和国永不变质。事实上，霍梅尼在这方面相当成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他死后很久仍能按照刚刚建立时的样子长久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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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斯兰革命党中的左派和右派一直冲突不断。大多数时候，左派在伊朗议会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右派则控制了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宪监会有权在议会获得通过的议案正式成为法律前根据伊斯兰教义对其行使否决权。例如与土地改革和外贸国有化等问题相关的议案虽然在议会获得通过，但遭宪监会否决，最终双方僵持的情景不断上演。这一局面的背后，一方面是左派政客热衷于倡导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提升社会底层穷人的生活水平（这一倡导是受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平这一思想驱使）；而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小商贩阶层支持的保守教士阶层更倾向于依据伊斯兰教法，维护其在社会中的传统特权和财产权。事实上，1979—1981年被反复论证的，关于如何依据伊斯兰教义来掌控经济的问题从未得到真正解决，两伊战争的爆发无非是使这一问题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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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坚持国家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占了上风，但霍梅尼仍尽力维系左派和右派的平衡，时而倾向左派，时而倾向右派。他指定的继承人蒙塔泽里是左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政府总理由精明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ein Mousavi）担任，他同他的内阁成员一道，成功地掌管国家财政政策，使得伊朗得以在战争中平稳发展，他也是左派。但是，伊朗总统阿里·哈梅内伊则更加赞同右派的主张，并同宪监会保持着紧密联系。时任议长拉夫桑贾尼，则尽力避免被划入任何一派，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他更偏右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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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伊斯兰革命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困扰，霍梅尼在1987年6月解散该党，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党争问题。1987年底，霍梅尼介入起初看起来并非十分重要的一次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件，他发表声明，支持国家应拥有管理权。然而，哈梅内伊却做了一个不明智的举动，他发表声明试图解释霍梅尼的真正用意。霍梅尼随后进行了特有的回击，他主张伊斯兰教法绝对监护的新教义，认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其他考量，包括沙里亚法的普通条款，穆斯林进行祈祷、斋戒和去麦加朝圣等相关义务。这是一项重大改变，进一步将什叶派传统价值观和愿望置于残酷政治需要之下，潜在地将巨大权力置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左派人士欢欣鼓舞，但这种欢愉的心情却如昙花一现。1988年2月，一个新的国家机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简称“确委会”）应运而生，其职责是在议会和宪监会之间作出仲裁。1989年4月，霍梅尼身体状况不佳，专家会议召开，并对宪法进行进一步修改，包括废除总理职务，以及允许任命非马尔贾人士担任最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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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蒙塔泽里已经确定彻底失宠，以上做法就变得很有必要。1988年夏，萨达姆发起的最后一波攻势中，人民“圣战”者组织向克尔曼沙赫省发动进攻，萨达姆用了大量坦克和其他各类武器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军队，但此次进攻仍然被伊朗挫败。但是，伊朗国内其支持者们计划发动一场武装起义来支持和配合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外部军事行动。于是，霍梅尼下令处决监狱里那些公开拒绝放弃信仰的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这也可以看出霍梅尼内心的苦涩，他不得不以接受停火的方式来结束战争。类似于随后处理鲁西迪事件那样，霍梅尼可能想用杀戮的方式来检验国民对他的忠诚以及对革命的投入。杀戮从1988年夏末一直持续到初秋，人民党和其他一些政治犯也被杀害。究竟有多少人被杀，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且可信度高的统计数字，估计至少有四五千人之多。这也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认为屠杀令并非出自霍梅尼本人，但是事实凿凿，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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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泽里抗议这场杀戮，随着他的抗议行为在1989年3月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播出，这种抗议的态度在伊朗国内尽人皆知。对于霍梅尼来说，这是一种个人的背叛，他最终决定不再将蒙塔泽里指定为他的继承人。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接替者人选。教团当中具备必要资质的候选人要么根本不可靠，要么不具备政治头脑；而那些靠得住的人又没有必要的宗教资质。最终，必要性、方便性以及国家利益再一次占据了上风，哈梅内伊成了最终的接班人。但是哈梅内伊并不是马尔贾甚至不是阿亚图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伊朗修改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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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6日，在霍梅尼葬礼当天，成百上千的伊朗民众涌向葬礼现场。为了控制民众和护卫霍梅尼的棺材，革命卫队与民众甚至产生冲突。不过，伊朗已经产生了一位新的领袖。6月4日，也就是霍梅尼6月3日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哈梅内伊宣誓就职，成为伊朗新的最高领导人。事情进展得平稳有序，拉夫桑贾尼是完成这一切的核心人物。事实上，这种新的宪政安排并未生效，仿佛也没有任何问题，专家会议在7月8日完成讨论，月底（7月28日）的全民公投通过了这项决定。拉夫桑贾尼在同期举行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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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的个人魅力和知名度在1979年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伊朗革命建立的新政权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进行类比，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的稳定程度与这有着天壤之别。但是霍梅尼的独特作用也为宪法制造了一些问题。他的去世给宪法本身留下了一个漏洞，而这一潜在漏洞自宪法起草时便已经存在。霍梅尼死后，自由化的趋势和西方影响力会不会在伊朗社会死灰复燃？党派斗争会不会破坏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罢免蒙塔泽里，修改宪法，建立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模式的双头政治，甚至是鲁西迪事件，霍梅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风险。