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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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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城市遗址就坐落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这座遗址就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在其北部550千米处，发现了另一处遗址哈拉帕（Harappa）。哈拉帕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旁遮普省拉维河附近。这些城市的布局惊人地相似，都包含三部分：（1）一座下城，但并未发现城墙，街区由几条大道分隔开来；（2）下城西侧有高起的土丘；（3）旧河床旁边有谷仓建筑群和仓库。这些遗址还有待继续挖掘，但综合以上要素，我们仍然可以拼组出这些城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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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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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亨佐—达罗遗址的住宅区（从哈拉帕遗址中挖掘出的住宅区十分稀少）由10米宽的大道区隔开来，这些大道呈南北和东西走向，类似都市的街区。狭窄细长的小巷将这些350米×250米南北走向的街区分隔开，通向紧密相邻却宽敞舒适的民众住宅区。在主街的一侧，可看到毛坯砖墙，少有窗门，然而证据显示砖墙内侧抹过墙。面向主街的砖墙立面很可能曾饰以涂浆、彩绘与木刻。窗户隔板是石头的，也许还有的用的是芦苇、竹子等易朽材料。窗户隔板用来遮挡阳光，同时让空气流通，在低纬度住宅装修中特别受欢迎。在今日南亚的古城民居中依然能够见到摩亨佐—达罗遗址住宅区的布局：无所装饰的建筑外观、窄小的入口、入口旁的守夜人房间，还有通往小房间的内庭，仍是常见的布局。残留的楼梯遗迹显示住宅可能有两层以上。在内室，我们发现有井室、浴室，还有带坐式马桶的厕所，厕所并非当代南亚常见的蹲式马桶。整体来看，印度早期城市对于公共卫生原理有着十分出色的领悟，并有秩序地践行着这一原理，如提供清洁的水源和处理污水。内庭和浴室内的陶制管道砌在了砖墙里，通向街上的地下排水管道。楼上的污水通过嵌进砖墙的排水管道排出。街道上的检查井用砖石覆盖着，有了检查井，城市的垃圾清理人员就可以时常疏通并定期清洁公共排水管道。家庭产生的垃圾可以通过垃圾斜槽倾倒进房子外面的长方形垃圾箱里，城市垃圾清理工则负责清理街道上的垃圾箱。街道上的公井则为大家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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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街道规划、供水工程和污水处理系统平淡无奇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居住在印度河岸旁的人们过着城市生活。他们显然是依照计划施工的，因为设计呈直角交叉的主街布局必须要依靠明确的决策和集体的合作。他们建造的并非是一个个杂乱丛生的村庄，而是一批南亚最早的城市群。从许多方面看，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城市群是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即便消失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亚也没有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们知道，要想居住得舒适又幸福，必须要有不同于小村庄的新型大规模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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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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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北部是哈拉帕遗址，在该遗址发现了两排政府兴建的一模一样的小型双房建筑。从建筑的标准化设计和邻近堡垒的位置可以得知，它们是奴隶或类似奴仆的工匠居住的营房。营房北侧是圆形砖造磨谷平台和12座谷仓遗址。其中一座平台的中央凹槽残留着小麦和大麦，人们可能是用木制捣杵碾压谷物的。木造谷仓建在表面砖造的土台上，土台有三根平行的桁，可以保证良好的空气流通，避免谷物发霉。谷仓不远处是旧河床，这说明国家以税金或贡金的名义向内陆的村落征收谷物，用船只将征收的谷物运送至离河不远的谷仓储存起来。这批谷物用以支付国家雇员的薪水，并为城市供应粮食。必要时，奴隶或工匠会把粮食磨成粉状。这样的谷仓聚落令人不禁想起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宫殿、神庙里的谷仓，它们还有自己的烘焙师、酿酒师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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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亨佐—达罗遗址发现了一座堡垒之中的谷仓（也是某种类型的仓库），面积比12座哈拉帕谷仓加在一起还要大。下城是否也有这样的谷仓，仍有待发掘。27座方形砖造平台，排成矩阵，以通气管道相连，组成木造谷仓的下方基座。穿过一座大楼阶梯，可以来到隆起的土丘和大型谷仓。在下城发现了16座工匠住的棚屋，类似哈拉帕的营房。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些6米×4米的双房棚屋里究竟住的是从事哪些职业的人群，但棚屋的存在进一步证明，这里已经产生了有组织、成编制的劳动力，进而也暗示着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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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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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最壮观、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西侧的高丘。