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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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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2章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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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明最广为人知的讯息，也许要属它的发现。1924年9月，《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署名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约翰·马歇尔。这篇文章的开头十分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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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极少能够获得像海因里希·谢里曼[1][Heinrich]（Schliemann）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古城，或者奥莱尔·斯坦因[2][Aurel]（Stein）在新疆沙漠[3]中的那种机会，可以偶然间发现一个被世界遗忘已久的文明的遗迹。看上去，此时此刻，在印度河平原上，我们就站在新发现的门槛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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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发现是由诸多重要但并不为人所察的小发现累积产生的，累积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体现哈拉帕的历史重要性的第一条线索来自19世纪20年代。当时，东印度公司的逃兵、后来的探险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化名为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骑着马在旁遮普地区游历。他在自己1842年的旅行记录中回忆道，在一个叫“哈里帕”（Haripah）的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圆丘”，一座“破败的砖砌城堡”，一个“石头高台”上还有建筑遗存，古老的菩提树数不胜数，“它们的年龄诉说着它们是历史悠久的古物”；马森还补充道，“传说肯定了此地层曾有一座城市”，其范围[5]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3科斯[6]”（约等于45千米），最终“毁于统治者的奢侈和罪行”。[7]当时，古希腊人进入次大陆之前的印度历史完全是空白的，连佛陀的时代都无人知晓。马森试图把在当地发现的圆丘以及旁遮普地区的其他类似的圆丘归为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下的据点。但是，虽然他在遗址表层偶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物品，却没有找到任何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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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世纪20年代摩亨佐—达罗的照片，恰好拍摄于印度河文明发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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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一位英军军官同时也是工程师，在旁遮普服役。他对哈拉帕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探访，拉开了日后无数探索和发掘的序幕。自1836年起，人们就开始解读阿育王石柱上的铭刻，到坎宁安造访哈拉帕前已取得了实质解读成果，人们对佛教考古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坎宁安认为自己沿着玄奘法师取经的足迹，而非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展开探索。玄奘法师在公元630年前后从中国出发，经西北印度，抵达恒河河谷中的佛陀之地，其旅程可谓不朽。玄奘法师记录了旁遮普地区一个叫作“钵伐多”或“钵伐多罗”的国家[8]，有四座塔、十二座寺庙和一千个和尚[9]，坎宁安认为这个国家就在哈拉帕[10]。不走运的是，直到他就任考古调查局局长一职第二年，即1872年，他才有机会在哈拉帕进行实地发掘。在调查阶段，新建的印度铁路的承包商从哈拉帕大肆抢掠砖块，打碎后用作从拉合尔到附近的木尔坦的铁轨的道床[11]。坎宁安再次造访哈拉帕时，一些他在1853年见到的大型砖墙（他认为是佛寺的遗址）就这样简单地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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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亚历山大·坎宁安，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第一任局长，1871—1885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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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发现是一枚印章——世界上第一枚刊印的印度河印章。用坎宁安自己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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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拉帕发现的最稀奇的物品是一枚印章，由陆军少校克拉克所有[原文如此]。与它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两个由深棕色碧玉制成的小物件，看上去像国际象棋里的卒子……这枚印章是一块未经抛光的圆润的黑色石头。印章上深深地刻着一头没有背瘤的牛，这头牛看向右侧，脖子下有两颗星星。牛的上方有一行铭文，由六个字母组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文字。它们肯定不是印度字；考虑到这头牛背上没有瘤，我认为这枚印章是域外传入印度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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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坎宁安很快就改变了主意。1877年，他推测，这枚印章上的铭文是用公元前5世纪的一种古印度字体写成的，也就是说比阿育王时期的婆罗米字体和佉卢文字体要早一点。他甚至提供了一个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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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仍不清楚，马尔科姆·乔治·克拉克（Malcolm George Clerk）这位对古希腊钱币感兴趣的军官是怎么发现这枚印章的。