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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二、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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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丹东面，英属印度的边界二十世纪初期也在山麓下面，但在边界的东段，情况大大不同。在北面，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屈从英国压力和外交摆布的小邦，而是稀稀落落的部落，人口稀少，散居在山峦起伏、丛林密布、六十英里宽的地带。这又是一个无人地带，只有在它的北面不出现别的强国的情况下，这个地带才可以作为边境。否则，对于负责印度防务的人们来说，它会经常是忧虑或是诱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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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六年英国把阿萨姆并入英印帝国版图。阿萨姆最初主要是由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谷组成；河谷北面和南面的一些山地，长期以来都处在英国行政管辖范围之外。那里的地势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部落里的人就是在不采取敌对态度时，也是凛然难犯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发的潮流开始冲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北边的山麓丘陵地带。在茶树园主眼里，平原上面的斜坡可以开辟出新的、广阔的茶园，而木材公司也没有把稠密的森林看作一个障碍，而是把它看作等待开发的丰富资源。政府方面懂得，毫无控制地向山麓丘陵地带进行商业渗透，很快就会引起同那里部落的麻烦。一八七三年，英国人在不到山麓的地方划了一条线，任何人没有通行证或许可证都不准越过。这条“内线”在山下造成一个保护区，等于是一条隔离线，控制着商业活动和其它可以引起麻烦的活动的扩张。内线订得很具体，某些地段还有标界，这不仅是为了防止人们擅入山区，它还起着行政区域界线的作用（内线以外不收税）。然而这并没有被认为是国际边界，国际边界是外线。外线沿不丹南部边界延伸，顺着山麓蜿蜒。这些山都自平原突然隆起，陡削上升直抵西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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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间英国官员偶有进入山区的，但都未深入。唯一深入的探索是在洛希特（Lohit）河谷上端。洛希特河谷一开始就被许多英国人看作是将来通往中国的商路。一八八六年一个英国官员溯洛希特河而上，到了西藏的察隅（Rima）。他回来时，建议沿着他走过的路线修筑一条路遇到西藏边境，作为推销英国商品的途径。但印度政府对之并不热心。根据长期的经验，它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国旗总是跟着贸易走的，而且通过这样荒僻的地带，同可能采取敌对态度的居民做买卖，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护送和讨伐的问题。一旦进入山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就等于走上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英国人写道：如果把高山下面的部落地区兼并过来，“只会使我们接触到更为粗野、更为陌生的部落。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停下，我们会接着踏上亚洲的高原，甚至到了那里也无法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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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部落地区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挡住了在东北部的英国领土，而是有一个明显的缺口：紧靠不丹东部，一块楔形的西藏领土一直插到平原，一位英国官员在一八四四年写道：在这里“英中两大国的政府……有共同的边界；把中国西北省份以及西藏和鞑靼东部的农产品输入英国的领地，这是最近的通道”。这块楔形的土地叫做达旺地区（Tawang Tract），因北面的达旺寺得名，并由达旺寺管辖。居住在这里的部落受西藏文化影响很深，大部信奉佛教。通过这个地方有一条重要商道，英国人就在接近它的南端的乌达古里（Udalguri）设立一年一度的集市以鼓励贸易往来。整个达旺地区纵深六十英里，是属于西藏的。对此英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英国人有时候还确实觉得这个地方受西藏行政管辖倒是个方便。例如，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间英国同不丹标定边界线时，由于西藏官员指令达旺地区的部落头人同英国人合作，英国就能把印-不边界线沿着山麓延伸出去，作为一段他们认为是印藏之间的已标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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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认为俄国正咄咄逼人地向印度推进，因此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头几年中支配着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寇松认为西藏象西北边境一样，已成为“大争夺” [译者注：“大争夺”（The Great Game）是英国作家吉卜林（R.Kipling）的小说《吉姆》（Kim）中的用语。书中的主人翁吉姆为英国谍报人员，专事破坏帝俄入侵印度的阴谋。] 之地；一九O四年荣赫鹏奉命去拉萨时，寇松曾要他提出英国对西藏的要求，结果签订了《拉萨条约》（Lhasa Convention），规定西藏不得让英国以外的任何外国代表或代理人入境，因而保证了西藏将继续处于英国人称之为“孤立的状态”；“直到最近，西藏从来没有表示要摆脱这种状态。因此，它虽然紧靠着我们的边境，我们也能泰然处之”。