哈拉帕的高丘建筑立于泥土与泥砖平台上，高出地面约10米。沿着平台建有巨大泥质砖墙，底部厚度超过10米，内外平面同时变窄呈锥形，外墙则铺以烧砖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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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间隔处和角落都设有防御工事。大门位于北侧，西侧则设有侧门与露台。内部区域呈平行四边形，约350米×200米，长轴呈南北走向。在摩亨佐—达罗，被发掘出来的类似建筑并不多，但已有的便足以说明它们是相似的类型，相比于哈拉帕，人们对摩亨佐—达罗高丘的建筑群了解更多。除了摩亨佐—达罗堡垒谷仓外，尚有三种建筑：大浴池、“学院”与集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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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池深2.5米，规划的面积约12米×7米，建筑方式相当讲究。浴池周围为砖造，覆以一层防水沥青后，再覆上一层砖；角落设有出水口，并有砖造台阶通往浴池。浴池的三面设有小室，若从宗教的角度解释浴室的功用，则小室可能是隐居室；若从俗世的角度解释，则可能是更衣室。仪式性沐浴和洗去污秽之物，是古代印度教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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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浴池的东北方是“学院”，学院类似于浴池周围的小室，紧邻着一方约10平方米的小院。考古工作者推测这里可能住有僧团，因此得名“学院”。“学院”的南侧有一座约30平方米的大厅，设有每排五柱、共四排的砖造矮墩，类似于稍晚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觐见厅。高丘显然具有多种功能，也许包括用水净化的宗教功能，也许是进行集体表决的市政场所，也许可以充当防御堡垒，当城市受到攻击时，居民可撤退避难。下城区并未发现防御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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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印度河流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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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考古学家费尔瑟维斯（Fairservis）估计，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遗址的下城人口分别约为4.1万和2.35万，它们虽是印度河流域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但绝不是印度河流域仅有的两座城市。目前已知有1000余座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考古学家在娑罗室伐底河（Saraswati）干涸的河床上发现了遗址群，其中最大的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面积几乎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相等。今印度共和国内的哈里亚纳邦的拉吉加希（Rakhigarhi）的面积也几乎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面积相等，而古吉拉特邦的多拉维拉（Dholavira）则面积略小。讲到这里，我们已确认的城市遗址至少有5座，另有许多小镇和多得数不清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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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址分布得如此广泛，着实令人惊讶。遗址由旁遮普的哈拉帕往东，最远可达恒河谷地；由信德的摩亨佐—达罗往南直抵阿拉伯海，并沿着巴基斯坦与印度1300千米的海岸线，向西和向东南延伸，从马克兰海岸（Makran）到卡提阿瓦半岛（Kathiawar Peninsula），再到坎贝湾（Gulf of Cambay）。相距最远的聚落，间隔超过1600千米。夏图盖（Shortugai）是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哈拉帕遗址之一。不同遗址的物质遗迹展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遗址证明，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劳动分工复杂的阶层社会，以收税或征收贡金的名义要求广大内陆地区上交剩余农产品。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形成了一个或多个国家。不过，考古学家对此仍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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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艺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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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农民用宝贵的剩余农产品供养着印度河流域庞大的城市和乡村，然而我们对这些农民和他们的耕作方式却知之甚少。现代印度的农村人口是都市人口的四倍，可以推断当时的农民应该非常多。在信德地区，印度河一次又一次泛滥，不断为表土提供肥沃的养料。此外，与我们今天一样，在当时，灌溉一定十分重要且必要，但我们尚不清楚该地区当时是如何灌溉农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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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大麦（也许是在本地驯化栽种的）及小米（来自非洲），而不是稻米，不过古吉拉特或许种植了稻米。