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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17065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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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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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中的雅利安人究竟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语言梵语在其他相关语言中的地位。梵语及其衍生语言，即北印度的现代语言（印地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等）统一被称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印度—雅利安语支在结构上最接近伊朗语支，二者共同构成了更大的印度—伊朗语族。印度—伊朗语族是印欧语系的九族之一。九族中的六族位于欧洲（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意大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两族位于中亚（亚美尼亚语、已灭绝的吐火罗语），还有一族位于伊朗和南亚（印度—伊朗语族拥有两个语支：伊朗语支和印度—雅利安语支）。已灭绝的赫梯语也应包括在内，它通行于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十分接近印欧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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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印欧语系这个大型语系里，不同分支间差异很大。然而，比较各分支的发音系统、词汇和语法结构却发现，它们呈现出有体系的比照，因此，我们理应假设它们都衍生自某种已经灭绝的亲族语言，可称其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原始印欧语衍生出的子语逐渐分化，分布于不同的地域。在这些变迁之中，印度—伊朗语族又进一步分成两支：一支在伊朗生根，另一支则迁徙至北印度。在说印度—雅利安语的族群进入印度次大陆后不久，居住在印度河上游的雅利安人便创作了《梨俱吠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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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会自己发声，而是由人说出来的。社会组织由人组成，人们拥有某些共同符号和价值——宗教、神话和法律，由此建构出独特的文化。若我们假设原始印欧语存在，那么可推知存在一个说原始印欧语的原始印欧社会与文化（这绝不是说他们与印欧人和雅利安人是一个人种）。使用原始印欧语的部落分裂、迁徙到不同的区域，各自独立，并与其他非印欧语系的人群、社会和文化互动，演化出了独立的子语、社会和文化。其中之一即为印度—雅利安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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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印欧社会与文化可以通过比照子语间的词汇、宗教、神话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重构。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主要是放牛牧马的牧民。他们采用轻轴轮和马匹，改良了上古近东地区的实轮驴车。虽然交通工具的改良便利了出行，但他们并非真正的游牧民族。真正的游牧民族后来活跃在中亚，如说伊朗语的斯基泰人就过着游牧生活。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从事某种程度的农耕，半定居在草木屋舍而非帐篷里；这些显示出他们过着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而非持续性、季节性地迁移。他们饮用蜂蜜酒（发酵的蜂蜜），使用石制、铜制工具，熟悉制陶、纺织和木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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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印欧语部落由数个父系家庭构成，儿孙、未婚女儿、妻子，或许还有仆役，都受权威家长的管理。宗教生活主要是向家里的圣火献祭食物，供奉父系家族的已逝先祖。对“天”（拉丁文deus，希腊语theos，梵语deva）也进行类似的献祭，这些天神多半与天空、太阳和天气有关，天空之父（拉丁文Jupiter，希腊文Zeus Pater，梵语Dyaus Pitar）即是如此，他与地母的有性结合创造出世界。晨曦女神是另外一位原始印欧女神，同时也是其中少数我们有把握复原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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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比较语言学家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比较了早期印欧语系里的神话，他认为原始印欧语的使用者将众神与社会抽象为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形成了有机联系，按照等级排序：圣礼、军事和经济。他相信，仍可在罗马三神——朱庇特（Jupiter）、马尔斯（Mars）及奎里纳斯（Quirinus）中找到三种功能的痕迹，也可以在印度的密多罗、伐楼拿、因陀罗和双马童（Nasatyas）中找到痕迹，这些神分别对应着上述三种功能。可以确定的是，印度—雅利安人将祭司、武士和平民三个阶级的概念一并带入了印度，并与他们的伊朗“近亲”分享这一分层观念。若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事实上有了三重观念体系，那么就意味着部落内部组织已经存在某种功能性分工和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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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于公元前3000年传播到了西亚文明诸中心的北部。