一九O七年英俄两国签订的协定中，双方共同承担义务不插手西藏，除由中国政府介绍外，皆不得直与西藏实行交涉，“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这样，西藏同阿富汗一样，也变为俄英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缓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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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外交折冲中，在英国看来，中国一直是个被动的、几乎是中立的因素。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一层，并没有引起英国的不安。北京的官员去拉萨取道加尔各答和大吉岭（Darjeeling）比直接经由内陆更为安全和迅速 [注：一九O九年，中国政府提出要派遣一支小部队经由印度前往西藏，英国加以拒绝。] ，这个事实本身象征着中英两国在西藏的力量对比，并使英国感到宽慰。但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即在清朝末年，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急剧地转变，于是英国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英属印度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跟着变了。中国对它的中亚细亚边境地区采取了它自己独特的前进政策，企图把这些地区从控制松弛的保护国变为帝国的行省。中国那时企图把它的军事力量一直扩展到西藏中部，以较为近代化的机构代替那里的古老的政教合一的行政机构，削弱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寺院喇嘛的权力，并且企图沿着印藏边界抵挡英国势力，最后把它顶回去。到一九一O年初，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获得初步成效。中国人在西藏行使着有效的权力。这样一来，英国要在西藏排斥俄国的政策，即便不是毫无道理，至少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印度失去了它的缓冲。伦敦的《晨报》（Morning Post）敲起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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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帝国——它的军事力量将发展到多么大，谁也不能预料——已突然出现在印度东北边境。西北边境问题从长远看，也大有可能再度出现，这对印度帝国的防卫力量造成双重压力……一句话，中国已经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这个事实不容忽视。[注：过了不久，中国的报纸对英国在边境上的意图表示了同样的不安。《四川公报》在一九一二年指出英国“乘我之危，觊觎我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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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印度当局并不需要这种警告。他们对于边界彼方的事态发展一直是敏感的，他们怀着不断增长的忧虑注视着中国迅速恢复自己在西藏的权力。一九一O年五月，中国人占领察隅，要求居民纳税，并下令修筑一条路经过部落地带通向阿萨姆。印度当局对此惊惶地作出了反应。中国人开进部落地带，就会造成对阿萨姆的直接战略威胁，同时这一带并不是西北边境上的那种荒原，而是富饶的英国茶园、煤田和其它英国经济利益的所在地。当时，一个官员写道：如果受到中国的威胁，“你想一想种植园主会发出什么样的呼叫，茶叶价格会上涨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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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派迅速形成。当时在印度和伦敦都有人开始提出：英国应比中国抢先一步，将其在东北部的管辖范围向前推进。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当时还是一个省）的副省督说：“我们只是现在才提出对直到山麓为止的地区应享有宗主权。”他提出一项更积极的巡逻政策，即派些官员到边界以外的山区巡回，并改进通向该地区各主要村落的商道，“只要这些村落是位于我们所承认的边界之内。如果不遭到反对还可以更深入些”。当时即将退休的总督闵多（Minto）勋爵更直截了当地建议延伸外线，把所有部落地区都划进来（必须提到：当时所有这类向前推进的建议都没有涉及达旺地区，他们都承认这一地区无可争辩地是属于西藏/中国；既然这点不能改变，只好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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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规律，对前进政策的热情程度似乎同人们距离边界的远近成反比例：在边境附近的人们是全力支持推进边界的，而那些距离较远、头脑冷静的人们看困难比看有利因素要更为清楚些。[注：这项规律也有个突出的例外，见第二章。] 一九一O年的情况肯定是如此。在新总督哈定勋爵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拒绝前进派的意见，声言印度政府“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开进现在我们还无法控制的部落地区从而承担风险和责任”。哈定指出，如果中国对印度发动进攻，英国就一定会从海上进攻中国，“他因此反对为了推进行政边界而去创造一条战略边界，从而承担风险和花费金钱”。他的结论是，“推进行政边界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在加尔各答（当时是首都）的政府当然比边境附近的官员或者直接负责边境事务的人眼光要远大些。加尔各答也更深切地感觉到伦敦对这种推进行政管辖的反感。经验告诉他们：这种推进总是要花费金钱，甚至流血，最后还会引起议员们提出尴尬的问题，甚至造成政治风暴。关于治理印度的法案内，有一节措词很明确的规定：除了由于“突然的紧急需要”，印度的岁收不许作为供应“边境以外”的军事行动的经费。