在告知坎宁安这枚印章的事情后，克拉克于1892年把这枚印章捐给了大英博物馆。1912年，另两枚从哈拉帕发掘出的印章也被收入大英博物馆。这两枚新印章上的铭文明显使用了相同的文字，一枚上有一只“独角兽”（而不是牛），另一枚上没有动物图像。前者是一位地区军队主管发掘出来的，而后者被一个农民挖出，转手卖给了一位督学——这位督学恰好就是一位业余古文物收藏家，这样的收藏家在当时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并不少见。1912年，这三枚神秘的哈拉帕印章被一同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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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世界上第一枚已知的印度河印章，1875年由亚历山大·坎宁安发表，还附上了现代的线描图。此印章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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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全部。除了哈拉帕，在1924年之前的几十年，莫克兰的苏特卡根—多尔和拉贾斯坦的卡利班甘（Kalibangan）这样远的遗址地也出土了陶器和其他器物，其中有一些被发表在著名刊物上。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把这些零散的发现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物品的使用年代未知，而且看不出任何历史脉络。与那些印章一样，这些发现也沦为区区古玩。当时还没有人疑惑过印度文明到底有多古老：马森、坎宁安，或者坎宁安的继任者马歇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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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在那位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帝国主义思想浓厚的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鼓吹下，马歇尔来到印度就任调查局局长，此前他对次大陆的了解为零。那时马歇尔只有25岁，在克里特岛受过考古训练，是一位传统的考古学家。马歇尔一开始把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克里特岛的希腊文明作为参照，而非比对亚历山大大帝或印度佛教。但是，他很快就完全投身于发展印度的考古事业，并不介意他所在的部门经费有多么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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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科·帕尔波拉看来，1912年出版的关于大英博物馆所藏三枚印章的学术文章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并且“在印度河文明的发现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3]。但是，这或许还不足以让马歇尔立即把哈拉帕的发掘提上日程。1912年，在他的一个助手购得另两枚印章后，马歇尔有先见之明地写道：“未来，哈拉帕遗址的发掘一定会产生最有价值的成果，并打开印度历史上崭新的篇章。”[14]1915—1916年，他授权对哈拉帕进行实验性发掘，但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印度战后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所阻碍。马歇尔的助手最终在1921—1922年对哈拉帕进行了实验性发掘，并于1922—1923年和1923—1924年两次对摩亨佐—达罗进行实验性发掘，其结果果真如马歇尔预期的那样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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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拉帕，达亚·拉姆·萨赫尼（Daya Ram Sahni）向两个圆丘内挖掘了三条浅沟。尽管暴露出的建筑结构很少，但出土了尺寸少见的熟烧砖以及大量有趣的人工制品，例如陶器、小雕像、球、手镯和坩埚，以及两枚保存完好的印章。萨赫尼颇有信心地向马歇尔报告称，这些印章上的文字与大英博物馆印章上的字体“属于同一种尚无人知的婆罗米字体”[15]。而后者立即纠正他：“据我所知，婆罗米字体和哈拉帕印章上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16]即便如此，马歇尔还是在他向考古调查局递交的年度报告中，表现出对哈拉帕考古发掘的极大兴趣，因为萨赫尼的发掘仅仅触及了土丘的浅表层：“还有50英尺[17]深的遗迹亟待发掘，而且很明显，对更低地层的发掘很有可能带来极有价值的发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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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语言信德语中，摩亨佐—达罗是“逝者之丘”[19]的意思。拉赫达斯·班纳吉（Rakhal Das Banerji）第一个意识到，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遗址年代颇为久远。在他之前，调查局的另一位考古学家提婆达多·罗摩克里希纳·班达卡（Devadatta Ramakrishna Bhandarkar）也去过摩亨佐—达罗。班达卡之前在信德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佛塔遗址；1911年，他前往主圆丘，希望能发现类似的宏伟佛塔。但难以解释的是，班达卡未能认出圆丘上已损毁的佛塔，并且根据砖块的大小和形状断言，这个遗址可能只有200年的历史，从而导致马歇尔完全没有意识到摩亨佐—达罗的潜在意义。不过班纳吉很快就辨认出塔内柱基的圆鼓石，并着手发掘佛塔的基座。更重要的是，在佛塔基座下方的沟渠内，他发现了三枚印章，这是哈拉帕以外首次出土此类印章。1923年初，班纳吉详细地告知马歇尔：“他们与坎宁安的哈拉帕印章如出一辙。”[20]（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萨赫尼也发现了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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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4年对摩亨佐—达罗的新一轮发掘中，另一位考古学家马多·萨鲁普·瓦茨（Madho Sarup Vats）在另一个土丘内又发现了七枚印章。这些印章与哈拉帕出土的印章也很相似。在1924年4月写给马歇尔的信中，瓦茨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考古发掘中的其他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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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时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的约翰·马歇尔与妻子、调查局官员和职员于1925年的合影，拍摄于他开始发掘摩亨佐—达罗遗址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