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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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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10章 破译印度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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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字被讽刺地称为“世界上解读最多的文字”。早在1925年，就有学者以苏美尔语言为基础发表了第一份对印度河文字的解读。从那时起，发表出来的“破译”超过100种，其中就包括2000年出版的颇具争议的《印度河文字解密》，我们在第1章提到过，书中将印度河语言确定为吠陀梵文。但是，即便几十年来对印度河文字的理解确实有了一些进展，这些“破译”也没有一个能说服什么人——提出者和少数几个其他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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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文本的数量都存在争议。帕尔波拉认为存在约5000个有铭文的物体，马哈德万认为是2906个，布莱恩·韦尔斯（Bryan Wells）则认为是3835个。文本的数量决定于学者如何评估破碎和缺损的铭文。绝大多数铭文——马哈德万认为有85%——出土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60%的铭文刻在印章上，但这其中的40%是重复的，因此对于可能的“破译者”而言，有用的材料并没有那么多。20世纪90年代，更多铭文出土，但印度河文字语料库（corpus）依旧不够丰富。一个铭文通常简略到令人迷惑：许多铭文只有一个字符，平均而言一行不足四个字符，一个文本中字符也不足五个，最长的一条铭文包含26个字符，分布在一个陶制三棱柱的三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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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字符，许多印章上都同时刻有一个动物的图案，或者一个拟人化的形象（比如“湿婆原型”）。动物图案与伴随的铭文有什么关系，甚至说二者是否有联系，都是完全未知的。一个特定的图案，比如独角兽，可能出现在许多印章上，但铭文并不一样。也有反例，一个相同的铭文出现在两块印章上而伴随的图案不同，这样的情况有四例。甚至还有两枚印章，正反两面铭文相同，但是图案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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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存的印度河铭文数量不多，纪念性铭文和临时性铭文（比如陶片上的涂鸦）都很稀缺，而这两种铭文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世界其他地方都相当普遍，所以有三位学者质疑印度河字符是否真的属于某个书写系统。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史蒂夫·法默、计算语言学家理查德·斯普罗特（Richard Sproat）和印度学家迈克尔·威策尔。在他们看来，这些字符并不能代表某种特定语言的发音：它们只是与语言无关的符号，有可能具有宗教含义。有多个原因让这个理论很难成真，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以下两点：以相同顺序排列的字符组反复出现在不同地方，以及这些字符看上去仅有一个书写方向（后面我们会讲到）。有顺序的字符排列和统一的书写方向是书写系统的普遍特征，而在象征系统或艺术装饰中则正相反，这两点并不是关键因素。此外，通过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联系，印度河文明势必对那里楔形文字的使用方法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印度河铭文数量不多，可能是因为印度河字符属于一个不完全书写系统，仅能表达印度河语言有限的部分，而不像阿卡德楔形文字和英语字母表那样是完整书写系统，是“一套可以传达任何想法的图形符号”。[1]“书写系统”这个定义出自约翰·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89年出版的《可视言语：文字系统多样性的同一性》（Visible Speech：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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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设印度河字符是一个完整书写系统的前提下，几位乐观的学者将其与最近玛雅文字的解读进行了比较。与玛雅文字类似，印度河字符也涉及一套庞大而复杂的、部分图形化的符号集；人们也同样不知道任何独立于本文字之外的地点或统治者的名字（这与埃及象形文字不同，解读者可以借鉴古希腊和古罗马史料）。但正如玛雅学家迈克尔·科（Michael Coe）指出的那样，玛雅文字和印度河字符间又有清晰的不同点。人们对玛雅的数学和历法早有深刻了解，比1952年第一次对玛雅文字取得语言学突破早得多。迈克尔·科称，玛雅铭文“为数众多，通常很长，而且表达的是完整的句子”；现代玛雅语言也很有名：“文化语境丰富而详细，而且很多方面在经历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后幸存了下来。”[2]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玛雅文]有可供参考的双语材料（以西班牙语—玛雅语“字母表”的形式存在）。印度河字符并不具备以上任何一个优点。先不考虑印度河铭文的匮乏度——现存的铭文可能大部分是名字和头衔，学者们对印度河文明的历法体系确确实实一无所知，对数字符号也不确定，只能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对这个语言和这个文明做出猜想，而且没有发现任何算得上是“双语”的文本。最关键的是，印度河文明早在古典玛雅（Classic Maya）文明时期的2500多年前就已经消亡了，这段时间，无论从考古上说还是语言上说，都是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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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字了解的真空由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及离奇的理论（有些还是颇有声誉的学者做出的）填补，将印度河地区与颇为遥远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波赛尔[3]和帕尔波拉[4]分别对这两种途径进行了审视。