南俄草原发掘出了葬有骨骸的坟丘，经驯化的绵羊、牛群及马匹遗骸，战车、土制牛车模型，楔形、骨制及铜制工具，这足以表明印欧人的家园在南俄，这些遗迹和出土文物与语言学上重构的原始印欧社会有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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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说明印欧语系存在的一批文献来自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公元前2000年初，最早在西亚的土地上活跃的是赫梯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有影响力的帝国，说着印欧语或是非常相近的语言。在公元前20世纪漫长进程中，巴比伦王国北部山区的族群入侵了汉谟拉比王朝，入侵者中也许有说印欧语的。我们发现，自公元前16世纪初期以来，控制巴比伦的加喜特国王的名字有部分是印欧人名。公元前15至公元前14世纪，两河流域上游的小王国米坦尼（Mitanni）留下了一批文献，从文献里神祇和国王的名字可以看出，虽然米坦尼王国的平民不使用印欧语，但统治精英使用的语言含有印欧语元素。另外，一份有趣的文献记录了驯马师奇库利（Kikkuli）训练战马耐力时使用的技术名词，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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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小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宗教和语言方面，米坦尼的统治精英与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有紧密的联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尚不确定。首先，米坦尼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信奉的宗教更加接近印度—雅利安人的语言和宗教，而非伊朗人最早的语言和宗教。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早的伊朗文献有两类，一类是阿契美尼德诸王的古波斯语铭文（前6—前4世纪），一类是《波斯古经》（Avesta）中赞颂伊朗的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或称查拉图斯特拉，约前7—前 6世纪）的颂诗，这两类文献都不及《梨俱吠陀》古老，因此，我们并不了解伊朗语最初的形式，也不能精确地知晓琐罗亚斯德进行宗教改革前伊朗宗教的原貌。如此一说，上述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波斯古经》使用的语言与《梨俱吠陀》使用的语言，只在少量语音转化上有所区别而已。例如，第一章我们提到，伊朗语将s弱化为h，因此，梵语中的Sindhu（河流、印度河）转化为伊朗语中的Hindush（指印度河流域及其居民），继而有了英语世界从希腊语承袭的Hindu、Indus和India。这样鲜明的转变在米坦尼文献中并未出现，说明此时伊朗语与印度—雅利安语尚未剥离，伊朗语将s弱化为h是之后发生的。此外，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观有别于《梨俱吠陀》的宗教观，而后者已与史前印度—伊朗的宗教有所不同，琐罗亚斯德教虽然保留了献祭、火和祭司（zaotar，梵语为hotar），却改革了印度—伊朗古老的天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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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最高的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等同于吠陀神祇伐楼拿；而在吠陀教中，伐楼拿的别称是阿修罗，指一群敌视天神的恶魔。另一方面，因陀罗—弗栗多罕（屠龙者）被印度—伊朗语部落奉为英雄，却在琐罗亚斯德教中被贬称为恶魔韦雷斯拉格纳，不过，印度人和米坦尼人都对因陀罗—弗栗多罕保留着原有的崇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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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米坦尼王国留下的文献形成年代在伊朗语发生典型音变之前，也就是在伊朗语与印度—雅利安语剥离之前，不过并不能肯定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米坦尼王国存在期间，印度—伊朗人从印度—雅利安族群中分离出来，穿越整个伊朗高原，迁移到创作《梨俱吠陀》的印度河上游。因此，可将印度—雅利安语使用者进入印度和《梨俱吠陀》的创作时间，合理定在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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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170659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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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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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文明源自西亚和中亚，并在印度发扬光大。相比于这时已然消亡的印度河城市，吠陀文明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更加简朴、有更多乡村特色乃至部落特色的文明，但它对印度次大陆的渗透性更强，在北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都有属于它的语言，它对整个印度次大陆地区的宗教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吸收融合着印度河流域文明残留的文化，自身也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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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部落逐渐由《梨俱吠陀》之乡旁遮普向东扩散，在此期间，他们与印度的原有居民（其中必定有印度河城市居民的后裔）争战不断，部落内部也争斗不休。俱卢（Kuru）与般阇罗（Panchala）两大部落的祭司与王子们，被公认为正统言行的典范，两大部落的领地位于印度河与恒河谷地中间的德里，这里随后成为吠陀和婆罗门教的“中间国家”（Middle Country）。