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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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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五 原小则鲜[102]：竭泽而渔的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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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着大量私有权而诞生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有力控制和巨量的高额国际利润回流以补偿国内随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私有权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就不会是动力，而是国家发展的包袱。英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是沿着前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及拉美许多国家走的则是后一条发展路线。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03]在前类私有制国家中，私人资本在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社会分化，而这又由海外经济政治的扩张带来的大规模利润回流而得到补偿。[104]在后类像印度这样的私有制国家中，私有资本刺激了国家经济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反哺由此产生的日益分化和萎缩的社会与民族市场。结果只有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从而牺牲民族市场的方式，与前类国家的资本结合并成为前类国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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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中国则是沿着限制，乃至消灭私人资本并由国家控制经济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获得快速和独立自主发展的。在这类国家中，国家通过平均消费的方式，将国民财富不经任何产权分流而直接转为工业化初期急需的“原始积累”。与苏联解体的结果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下，既避免了拉美道路又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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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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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国家和苏联、中国这两类国家发展道路不同而与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印度取得民族革命成功后却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却步不前，除一些宣言式的民主设计外，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又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主导国家经济的私人资本集团。一方面私人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巨大扩张，另一方面日益萎缩的人民购买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在政府巨大财政开支的保护下人民生活守着最低的消费底线，主动的人民购买能力异化为被动的政府采购能力—这就是外国商人进入印度如不经过政府采购便会一无所获的真正原因。这与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快于政府最终消费，日本、西欧等主要国家两种消费大体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106]1960～1980年，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0％下降为69％，而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则从7％增长为10％。[107]1971～1980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5.7％，而同期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9％。[108]1990～2002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368％，而居民最终消费则增长了311％。[109]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贫困人口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印度消费支出也在增长的原因。政府用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包养了数量日益扩大的贫困人口。与私人企业不同，政府主管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地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指标的要求。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有企业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家企业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人企业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印度经济学家鲁达尔•达特和K.P.M.桑达拉姆对国营经济的评价公平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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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私营部门企业的这种财务状况同中央政府企业的相比，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私营部门企业只比公营企业好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私营部门企业只有一个目标“最大利润”，而公营部门企业还必须满足许多目标并受到许多制约，就更是如此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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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2年印度及西方主要国家居民最终消费与政府最终消费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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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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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英国数据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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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见解，对评价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也是有益的。国有企业担负着社会公平的责任，这本身就需要更大的隐形成本支出，因此仅仅用单一和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的经营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有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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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企的所谓“经营不善”，[111]也导致国企天然承担社会公平责任的能力丧失。在印度这样的私有权主导的社会中，这又迫使政府必须为社会公平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这与国企破产率为正比—财政支出并为此对货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在满足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资金的不足又反过来迫使政府被迫实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财政扩张政策。结果政府成了私人资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总代理和庞大的穷人群体的总“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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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财政支出分为经常账户支出和资本账户支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国防、行政支出、有形资产的保养和维修支出、折旧费等纯消费性支出；资本账户下的支出有债务款、贷款的还本付息、更新改造等增值性支出。印度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显示的数据结构表明，印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主要部分还是非资本性支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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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度经济监控中心：《印度的公营企业》，1991年5月。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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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经常支出、资本支出及其占支出总额的比例（单位：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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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1年度、1970～1971年度的数据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册），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页，并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其余资料来源：RBI各项公告；中央政府预算备忘录（RBI银行）。转引自中国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印度财政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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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可见印度中央财政中经常支出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大大超过资本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工业化建设之初就面临巨大的非赢利性的财政支出，这种支出竟占1950～1951年度的66％，而赢利性支出则占33.9％。这巨大的支出多用于消化社会与私有产权间的巨大摩擦并由此成了国家的财政包袱。如果说这只是建国之初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暂时现象，那这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后来的发展中反而有增无减。经常支出从80年代后期占总支出的67％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79％，而同期资本支出则从33％下降到20.8％。这说明政府财政促进国家发展的功能萎缩，政府近成一个入不敷出的赤字消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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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具有资本扩大再生能力的私人大资本企业，却不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而资本扩大能力有限的中小经营者却承担着日益沉重的纳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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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税收（1950～2003）（单位：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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