帕尔波拉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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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河文字联系起来的有：居住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罗罗族（Lolos）抄本，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原始埃兰的算术板；两个世纪前刻在东南印度洋的复活节岛上的意符（ideogram）；伊特鲁里亚[5]陶器上的符号[波赛尔评论道：“简直胡扯！”]；原始印度尼西亚语（Primitive Indonesian）的数字系统；埃及、克里特、赫梯楔形文字；马尔代夫群岛上“佛陀足印”上刻写的迹象符号；以及古代中美洲的[玛雅]图像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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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四种相对严肃认真的说法，每种各由一位颇受尊敬的学者提出。虽然这几个说法几乎都遭到了全面否定，但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告诉我们处理这个困难的问题时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避免什么。需要注意，下文所提到的印度河铭文均应从右向左阅读（我们之后会给出这样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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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解读”发表于1932年，由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提出，他把埃及象形文字的使用方法套用到印度河文字上。尽管他并没有假设印度河文字和埃及语言间存在联系，但他确实提出，假设这些印章归官员所有且上面刻了他们的头衔，某些印度河符号的象形文字（pictographic）特性、它们的变体和句法规则或许会在其埃及模板上有所体现。由此，皮特里将印度河字符解读为头衔名“主管”（在皮特里的术语中是“wakil”[6]），这个字符是目前已知的最常见的印度河符号，常常出现在铭文的末尾。他认为，符号代表经剪枝的树，符号是一个有把手的写字板，是小孩学习用的某种文字板。这样，这个序列的意思（从右向左读）就是“木材书记员的wakil[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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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类似的规律，皮特里认为印度河字符与埃及象形文字中代表“灌溉的土地”的符号十分相似，于是将字符串翻译为“灌溉后的土地的wakil[主管]”。他还记录了另一个常见符号及看上去是其异体的符号：。这些符号常常成双出现：。皮特里认为，这五个异体字符中的第一个（最左边的一个）可能代表“督察”（inspector）或者“地方行政长官”（intendant）一类头衔，两个字符合起来可能表示不同的官阶，比如“分管副督察”或“副局长”；波赛尔戏谑地评价这个对双字符的解释是“天马行空”[7]。实事求是地说，皮特里确实强调了，“这些只是建议，在所有例子中，我所说的‘是’表达的都是‘有可能是’”[8]。这是个非常严肃而正确的警告，可惜并未被太多之后的印度河文字解读者听取。即便皮特里的推测是正确的，也没有办法证实，因为他使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纯直觉的。但他的推测确实有一点益处：让所有人意识到铭文表达的主体可能与官僚体系有关。也就是说，除非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印度河文明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文字的使用上有根本性的区别，否则不会认为印章上的内容只是玄奥的思想而非经济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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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读”由亚述学家詹姆斯·金尼尔·威尔逊（James Kinnier Wilson）提出，他将印度河文明与苏美尔文明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两种文明有同一起源，可能就是在印度，然后分为两支，较小的那支定居在苏美尔，较大的那支定居在印度河谷；那么根据这个理论，苏美尔语和印度河语言应当彼此相关，二者的铭文也因此具有了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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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尼尔·威尔逊的解读受到苏美尔泥板的影响，他认为印度河印章应当与经济有关，并将其称为“会计工作实例”[9]。他将皮特里认为是“督察”的符号直接解读为“鱼”，其变体也象形地解读为“鲤鱼”。鲤鱼是广泛分布于亚洲全境的鱼类，嘴边生有线一样的细须（即鱼的触须）。苏美尔语称鲤鱼为“su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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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找出乌鲁克出土的与鱼的配给量有关的苏美尔泥板，将其与三个不同来源的印度河“鱼”铭文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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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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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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