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在不停地努力，试图能在自己死后产生持久影响力，但他们的尝试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和他们中的大多数相比，霍梅尼无疑是成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拉夫桑贾尼在适应霍梅尼死后的这些变化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是人们了解他们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有可能一些重要的决定（特别是选择哈梅内伊作为霍梅尼的接班人）至少是源自拉夫桑贾尼的影响力，而不是出自霍梅尼本人意愿。新的资料或许会在未来给出与这些事情相关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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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拉夫桑贾尼于1989—1997年担任总统期间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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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于1989年7月当选伊朗总统，他也是伊朗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在1989年伊朗修改宪法之前，总统职权夹在最高领袖霍梅尼和掌管政府职权的总理之间，并没有实际的重要性。随着总理制度的取消和总理职权被转移给总统，拉夫桑贾尼的总统角色立刻变得重要起来。另外，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初期，其前景看起来并不十分明确，他自身有限的宗教资质只能时刻提醒着他，他的前任是如何伟大与传奇。这又给了拉夫桑贾尼更多自我实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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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任伊始，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的主题就是战后重建。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使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战区重建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而远离前线的城市也被远程导弹和轰炸搞得残破不堪，更换和修缮基础设施、房屋同样也需要大量投资。有人估算战争本身已经消耗了伊朗将近2000亿美元。1988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76年最高水平时的54%。国内充斥着大量来自阿富汗的难民，1991年后又有一批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进入伊朗。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国内难民数量已高达200万之多。联合国估算，在伊朗战区内散布着大约1600万颗地雷，清除这些地雷是一件既耗时又耗力，同时还极其危险的工作（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些地雷依然没有被清除干净）。伊朗国内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大量离开，一起离开的还有大批资金。《德黑兰时报》估算逃离资金总计高达1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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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政府对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和补贴进一步弱化了伊朗准食利者经济中非石油领域的发展。进口原材料变得异常困难，对战争物品的需求改变了资金原本向生产领域流动的走势。拉夫桑贾尼在1989年夏天承认，伊朗的许多工厂生产只达到潜在产能的20%、30%或者40%的水平。伊朗经济深度依赖石油（占到外汇收入的90%），全国雇佣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公共部门工作。通货膨胀率从1986年的18.9%上升到1987年的24%，这一数字在1988年达到25.4%。政府在战争期间鼓励生育，促使出生率从战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以至于1986年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9%，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最高水平。伊朗人口数量从1979年的3800万上升到1990年的6000万（2015年估计已达8000万左右）。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一半的伊朗人口不足20岁，将近三分之一不足10岁。这就导致失业率高涨，官方给出的数字是14%，但是坊间估计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6%，青年失业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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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拉夫桑贾尼就意识到，要修复百孔千疮的国内经济就意味着重新开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分歧。与伊拉克在战争中大肆举债以支持战争的做法不同，伊朗在1988年时基本没有外债。但是，拉夫桑贾尼不顾政治对手的反对，在1989年中期以后就开始大肆举债以进行各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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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的经济政策在早期带来了成功，1990—1991年，伊朗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2.1%，1991—1992年为9.9%，非石油类产品出口和农产品生产都有所增长。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科威特造成石油价格短期上涨，随后油价又迅速回落，从每桶30美元跌至14美元左右。随着进口增加和收入锐减，伊朗外债迅速膨胀（大约300亿美元），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的外汇收入用以支付债务。本国货币同美元外汇比价降低，政府在1993年底施行货币贬值，也没能阻止与美元汇率的进一步降低。货币贬值使得进口和债务偿付成本提高，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通货膨胀，这一数字在1993年高达35%，最高时可能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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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时期的经济困难给他的声誉造成重创。他曾将自己塑造成问题化解高手、实干家、一个务实精明并能解决这个国家症结的人，同时他也暗示其他宗教人士和怀有革命意识形态的人不具备这些能力。这场货币危机给他带来的损害极大，因为几乎没有哪件事能比货币贬值在和平时期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强的屈辱感，毕竟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重要象征。1993年，拉夫桑贾尼再次当选总统，但是支持率明显降低。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必须直面来自右翼议会的更大阻力。他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议会随后介入，使得大部分私有化改革后的企业被控制在各类慈善基金会手中，以另一种形式有效地延续了国家对于企业的掌控。他还努力改善伊朗遭到外界孤立的局面，争取外国投资，但这些努力被伊朗与恐怖组织的联系、鲁西迪事件，以及美国于1996年实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措施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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