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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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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是吠陀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收录了1028首颂神的诗歌，分为10卷。收录作品分属不同时期：文献的核心部分由若干古老祭司家族的私密仪礼记录组成，仪礼记录后来单独成一卷；之后加入了敬颂酒神苏摩（Soma）的颂诗；再稍晚，第一卷和最后一卷加入了最富沉思哲理的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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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是一部颂诗集，并非反映社会的篇章，因此想要复原《梨俱吠陀》时代的社会和生活样貌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先来了解雅利安人的神话和宗教，之后再来认识他们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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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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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颂诗主要敬颂的是天（deva），意为“辉曜者”。“天”多与天空有关，与大地和植物开花结果的神话关联性较低。天空之父特尤斯（Dyaus Pitar）的名字与“天”同源，《梨俱吠陀》很少单独赞颂特尤斯，而是将其与地母神关联在一起，这可能是《梨俱吠陀》里间接提到的最古老的创世说。在《梨俱吠陀》中，特尤斯已将主宰宇宙秩序的荣耀让给了伐楼拿（Varuna）。伐楼拿是吠陀诸神中少数具有鲜明伦理道德品格的天神，犯错者无法逃过他的千千法眼。同样，在最后一卷中，伐楼拿的地位被生主（Prajapati，众生之主）取代。生主是造物主，通过自我牺牲，用肢解的身体创造出现象世界。除了这些威严的神祇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体现友谊、和善并守护契约的密多罗（Mitra）；食用祭献并将之传递给众神的火神阿耆尼（Agni）；因一种醉人饮料而得名的酒神苏摩，这种饮料提取自一种致幻植物（部分学者认为是某种蕈类，其他学者则认为是麻黄），后世的一系列重要献祭都会祭献酒神；第一个死去的人——死神阎摩（Yama），统辖聚于天空之父国度的亡者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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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来说，尽管上述诸神祇很重要，但因陀罗才是雅利安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模范武士。他挥舞着雷电，杀死恶魔弗栗多（Vritra），释放受阻的生命之水，使其流淌无碍。他身为众神之首，率众神迎击魔神阿修罗（Asura）。他也代表雅利安的追随者摧毁敌人的高墙壁垒。其他诗篇提到，他过度饮用苏摩后就会陶醉狂欢。因陀罗是吠陀时代的武士，他可以长生不死，每次战胜敌人后，在英雄式的狂饮较量中，只有酒神苏摩的酒量能超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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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众神与天空、太阳和天气密切相关，虽然也有几位重要的女神，但男性诸神占多数，其中最知名的女神有地母神、黎明女神（Ushas）、语言神波耆（Vach）。然而，后世印度教中的两大重要神祇湿婆与毗湿奴（Vishnu），却极少出现在吠陀众神中。暴风神楼陀罗（Rudra）性格暴烈，只能安抚而不能向其祈求恩泽，后世印度人观念里的湿婆其实融合了暴风神楼陀罗和其他思想元素。在吠陀经典中，毗湿奴是一名侏儒，踏出三大步，即为众神赢取了大地、空气和天空，并将恶魔驱赶到了地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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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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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毗湿奴为众神赢得的三层宇宙之外，是秩序领域，由众神之神伐楼拿掌管。宇宙秩序的观念类似自然法中的科学概念，但宇宙秩序不仅有物理内涵，还有道德指涉。偏离古老的习俗和惯例，如同脱离宇宙秩序，将招致混乱。宇宙秩序一旦建立就时常需要通过献祭重建，重现生主原初的创造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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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不像印度河流域的人们那样建造了神庙或为神塑像。他们信奉献祭，神圣之火是他们信仰的核心。神圣之火可以是家里点燃的灶火，也可以是在户外专门燃起的火堆，火堆四周形成了一个圣圈，圈里是神圣领域，最好有几个临时搭起的小棚屋，而圈外则是世俗世界。这一时期并没有后世印度教建造的寺庙。众神存在于无形之中，坐在人们为他们铺撒的干草上，火神吞入人们奉献给众神的奶油、牛奶、水果、谷物和肉类，将之转化为众神可以消化的细食，传给众神食用，这一切都是在无形的存在中进行的。此外，活着的人也需要通过献祭来供奉祖先。在《梨俱吠陀》时代，更加繁复的祭祀仪式多则需要四名祭司来协助；继而，随着祭祀仪式愈趋讲究，主祭人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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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素的层面，献祭者祈求生前获得世俗利益，诸如长寿、多子多孙、财源滚滚、闻达士林以及宰制仇敌；死后进入先祖的世界，与阎摩共餐。在哲学层面，宇宙秩序自身通过献祭持续重建，由此避免混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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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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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中人们的职业主要是牧民与农夫。马队每日引领太阳战车横跨天空，如同他们引领雅利安人的战车在战场上杀敌一样。对于一辆畜力驱动的双轮战车来说，车轭更适合套在宽肩的公牛身上，因为马匹的颈项太细，套上车轭后容易窒息；不过，相比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牛车的沉重实轮来说，雅利安人马车的轻质轮辐无疑是明显的进步。骑马出行仅限于下层社会，或是急需逃跑的人。和他们信奉的神祇一样，吠陀时代的贵族主要驾驶双轮战车。当骑兵取代双轮战车成为印度的精锐部队时，稍后出现的印度教里的众神也有了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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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是主要的财富象征，为军队提供畜力，为人们提供肉类和奶品，因而备受珍视。战争的一个同义词是“渴望牛群”（gavishti），盗牛更是《梨俱吠陀》里部落间发生冲突的肇因。牛是吠陀时代的祭品之一，吠陀部落的人依习俗烤牛待客以示尊敬。牛在当时是贵重而神圣的动物，但印度教徒禁食牛肉则是后来的事情了。