有零星的棉布留存至今。此地自古以来生产棉花，棉花传到地中海当在很久以后了。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近千年后，希罗多德以惊诧的语气写道，信德生长着“羊毛之树”（wool-bearing trees）。家畜主要有驼峰牛（高峰牛与低峰牛）、绵羊、山羊，也许还有骆驼和驴子，但没有马（这里并无野生种）和大象（已在印度河流域绝迹）。根据印度河流域出土的赤陶牛车雕像判断，挂着沉重车轮的牛车应是当时农村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类牛车在今日的信德仍然看得见。这些赤陶小像可能是儿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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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河流域居民使用的工具可以看出，他们虽仍在使用石制工具，但已进入了青铜社会。当然，石制工具随处可见，以黄铜和青铜为材料制作的金属工具（这种金属工具含有少量的锡，用以强化合金）却并不常见，它们的外形也经常仿造石器原型。例如，斧刃为扁平状，没有承槽，必须以皮条固定在握柄上，一如石斧的固定方式。矛尖为叶形，缺乏增厚的中脊，因此很难承受撞击，除非深嵌在矛身的劈裂接口中。常见的铜制箭头带有深深的倒钩却无铤部。其他金属工具有刀、凿、锯及鱼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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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出土的工艺品清单，揭示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工艺品有着相当多样的制作材料：玻璃与别针（铜）、化妆品盒（滑石）、多种材料制作的精美串珠（金、银、铜、彩陶、滑石、半宝石、贝壳及陶）以及雕像（石灰岩、雪花石膏、铜及赤陶）。有些材料当地并不生产，而取材于别处，因此可知，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与远方的波斯（埃兰人）、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以东的印度其他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印章等物件传到了两河流域，那里的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听说这里盛产稀有商品，因此称印度河流域文明为“美路哈”（Meluhha），印度河流域文明即以此名享誉两河流域。伊朗东南部的考古挖掘发现，早期的埃兰城市生产金属矿产、滑石、青金石和雪花石膏等商品，埃兰人可能将商品运往了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并将印度河流域的商品运往西边，扮演着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贸易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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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遗址发现的方形滑石印章，因印刻的文字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品。这些印刻面积略大于2.5平方厘米的印章，一般刻有精美阳纹图像，以高峰公牛最为常见。有些印章上还刻着老虎、大象等动物，虚构的怪兽和少量的人形。印章顶部有一段简短的铭文，但目前尚未破解书写铭文的字母。这套字母有400多种符号，数量极多，因此不可能是单纯的书写字母或发音字母。目前所知，没有一种语言使用超过100种音素。虽然其中多数为象形文字，但是也有一些元素是变音符，也有一些是词尾，另一些则明显是数词。这些印章十之八九用来盖在软泥上以示所有权。铭文都很简短，据推测，大多刻着主人的名字。这套字母系统是什么语言虽然未知，但最有可能是达罗毗荼语的一种，因为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都有小块达罗毗荼语区，但也可能是其他语言。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得以破译，归功于罗塞塔石碑上刻着同一内容的多种语言，而阿育王时期硬币铭文得以释读，也是因为硬币上同时刻着希腊语和古印度俗语（Prakrit）铭文，然而，上述印章并没有刻着类似的双语铭文。但是，因为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其他有了自己文字的民族有着海上贸易往来，尤其是与埃兰人贸易频繁，兴许还与两河流域的民族做生意，所以说不定有朝一日可能会出土刻有双语铭文的文物。显然，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但他们的文字最终灭绝了。有说法认为，这些文字演变成了阿育王时代的婆罗米文，但学界目前尚未认可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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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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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流域的铭文未能破译，这限制了学者对印度河流域宗教的解读。当前学者普遍运用已了解的古代印度教来解读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河流域的某些文化元素必定延续至今，影响并塑造着之后的印度文化。尽管学术界极为推崇这样的解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对此慎之又慎。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印证了一个观点（猜测），即古代印度教的某些特质可能源自文物制作者信仰的宗教，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原型。以下三类出土文物与这个假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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