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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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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3章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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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发现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尽管它们很重要，但这两个遗址明显不能定义印度河文明。自20世纪40年代起，数百个印度河定居点被发现或被发掘，它们在年代、大小和复杂度上差别极大。现代行政区划中，一个大国可能有首都、省会、城镇、乡村这样的等级序列，但没有学者能找到合理的印度河定居点等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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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是唯一一个考古时期横跨早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成熟期（公元前2600—前1900年）和晚期（公元前1900—前1700年）文明衰退时期的遗址。摩亨佐—达罗是五个城市中最大的一个，占地面积250公顷；哈拉帕第二，占地150公顷；之后是古吉拉特邦的多拉维腊，占地100公顷，以及哈里亚纳邦的拉基格里（Rakhigarhi），占地80公顷；最后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甘维里瓦拉，尚未发掘，但预计面积在80公顷左右。但是，印巴两国许多产生了重要考古发现的遗址却比这五个小得多，比如卡利班甘（11.5公顷）、洛塔尔（4.8公顷）、苏特卡根—多尔（4.5公顷）和小小的阿拉迪努（Allahdino）（1.4公顷）。城市中有最多的建筑物，这并不令人惊讶；建筑物的种类从拥有围墙和大门的“城堡”，到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再到街道和街道旁排布的有水井、浴室和下水道的普通房屋，多种多样。但即便是小一些的遗址，也往往能发现值得注意的建筑：在卡利班甘和苏特卡根—多尔各发现了一座“城堡”；沿海的洛塔尔有一个以砖块围成的矩形水池，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个造船厂；阿拉迪努没有防卫建筑，但却拥有一间房屋，里面出人意料地有三口直径在60—90厘米的水井。阿拉迪努还出土了一个珠宝储藏罐，可以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媲美；整个印度河地区发现的大型储藏罐一共只有五个，其中之一就是阿拉迪努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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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居点看上去大多有像摩亨佐—达罗一样的防洪平台，哪怕在一些小型定居点，比如卡利班甘和洛塔尔，也有所发现。这种平台由泥砖砌成，靠着一面由烧制砖砌成的墙，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时间才能建造起来。如果我们采用波赛尔的估算，即以一个劳动力一天搬运约1立方米的土为一个基本单位，那么摩亨佐—达罗的防洪平台需要400万个基本单位才能建成。即便是拥有一万名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也需要400天，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如果只有2500名劳动力，那就要差不多四年半。印度河文明中没有出现与埃及法老一样的权威，那么是什么驱动了这些劳动力进行劳作呢？马歇尔在1931年的考古报告中称（虽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防洪平台的存在，因为平台直到1964年才由戴尔斯发现）：“如果这些遗址中体现了什么清楚明白、确凿无疑的信息，那就是这里的人们肯定生活在对洪水永恒的恐惧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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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这些平台和建筑物的砖块数量惊人，它们肯定是在本地生产的。奇怪的是，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任何与印度河城市有关联的制砖遗址。据推测，砖块可能在郊区或乡村生产制造，就像现代的制砖业一样，因为砖窑工作会带来高温、排放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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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泥砖，还是公元前2600年首次用在建筑上的烧制砖，它们的制作工艺水平都很高。马歇尔记述，“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墙壁中，很少能看到次品砖”[2]。但他对砖块的外表并不买账：“没有一块砖经过脱模、削凿或塑形，让人看不出来任何建筑设计上的用意”——只有城市里精心修建的圆形水井所用的楔形砖块除外。[3]遗址中没有发现圆形的砖砌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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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瓦茨以英寸为单位给出了砖块的比例：房屋用砖大小为7厘米×14厘米×28厘米，城市外墙用的砖尺寸更大一些，为10厘米×20厘米×40厘米。[4]这两种砖块高、宽、长的比例都是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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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块尺寸上的统一，是不是源自国家法令或国内通行建筑规范呢？