除了牛之外，驯化的家畜还有山羊、绵羊和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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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提到了木工和纺织，还提到当时已使用黄铜和青铜，可能还有早期的铁和金银。屋舍可能很小，建筑材料也不经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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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里描绘的平民生活图景，与印度河流域的城镇截然不同。他们是尚武好战的流浪部落，当战士未忙着偷盗其他部落的牛羊或对抗敌人的高墙壁垒时，就照顾自己部落的牲口。他们称原居民为达休或达萨（Dasa），这两个词很快成为“奴隶”的同义词。虽然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经常迁徙流浪，但不能将其视为古典时期中亚游牧民族一类。他们并非真正的游牧民族，在放牧的同时，他们也进行农耕；而农耕与游牧其实是不相容的。他们栽种大麦或小麦（稍晚也种植稻米），可能使用木犁耕地，之后改进了木犁，加装了铁犁头。北印度的T型尖端木犁一直沿用了数千年之久。虽然尚不清楚印度河流域的人们使用的是何种工具，但是在吠陀时代，相比于史前印度使用石锄进行精耕细作，T型尖端木犁确实是一个显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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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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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中的雅利安人究竟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语言梵语在其他相关语言中的地位。梵语及其衍生语言，即北印度的现代语言（印地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等）统一被称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印度—雅利安语支在结构上最接近伊朗语支，二者共同构成了更大的印度—伊朗语族。印度—伊朗语族是印欧语系的九族之一。九族中的六族位于欧洲（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意大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两族位于中亚（亚美尼亚语、已灭绝的吐火罗语），还有一族位于伊朗和南亚（印度—伊朗语族拥有两个语支：伊朗语支和印度—雅利安语支）。已灭绝的赫梯语也应包括在内，它通行于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十分接近印欧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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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印欧语系这个大型语系里，不同分支间差异很大。然而，比较各分支的发音系统、词汇和语法结构却发现，它们呈现出有体系的比照，因此，我们理应假设它们都衍生自某种已经灭绝的亲族语言，可称其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原始印欧语衍生出的子语逐渐分化，分布于不同的地域。在这些变迁之中，印度—伊朗语族又进一步分成两支：一支在伊朗生根，另一支则迁徙至北印度。在说印度—雅利安语的族群进入印度次大陆后不久，居住在印度河上游的雅利安人便创作了《梨俱吠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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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会自己发声，而是由人说出来的。社会组织由人组成，人们拥有某些共同符号和价值——宗教、神话和法律，由此建构出独特的文化。若我们假设原始印欧语存在，那么可推知存在一个说原始印欧语的原始印欧社会与文化（这绝不是说他们与印欧人和雅利安人是一个人种）。使用原始印欧语的部落分裂、迁徙到不同的区域，各自独立，并与其他非印欧语系的人群、社会和文化互动，演化出了独立的子语、社会和文化。其中之一即为印度—雅利安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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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印欧社会与文化可以通过比照子语间的词汇、宗教、神话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重构。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主要是放牛牧马的牧民。他们采用轻轴轮和马匹，改良了上古近东地区的实轮驴车。虽然交通工具的改良便利了出行，但他们并非真正的游牧民族。真正的游牧民族后来活跃在中亚，如说伊朗语的斯基泰人就过着游牧生活。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从事某种程度的农耕，半定居在草木屋舍而非帐篷里；这些显示出他们过着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而非持续性、季节性地迁移。他们饮用蜂蜜酒（发酵的蜂蜜），使用石制、铜制工具，熟悉制陶、纺织和木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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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印欧语部落由数个父系家庭构成，儿孙、未婚女儿、妻子，或许还有仆役，都受权威家长的管理。宗教生活主要是向家里的圣火献祭食物，供奉父系家族的已逝先祖。对“天”（拉丁文deus，希腊语theos，梵语deva）也进行类似的献祭，这些天神多半与天空、太阳和天气有关，天空之父（拉丁文Jupiter，希腊文Zeus Pater，梵语Dyaus Pitar）即是如此，他与地母的有性结合创造出世界。晨曦女神是另外一位原始印欧女神，同时也是其中少数我们有把握复原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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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比较语言学家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比较了早期印欧语系里的神话，他认为原始印欧语的使用者将众神与社会抽象为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形成了有机联系，按照等级排序：圣礼、军事和经济。他相信，仍可在罗马三神——朱庇特（Jupiter）、马尔斯（Mars）及奎里纳斯（Quirinus）中找到三种功能的痕迹，也可以在印度的密多罗、伐楼拿、因陀罗和双马童（Nasatyas）中找到痕迹，这些神分别对应着上述三种功能。可以确定的是，印度—雅利安人将祭司、武士和平民三个阶级的概念一并带入了印度，并与他们的伊朗“近亲”分享这一分层观念。若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事实上有了三重观念体系，那么就意味着部落内部组织已经存在某种功能性分工和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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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于公元前3000年传播到了西亚文明诸中心的北部。南俄草原发掘出了葬有骨骸的坟丘，经驯化的绵羊、牛群及马匹遗骸，战车、土制牛车模型，楔形、骨制及铜制工具，这足以表明印欧人的家园在南俄，这些遗迹和出土文物与语言学上重构的原始印欧社会有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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