雅利安部落沿恒河持续向东扩散，公元前5世纪前到达孟加拉地区，雅利安其他部落则由恒河中游向西南扩散，也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抵达古吉拉特的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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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雅利安部落覆盖整个北印度后，其宗教生活的核心——献祭的规模也在扩大，仪式也更加复杂，由此产生了大批有关仪礼的系统文献。这批文献统称“吠陀”。如我们所见，《梨俱吠陀》是吠陀文献中最古老的经典，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本“本集”（samhita），一本颂赞众神的赞美诗集，由召请神的启请祭司（hotar)唱诵。自印度—伊朗语时期，赞美诗就一直由祭司唱诵。祭司的职能不断丰富，随之产生了新的本集：《耶柔吠陀》（Yajur Veda Samhita）是有关如何举行献祭的本集，供祭司（adhvaryu）使用；《娑摩吠陀》（Sama Veda Samhita）是祭祀时唱诵的歌词，由歌咏祭司（udgatar）唱诵；第四部《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形成最晚，与前三部内容迥异，收录了驱灾除病的咒语、爱情符咒和哲学沉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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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本集都需要不同的祭司流派来传诵、保存诗歌，并延续相关的祭司职能。后来，各流派创作了一部散文《梵书》（Brahmana），详细阐明仪式的背景和颂诗的重要性。有种种证据表明，主要的《梵书》编纂于俱卢和般阇罗等部落所在的中间国家地区。宗教流派对神圣信仰的进一步学术研究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着重神秘沉思，另一方向则以实用知识为主。《森林书》（Aranyakas）和《奥义书》（Upanishads）集中体现了神秘和沉思的研究方向，通常以婆罗门祭司与雅利安诸王对话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这些新近建立的雅利安王国位于恒河中游，活跃在俱卢—般阇罗地区更东的地方。神秘和沉思流派的主要作品大约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耆那教与佛教的兴起晚于公元前6世纪，二者不属于吠陀时代的宗教，它们的教义自然而然地吸纳了《奥义书》中初步发展的部分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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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种类不断增多，仪式日趋复杂，因此在实用层面产生了更加系统化的仪轨知识，总称为“劫波”（kalpa），以一系列隐秘散文律令的形式记录下来，称为“经”（sutra）。不多时，劫波知识分成四大领域，它们各有其对应的文献：《家庭经》（Grihya Sutra，家庭仪轨规范）、《随闻经》（Shrauta Sutra，高等仪轨指导）、《绳法经》（Shulva Sutra，关于火坛和其他仪轨相关物的建筑规范，事实上为某种几何学）和《法经》（Dharma Sutra，雅利安人的行为准则，第一部法典）。祭祀的效果有赖于吠陀里的祷文（mantra）能否精准唱诵出来，而且祭祀的时间需要精确计算，因此专门知识如音声、格律、语法、度量和历法也随之产生。这批专门文献统称“吠陀支”（Vedanga），意即吠陀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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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支祭司传统和流派皆在祭祀中发挥着独特功能，也都各自拥有一批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和经书。这批文献今日仍大量留存。古老印度科学的知识领域，悉数从吠陀时代的祭祀里诞生；吠陀时代终结后，它们才摆脱了旧吠陀祭司学派和祭祀，独立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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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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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海量吠陀文献的祭祀仪式十分繁复，但其实可以化约为三步：献祭者祝圣、仪式盛宴和除圣。献祭者必须是一名已加入吠陀宗教的成年已婚雅利安人。献祭前，要预先准备一块神圣空间建置圣坛，点燃圣火。献祭者与祭司在神秘中合而为一，接受净化，进入神圣空间。真正的献祭源于招待雅利安宾客的盛宴。投入火中的祭品包括醍醐、牛奶、苏摩饮料、饭团或山羊肉、牛肉、马肉和绵羊肉。无形的众神或先祖则坐在附近铺设的神圣草席上，享用经火烹制的祭品。除圣有多项内容，包括沐浴、沉思忏悔祭仪中不经意的错误，以及支付祭司报酬。除圣是为了切断献祭者与祭司之间的联系，让献祭者重回世俗生活，不致招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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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有两种，家庭祭仪（Grihya）与天启祭（Shrauta），它们都有对应的指导经籍。家庭祭仪比较简单，可能也较为原始，只需要一个圣火火坛，家主成婚时点燃，之后要守护圣火，使其长明。天启祭则需要三个火坛，还需要数名祭司。在家庭祭仪中，家主同时也是祭司，若有婆罗门列席，婆罗门也仅作为神祇的临时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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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祭主要分为三类，每类连带一整套特殊仪式。首先是吠陀阴历相关的历法仪轨，包含新满月祭，四月祭（每四个月举行一次，春分、雨季和秋分），新尝祭，即两次生长季结束时供奉初果的仪式。其次是苏摩献祭，挤出令人迷醉的苏摩植物汁液，以水稀释，过滤后饮用。最后则是一系列专门为国王准备的仪式：位礼祭（Rajyasuya），建立其王权统治；力饮祭（Vajapeya），强化国王对臣下与敌人的统驭力量；与前者类似的马祭（Ashvamedha），则要求神圣公马经过的所有领地要么臣服献祭者，要么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