可能不是的，因为虽然梅赫尔格尔的砖块并没有采取这种比例，但这一比例确实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前就存在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特定的尺寸比例是砖石匠人为了建造建筑结构更结实、转角连接更牢固的城墙，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克诺耶评论称：“学者们一开始认为，砖块大小上的一致性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对尺寸和比例的认知结果，这些认知由建筑工人们一代代传下去，并随着专业工匠的迁徙逐渐传播到遥远的群体中去。”[5]但是1∶2∶4这个比例的意义或许远远超过习俗和实践。在房屋中房间的尺寸上，在屋子的规划上，在大型公共建筑上，甚至在摩亨佐—达罗的“堡垒”圆丘的整体规划上，都采用了这个比例。在马歇尔看来，广泛使用这个比例带来的结果是死气沉沉的。他在《摩亨佐—达罗》中关于城市建筑的一章的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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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第一次穿行于摩亨佐—达罗的人都可能觉得，自己身处的遗址是现在兰开夏郡工业城镇的遗址。这种感觉来自周围绵延不绝的裸露的红砖结构，上面没有任何装饰，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体现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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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和比例上的一致性使早期的发掘者相信，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街道规划是网格状或棋盘状的，这种规律出现在古城市中让人大为吃惊。对于主要街道来说，这并没有错，特别是摩亨佐—达罗的下城区，但从细节上看，结果更为复杂。事实上，小一些的街巷并不是笔直的，通常曲折前行，房屋外墙也随着道路以不同的角度重建，但街区大路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笔直的。另外，城市外墙大多是弧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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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建有一座古老的佛教窣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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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第一大道”，摩亨佐—达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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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规则之处，这些城市看上去是有意按照指南针的四个主方向规划的。帕尔波拉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论证，人们可能通过观察特定星星和星座的起落点，确定基本方向。举例来说，昴星团（Pleiades）又称“七姐妹星团”，落在金牛座内，在吠陀历、阿拉伯历和中国阴历中都十分关键，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法文本中；天文学家推测，公元前2240年左右，金牛座恰好在春分点升起。对这一现象的肉眼观测在公元前2720—前1760年内都是准确的，这也与印度河城市的成熟期正相合。[7]印度河文明的建筑者们可以通过昴星团建立起正东—正西方向线，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地基。实际上，这个方法就清楚地记载在一部成书于约公元前700年的吠陀文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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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三座印度河城市遗址中发现了有围墙的“堡垒”：阿拉迪努，巴纳瓦里（Banawali），强胡—达罗（Chanhu-daro），多拉维腊，哈拉帕，卡利班甘，果德迪吉，洛塔尔，摩亨佐—达罗，瑙舍罗，拉基格里，苏尔科塔达（Surkotada）和苏特卡根—多尔。在一些地方，比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堡垒”建在一个圆土丘上；在其他地方，比如多拉维腊和洛塔尔，“堡垒”下并没有圆土堆，只是比定居点其他部分稍稍高出来一些，有墙壁将其与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堡垒”从不会出现在定居点的中心位置：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它位于西部；在多拉维腊，它位于南部；在洛塔尔，它位于东南部。在所有遗址中，都无法明确解读出“堡垒”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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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惠勒长期浸淫于英国境内罗马要塞和城堡，因此他立即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地的圆丘视作防御性堡垒的遗存。他在自传中这样描绘哈拉帕：“这个城市远非无武装的和平圣地；相反，高耸的人造卫城的塔楼和城垛才是它的核心，带有非常明显的封建性质。”对于摩亨佐—达罗，他写道：“与哈拉帕同样的现象立即出现在眼前：一个有差不多大小、方位和相对位置的卫城的遗址，同样遭受洪水侵袭，建成它峭壁一样边缘的也是相似的泥或泥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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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考古学家普遍接受惠勒的观点，认为圆丘上存在被围墙和大门围起来的主要建筑（不过哈拉帕的这些建筑的围墙和大门要比摩亨佐—达罗的更朴素一些）。