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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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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二 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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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独立革命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革命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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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参见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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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动力。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大陆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俄国完成农奴制改革、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西方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环境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的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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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与中国政治家的分野并不在认识而在于解决问题的道路选择。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对英国殖民经济在印度的恶果也有深刻的认识。早在1944年他就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那些为英国统治最久的印度地方也就是今天最贫穷的地方。实在可以画一种统计图表来表示英国统治时间的久暂与贫穷逐渐增长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35]但在解决印度殖民经济的道路上，尼赫鲁更倾向于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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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革命道路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独立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6]。2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国民党背叛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国际资本，蜕变为代表买办势力的政治派别。国民党政府在国内通过牺牲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7]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路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路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38]，财政赤字持续飙升[39]，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40]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路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路在南亚大陆的另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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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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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况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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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况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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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3年中国部分地区的阶级构成。下表说明在1928～1933年间中国地主、富农、中农普遍减少而贫雇农大幅度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大规模破产的实际情况。（总户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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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况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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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道路的本质是用牺牲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阶级斗争：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作了政治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的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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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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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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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则在晚期口授的日记中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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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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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俄国、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革命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统治，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血腥暴力肢解、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容忍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43]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新政府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51年年底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选。大选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44]这时的印度国家政权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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