这就禁止印度政府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冒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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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说加尔各答的政府对政策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但执行的问题还得由下级行政机关决定。就在这些地方，前进派常常自行其是。对于上级指示的解释，对一个军官出发巡逻的命令的措词，甚至有时把出发的时间订在相反的命令还来不及下达的时间——如此等等的回旋余地还是很大的。一九一一年发生了这么一椿事：尽管政府拒绝批准越过外线去进行巡逻，一个名叫诺埃尔·威廉逊（Noel Williamson）的英国官员却越过外线去调查西藏势力达到哪里，在外线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被部落里的人杀害了。虽然威廉逊违令到达了他被杀害的那个地方，但英国对部落不能不予惩处，于是伦敦授权出征。但出征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惩罚， [注：四川的一家中国报纸在谈到英国这一次和另外几次远征时说，“英国假装他们是在对野蛮人杀害英国人进行报复”，但该报怀疑：“这是否是挑起纠纷的一种借口”。该报的这种怀疑是颇有见地的。] 还命令说，要尽量对那个地区进行探索和测量，以便为确定“印度和中国的适当边界”提供“必不可少的知识……使它（指中国）离开我们现在管辖地区越远越好”。哈定勋爵向伦敦解释为什么要改变边境政策时说：“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扩张政策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能置之不理”。他列举了中国在部落地区的动向。他接着说，这些情况已迫使政府重新采取他的前任的建议，即“应该作出努力以便尽速在中国和西藏同部落地区之间求得一条靠得住的战略边界”，并要把这件事作为“我们政策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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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政策那时已被采纳。哈定在阐述这种政策的时候，把闵多的建议接了过来，即必须把外线向北推进，把所有部落地区都包括进去——当然，不包括达旺地区。[注：闵多的建议是：“外部边界应当大体上以叫做达旺地区的西藏领土的这一楔形部分（楔形部分一直伸到乌达古里以北的英国边界处）的东面为起点，沿东北方向到达北纬二十九度、东经九十四度处，然后沿着北纬二十九度到东经九十六度处而行，再往东南到察隅河（Zayul Chu），到尽可能在东面并尽可能靠近察隅的地方，穿过察隅河谷，到达察隅河同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的分水岭处”。] 他认为没有必要标定外线。内线是用以标志英国行政管辖的界限的，可以不受影响。他认为“未来的政策应该是对该地区实行一种松弛的政治控制，目标是以最小限度的干涉保护部落居民免于受到无端的侵略和防止他们侵犯我们自己的或中国的领土。”等英国所满意的新边界定了来以后，英国应该把它的走向正式通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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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和一九一二年间，除了那次为报复威廉逊遇害的讨伐外，还进行了好几次出征，都进入部落地区。一九一一年九月印度陆军参谋部准备了一份给随军测量人员的备忘录，指导他们如何寻找一条战略边界。这份备忘录惘然写道：给东北部找一条象西北部阿尔达线那样的“科学边界”，使英国人控制前沿斜坡和山口，那是已经办不到的了，因为中国人已经有效地占领雅鲁藏布江河谷，并在好几条流入阿萨姆的河源处立住脚。备忘录要测量人员“突出地考虑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建议设立一条从达旺以南几英里的不丹边境上的一点起，沿着山峰向东行的边界。这个建议是要兼并达旺地区以南的部分，但把达旺留给西藏。但是几个月后，军人们改变了主意，建议动一次更为彻底的手术，去“纠正”东北的那一段边界，使之有利于英国。参谋总长（Chief of General Staff）警告说，中国将能通过达旺地区的“危险楔形地带”来施加压力或影响。他的结论是：“纠正这段边界是刻不容缓的”；他提出一条理想的界线，不仅把达旺而且把达旺地区北面属于西藏的一大块土地，包括另一个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Tsona Dzong），都划归印度。政府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位参谋总长的前进主张，但是两年后却采纳了他要把达旺划入印度境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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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一一年起，印度政府就在东北边界处心积虑地向前推进，其目的不仅是把部落地区置于“松弛的政治控制”之下，而且要把大约九十年前英国到达阿萨姆以来就一直承认是中国领土的一块突出部分据为己有。然而，如果这个意图让人知道，那就不仅会促使中国就达旺地区问题提出强烈抗议，而且会导致中国正式宣布对这一部落地带的宗主权，而在此以前中国只不过在地图上标明他们的主张而已。那还会使伦敦政府遭到指责，说它是蓄意破坏印度法案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在“边境以外”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事先得到议会的批准。因此，政府不仅是对进入部落地区和更远的进入西藏的出征讳莫如深，而且当议会里批评政府的人们听到了风声时，还故意把他们岔开。当一个议员指责政府没有得到议会批准而在部落地带来取军事行动时，政府方面就告诉他说，他所谈的地区不在边界以外。而当他拿出官方的英国地图证明它是在边界以外时，政府就反驳说，这些地图“边界”画得不精确。最后又申明：政府“无意于……增加印度政府的管辖地区”，把他哄骗过去。既然内线并未向前推进，这种说法按字面讲也是对的；但是它当然抹煞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外线是要向前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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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间中国在西藏的权力的突然崩溃，不但使哈定勋爵在关于同西藏、新疆的西北边界问题上，转到前进派的思想上来，而且也提供了可以采取步骤消除印度东北边界上的未来威胁的机会。