但他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哈拉帕——或许还有摩亨佐—达罗——遗址中不同的圆丘拥有彼此独立的围墙，这样一来整个城市就由数个围有高墙的居住区组成，而不是被一个单一的、包罗城市所有面积的围墙保护起来。鉴于在城市外统一修建的城墙肯定会更好地保护城市、抵御入侵，因此，这些彼此独立的围墙可能并不是防御措施，也就不可能有惠勒想象中的 “塔楼和城垛”对其进行加固。说实在的，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考古证据能证明这些围墙和大门是为了防御目的建造的。比如，它们缺乏后世历史上城市中发现的城堡的所有典型结构，如护城河，或者克诺耶所说的那种“大门内紧接着入口的急转弯，可以将入侵者暴露给城门上方的守卫”。[9]在克诺耶和许多其他学者看来，印度河城市的高墙和大门应当是为了控制城市与其他定居点间的商贸而建设的，而不是为了与敌人交战。这就能够解释一些现象，比如城门专门设有楼梯或斜坡以及侧室，可能是供守门人起居的；还有哈拉帕E号圆丘，它的南门格外窄（只有2.8米），一次正好只能过一辆货车；再比如城门内部紧挨着城门的一片大型空地，有可能是方便商人和他们的货车停留。在哈拉帕，大部分石制砝码都是在大门通道内发现的，让这种解释更具有可信度；这些砝码有可能用来估算进入城内的货物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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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哈拉帕的考古发现中，有关贸易活动的考古证据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多；摩亨佐—达罗就更少了，明明那里的居民使用的部分器物体现出相当高明的工艺。在哈拉帕确实发现了砖窑和陶瓷生产的遗迹，以及锻造铜或青铜的铺子、金银加工以及制造珠子、加工贝壳和雕刻象牙一类工艺的证据，但是，并没有发现商店或市场这类商业活动设施的清晰证据。在摩亨佐—达罗，早期发掘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报告中提到，那里存在“商业大楼”“商店”“贮存库”“码头”，甚至还有“公共进餐区”，不禁令人满怀希望；但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没有一处描述获得了确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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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考古学家马西莫·维达莱（Massimo Vidale）感叹道：“摩亨佐—达罗工业结构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生产居民日常生活中必需品的一系列产业是稀少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10]这些物品会像砖头那样，不在城市内生产吗？对于制陶和冶炼来说，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对于先进工艺，比如锻造、首饰制造和印章雕刻而言，就相当不可能了。在早期调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地面测量中，都发现了一些小作坊，有的作坊里还发现了一个小炉子，可能用以熔炼和锻造铜。根据哈拉帕的考古发现推测，在摩亨佐—达罗也许也存在着其他尚未发现的作坊。在波赛尔看来，“摩亨佐—达罗的商业活动很丰富，也为上流人士提供了在城市中谋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摩亨佐—达罗的商业活动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明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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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一下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均有发现的、可能用作谷仓的建筑物。20世纪20年代，摩亨佐—达罗“堡垒”里靠近大浴池西南角的部分发现了一个建筑结构，由硬砖头建成的数个长方形小平台组成，每个小平台有一个小房间那么大，高1.5米，四个侧面有一列列竖向的深沟。小平台间有窄通道，彼此垂直相交，通道底部发现了煤渣和木炭。马歇尔承认，这一建筑结构尚未经完全发掘，但依旧将其推定为“hammam”。“Hammam”即热气浴，以热坑提供热气；热坑是一种地下供热系统，通过纵向管道输送热气。但惠勒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对这个建筑进行了调查，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政谷仓：风道网用来烘干大型木制谷仓，这个谷仓由方形的梁柱或立柱支撑，砖制小平台上还留着这些立柱的承槽。他甚至认出了一个外部的装卸平台，供运送进贡的谷物的货车使用。五年后，在他的自传中，惠勒凭借他对克里特和罗马谷仓的了解，以一种十分自信的口吻宣称：“这个建筑结构在周围皇家或市政建筑中有显著地位，是城市的经济中心，与后世的‘国库’起相同作用，记录着这个城市的财富和幸福。”[12]现在，热气浴和谷仓的假设都不再受到追捧。不像在梅赫尔格尔，最初的发掘者们并没有在这个建筑中发现烧焦的谷物或者贮料仓的迹象；也没有发现别处使用过的那种在货物捆扎好后封口用的印章，这种印章在洛塔尔尤其多见。克诺耶评论称：“更适合这个建筑结构的名称应当是‘大会堂’，因为这很明显是一个由木柱支撑的、有很多房间的、空间宽敞的建筑物。”[13]至于惠勒推断的另一个位于哈拉帕的谷仓，与摩亨佐—达罗的这个虽颇为不同，但也因为没有发现谷物或贮料仓的明确证据而不成立。除此之外，哈拉帕的那个“谷仓”附近有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圆形砖制平台，惠勒认为那是舂米用的，臼为木制、杵为砖制[14]，但那些圆形平台其实分属不同时期的不同建筑物，因此与他认为的谷仓基本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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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经修复的哈拉帕圆形砖台，其原本的用途可谓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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