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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一 世界海权体系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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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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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4]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5]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面对更多的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6]。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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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做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个把世界地理纳入政治体系来看待的学者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他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小于或大于整个地球表面。”[7]紧接着就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麦金德评论马汉的理论说:“这个单一连续的乌黑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8]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9]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中说:“目前由于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任何国家都处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影响到遥远地区的实力关系,所以进行这种分析的地域单位必须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10]当然,在麦金德和马汉之前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这些都是近代市场经济尤其是欧洲的市场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以后留给世界的重要的认识遗产。同期的中国人的眼光还是区域性的,那时我们更多地是从亚洲范围思考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太适应从世界体系思考问题。只是在一百多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眼光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战略思维、世界战略视野等概念这时也更多地进入政府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11]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具划时代的意义。过去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看世界,现在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这个思想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12]。从“三个面向”到“两个大局”,中国人已有了从世界体系看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如果从世界体系的思想提出问题,我们看问题尤其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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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苏联早年国内有事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它们的经济走向世界,有事时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形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现在美国的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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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其中的地缘政治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受到大国政治的关注。大家只要瞥一眼亚洲地图就不难看出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是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中心地带。印度尼西亚地形破碎且地域广大,本身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南边有澳大利亚,北边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其国防成本及远交大国的外交需求也相应增大。所以从它自身考虑,远交近防是其外交的优先选择。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还是马六甲海峡的三个共管国。从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国家不单是受惠国家,而且是必须重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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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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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与谁都是“伙伴”,其结果就是跟谁都不是伙伴。与邻为伴、与邻为善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与谁为伴、与谁为善。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岛,越南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缘政治的优点是海岸线漫长,其脆弱性也是版图狭长。这一特点使柬埔寨成为中国解决中南半岛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统一后的越南也意识到其狭长版图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拿下整个中南半岛,以改变其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亚洲和平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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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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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欧洲地图就会明白这点。在北半球北美、亚洲、欧洲三大板块中,欧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点是从中心即意大利北部开始破碎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3]公元800年,继罗马帝国之后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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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版图破碎并不怕,最怕的是像欧洲那样的对称性破碎。一旦对称性破碎局面形成,这个地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地区被拦腰斩断了。司马光可能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写《资治通鉴》时将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开篇,就在这一年晋国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其后果与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一样,造成中国几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4]的战国形势。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5]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而是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国的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16],而欧洲—尽管他们也出现过法国黎塞留枢机主教(1585~1642)、拿破仑一世和德国腓特烈一世(1122~1190)、腓特烈二世(1712~1786)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强势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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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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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其中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7]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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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呢?其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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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仅丰富而且关键,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路必经之地。其中,马达加斯加、迪戈加西亚和斯里兰卡,是控制印度洋的关键岛屿。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马达加斯加是欧洲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的概念,因为从这里可以经苏伊士运河直接进入欧洲,马达加斯加的地缘政治位势也就相应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对控制西印度洋以及东部非洲沿岸地区有着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迪戈加西亚、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们可以将印度洋中的这些岛屿列入地缘政治的一级位势,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维-拉克沙群岛、索科特拉岛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则居于二级位势,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亚一道锁住了从阿拉伯海经印度洋东入太平洋进入亚洲、西入红海进入欧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锁住了马六甲的西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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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不厌其详的大段介绍,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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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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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长期以来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追述了苏联一位高级官员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员解释说,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长期目标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给欧洲国家在获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难,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影响”。这番话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18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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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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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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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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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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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未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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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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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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