既然英国人对中国活跃在印度边境所包含的危险性感到不安，他们就认定通过一项安排，把中国行使的有效权力从西藏排除掉，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一九O七年的英俄条约已经使西藏成为俄、英帝国之间的缓冲；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平行的安排，使西藏也成为中、英之间的缓冲。为了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英国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在西姆拉召开会议——中国是迫不得已地参加了会议，西藏人当然是欣然参加。印度东北边界的确定，并不是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当时伦敦方面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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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目的是：“西藏虽然名义上仍可保留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应使它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的地位，而且还应该成立一个有效机构，以便把中国和俄国都排挤出去。”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国间在中亚细亚的关系已经变得错综复杂。在阿富汗、蒙古和西藏以及它们周围地区，俄英之间的对抗的利益趋于平衡，造成一种微妙的、小心翼翼的缓和局面。一九O七年英俄条约就是那个平衡的枢纽。这一条约规定英国要同西藏打交道，必须通过中国，也规定英国不得兼并西藏领土。任何直接同西藏政府打交道以取得西藏领土的企图，都是双重违反英国同俄国缔结的条约，因此要那么干就得极其小心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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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把西姆拉会议说成是为了调停中国和西藏关系——当时双方正在打仗。政府在议会里解释说，英国愿意充当“诚实的掮客”。事实上英国代表团自始至终同西藏人密切合作，差不多是互相勾结。伦敦政府后来承认西姆拉谈判之所以失败，“就是也仅仅是因为印度政府企图替西藏取得的好处，超过了中国政府所准备给予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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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中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有过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地点是山区避暑胜地，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注：详细情况见蓝姆《麦文马洪线》两卷集和多萝西·伍德曼《喜马拉雅边疆》。] 英国代表团由亨利·麦克马洪率领。二十年前他是个年轻的上尉，曾伴随杜兰去喀布尔，随后度过两年的艰苦岁月，标定了杜兰线——其间还经历过诸如被恶狼袭击等危险场面。麦克马洪此时已是亨利爵士和印度政府的外事秘书。他这个人个性刚强，就是寇松讲到“边疆派性格”时心里一定想到的那种人。他们在“担负重任的熔炉中和独当一面的铁砧上锻炼成长”。麦克马洪对于创造和标定边界这件事沾沾自喜，认为它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可以得心应手地塑造出多少型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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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公开采取的主要行动是要使中国同意把西藏划分为两个区域，即内藏和外藏，象中俄两国不久前就蒙古问题所商定的那样。承认中国对整个西藏享有宗主权，但中国在外藏将不再享有任何行政权利——那样就可以把它从印度的边境挡回去。中国人不愿接受英国的提议，但也未立即加以拒绝。国家的软弱使中国不得不到会议桌上来。中国的软弱加上英国的——也包括麦克马洪本人的——外交方面的高压手段又把中国拖在那里。中国驻加尔各答的代表兼谍报人员陆兴祺说得很明白：“目前，我们的国家衰弱，对外关系复杂而且困难，财政也是捉襟见肘。然而，西藏对川滇两省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中国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是陈贻范。他是一个文雅、有经验的外交家，曾在伦敦使馆任职多年；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陆兴棋是个关键人物，他自称是中国驻加尔各答的领事兼驻拉萨的长官（英国人对他的这两个身分都不承认）。陆兴棋的情报网是极好的。他有清晰的政治头脑。他向北京提出的意见是始终一贯的：寸步不让。作为一个谍报人员，他的缺点是，所有他送回中国的情报和从西姆拉送给他的消息统统给英国人掌握了。因此，在西姆拉会议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不仅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而且还弄清了英国人手里的牌究竟哪几张是对方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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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竭力抵制把西藏划分成前后藏的主张，他们无疑地看清楚了这种划分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要把整个西藏或者把西藏的大部分从中国分割出去。[注：蒙古就正是这样。一九五O年，中国承认外蒙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然而，他们反对这种主张时是转弯抹角的，不是把焦点集中到实质上，即划分西藏的问题上，而是把焦点集中到英国主张的划分线应该在哪里的问题上。就在这个问题上，会议终于开不下去。一九一四年四月初，麦克马洪诱使陈贻范在会议所讨论的条约草案和附图上草签；但是陈贻范只是根据“草签和签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这样一个清楚的谅解”而草签的。当中国政府获悉后，对之也马上予以否认，并严厉斥责陈贻范未经批准而擅自顺从英方的行为。麦克马洪注意到，从那时起，陈贻范的信心非常动摇。在此之后，英国（在他们同俄国打了招呼之后）对陈贻范被迫草签的条约草案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使被否认的陈贻范的草签所能赋予这个条约的任何有效性（如果说这种草签有什么有效性的话），都完全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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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当时也必定看出，在这件事发生后，再压陈贻范越过政府指示行事，不会有什么作用。七月间，他认定中国不会在条约上签字，就使会议收场。伦敦指示过，如果中国拒绝，就不要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麦克马洪一直是受这个指示约束的。但是他却把伦敦虚声恫吓中国说要签订这样一个英藏条约，理解为伦敦方面在方针上有变化。伦敦重申麦克马洪不能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的指示，并没有及时到达他那里。（因为发电报的那天午饭前，没有一个能批发电报的高级官员留在伦敦外交部里！）麦克马洪因此就着手同西藏代表签订一个联合宣言，声称重新起草过的条约（这次只由他们双方草签）对双方政府都具有约束力。签字的举行陈贻范是知道的——虽然签字时他被支开到隔壁房间去——但是没有告诉他正在签订的是什么，而且这个宣言许多年都没有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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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就在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混乱状态中收场了，本来要开成三方会议的两个参加者公然签订了一个秘密宣言；条约草案的一个文本由三方草签，后来的一个文本由两方草签，还有一张地图由三方草签。所有这一切都为各国的法学家们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而在半世纪后的中印辩论中又反复加以推敲。但是中心的结论仍然十分消楚，而且当时英国政府也承认：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麦克马洪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写道：“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英国一九一五年承认“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举行的谈判垮了”，接着解释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印度政府“过于起劲地为西藏争取最有利条款”。）其次，中国否认西藏享有主权，从而否认西藏享有条约缔结权。中国当时正式地、着重地、一再地声明它决不承认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双边协定。[注：中国代表陈贻范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的会议上作此声明。中国驻伦敦的公使也向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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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双边协定，作为西姆拉会议的秘密副产品，事实上是存在的。一九一四年二、三月间，英国和西藏在德里讨论西藏-阿萨姆边界问题，结果双方同意了一条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中国没有被邀参加，也没有将这次讨论内容通知中国。事实上，在当时以及在以后的二十年中，英国都竭力对英藏换文保持秘密。这些换文，不仅破坏了一九O六年的英中条约（英国在条约中曾“保证不兼并西藏领土”），而且也破坏了一九O七年的英俄条约（英在条约中曾保证“除由中国政府介绍外，皆不得直与西藏实行交涉”）。尽管英国多方防范，中国代表团或者驻加尔各答消息灵通的陆兴棋，多半还是听到了英国同西藏在德里进行秘密讨论的风声。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没有表示确已知情；只有从中国一再声明决不承认英国和西藏间当时或以后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这个事实来推测，他们是了解这种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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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姆拉会议时期，英国对于最有利的边界走向的想法有所改变，他们想把边界逐步向北推移。在一九一三年十月的一个备忘录中，麦克马洪表示英国还得承认西藏占有全部达旺地区。接着在十一月间，他决定边界应通过距达旺东南将近二十英里的色拉（Se La）山口，这就割去了西藏的突出地带的大部分，但达旺寺还留给西藏。到了次年二月间英国又提出进一步要求，结果在麦克马洪的地图上，又把边界线划到达旺以北二十英里的地方。这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位参谋总长提出的要求，然而这样的划法就并吞了大约二千平方英里的西藏领土，并从而砍掉了一向使军人们担忧的达旺地区的“危险楔形地带”。麦克马洪向伦敦解释说，他的目标是要取得一条有战略价值的以分水岭为界的边界线，从而掌握通往西藏的最短商路；而控制达旺寺就可使这条商道不受西藏当局的勒索和压迫。边境谈判的细节无案可查（看来麦克马洪并没有把全部细节向伦敦报告），所以他究竟怎样使西藏同意割让达旺地带，也无法了解。但从以后的事件看来，西藏人当时是认为英国正为他们争取西藏所要求的中藏边界并改变西藏同中国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把达旺当作付给英国的代价——西藏人的理解是：如果英国没有把这桩事搞成，这笔交易就算吹了。但不管怎样，西藏代表因“出让达旺地区”而受到他的政府的“严厉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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