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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揭陀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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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初，北印度最强大的国家是憍萨罗，占据恒河与亚穆纳河汇流的区域。波斯匿王（Prasenajit）兼并迦尸国，并将北部边界的数个部落国家纳入势力范围，其中包括释迦族。在东部，恒河北岸是毗提诃国，这时由部落联盟统治，弗栗恃（Vrijji，又译跋阇国）和离车（Licchavi）是其中最有实力的部落。这些部落没有王，政治权力分散在武士贵族手中，大雄即出身武士贵族。恒河南岸则是摩揭陀，其东部的鸯伽也在其势力范围内。此时的摩揭陀实力尚不如憍萨罗与毗提诃，但它终将兼并它们，将权力扩张至整个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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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揭陀如何崛起的历史尚不明确，只知道摩揭陀的阿阇世王（Ajatashatru）生来极有野心，残酷无情。弑父篡位后，他向憍萨罗与毗提诃发动长期战争，最终征服了它们。传说阿阇世王的一名大臣向这位新主献策，以分裂毗提诃部落联盟：这位大臣假装与国王翻脸，逃到了弗栗恃族并受到族人的庇护，然而，他却在部落之间传播谣言，让他们相互猜忌，制造分裂。这样的传说多少还是有史实内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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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揭陀夺取了毗提诃，控制了恒河水道，不久将都城由内陆的防御工事王舍城（Rajagriha），迁到了恒河边的华氏城（Pataliputra，今印度巴特那）。阿阇世王早先在此建筑防御工事，抵御毗提诃的进攻，如今这里成为指挥帝国向外扩张的中心，是河道贸易的商业中心。摩揭陀迅速吞并了恒河流域的国家，而带领摩揭陀征服诸国的统治者们，在古代文献中是务实的政治家，他们大肆扩张领土，攫取财富，但他们来自何方一直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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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产生了后世流行的三种观念，即扩张领土的四种手段（four means）、建立国界（circle of states）、军队四编制（fourlimbed army）。前两种观念适合想要在野心勃勃的王国之间争霸领土的国王去实践，稍后将于第六章进行讨论。军队四编制指的是军队应如同四足兽一般，拥有四肢，即步兵、骑兵、战车与战象。此时的军队是一支统一的军事力量，不同的分支发挥不同的作用，已不再是吠陀时代一支支服役于大武士的私人军队的集合。印度人发明的国际象棋游戏雏形“恰图兰卡”（chaturanga）的名字，即源自当时军队编制的名称，恰图兰卡里有国王和大臣（类似现代国际象棋中的女王）。以上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新的治国之道，以及应运而生的新政治家——王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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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326年，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统治着从北印度大部分地区直到印度河流域东部的摩揭陀王国。同年，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废黜了波斯国王并取而代之，亲率军队先后翻过兴都库什山、跨过印度河，进入塔克西拉（Taxila）。按照吠陀时代招待贵客的传统，当地国王用300头公牛盛宴款待了亚历山大的人马。塔克西拉自古就是学习吠陀知识的中心，东方的婆罗门与王子们纷纷来此求学；这里也是国际贸易枢纽，更是战略要冲。比起权力更加集中的难陀王朝与后来的孔雀帝国，印度西北部的国家有着更多的吠陀部落国家的影子。在旁遮普地区与亚历山大军队交战的国家中，只有一些是君主国，其余都是部落制共和国，大象、马匹与武器是这些国家交战时最关键的资源，但这些掌握在武士精英手中，而摩揭陀王国的战争资源则被王室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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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与波鲁斯王的象军进行了激战，虽然亚历山大军队赢得了胜利，但人员伤亡惨重，军队士气疲振不堪。亚历山大率军抵达旁遮普东部的比亚斯河畔时收到情报，情报称对岸的国家集齐了更多的战象备战，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军队因此拒绝前进。军中的骚动迫使亚历山大撤军。他沿着印度河穿过了莫克兰沙漠，前往美索不达米亚，于公元前324年在巴比伦病逝，旋即，他征服印度的战果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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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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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死后不久，约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冒险从难陀王朝末代国王手中夺取了政权。有关他的身世众说纷纭。亚历山大从印度撤军后英年早逝，他一手创建的帝国在继业者的争夺下四分五裂，旁遮普陷入了政治真空，孔雀王朝乘虚而入，占据此地。亚历山大征服东部的成果成功落入了塞琉古帝国之手，而后摩揭陀的版图迅速扩张到了塞琉古边境。塞琉古与摩揭陀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公元前312年，攻下巴比伦后不久，塞琉古将大片土地——主要是今阿富汗——给了旃陀罗笈多，交换了印度500头大象。孔雀王朝似乎连续数十年不断向塞琉古王国供应战象，我们已知一个世纪后，孔雀王朝还向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供应了战象；此后，战象成为这一时期希腊化王国急切渴求之物，如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埃及因为塞琉古夹在印度与埃及之间，隔断了战象交易，因此开始捕捉、驯化北非大象。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均遣大使前往旃陀罗笈多和继承人宾头娑罗（Bindusara）治下的华氏城。塞琉古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留下了有关旃陀罗笈多治下印度的大量残篇。麦加斯梯尼对捕捉和训练大象饶有兴致，在将大象运送到希腊化世界并将驯象技术传播过去期间，麦加斯梯尼的使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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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斯梯尼在《印度记》（Indika）里描绘了印度社会。在印度，平民都是非武装农民，他们温顺地耕种土地，不受附近军队冲突所扰。马匹、大象与武器都是王室专属，不使用的时候必须归还王室保管。职业军人数量庞大仅次于农民，拥有私人仆役，和平时期过着闲散的生活。吠陀时期拥有土地的武士精英已不复存在；这时取而代之的则是脱离了土地的雇佣军和无须服兵役的农民。麦加斯梯尼列出了印度庞大的官僚体系，他观察到，印度社会的职业在种姓制度下也是世袭的，并描述了其中的七种职业。他笔下的印度美好而充满希望，他赞美印度人的节俭，强调他们并未蓄奴，此种说法确实有误。窃盗不常见，刑罚轻微。他在书里复述了克特西亚斯在公元前5世纪撰写的《印度史》里有关奇异种族的故事。例如，某个种族的耳朵如毯子一般大，入睡时可以用来包裹身体；还有靠着吸收烹煮食物的气味维持生命的无嘴族，他们也会因军营散发出的臭气生病。这些故事使古希腊和中古欧洲人对印度留下了极深的刻板印象，直到地理大发现，欧洲人才真正与印度有了直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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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任国王阿育王的治下（前268—前231年在位），孔雀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除最南端和西面割让给塞琉古的领土外，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都在其疆域内。阿育王在位的第八年，亲自率军将羯陵伽（Kalinga）纳入版图。阿育王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丰功伟绩的记录，他在岩壁和石柱上刻下对人民宣读的诏书，从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的统治。孔雀帝国被划分为至少四个省，除了首都华氏城周围的地区可能由皇帝直接管辖外，大部分都是由王室选派的总督进行管理。尽管丘陵和丛林中的部落仍然在孔雀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帝国的壮盛军容无可匹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收入并裁决纠纷。这就是新的国家制度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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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摩揭陀早先的国王们，孔雀帝国王室也偏爱非婆罗门的遁世宗教。旃陀罗笈多在耆那教中享有护持盛名，有两位孔雀王朝的帝王是邪命外道的支持者，阿育王本人则是佛教徒。羯陵伽战役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引发了阿育王生命中的精神危机，也让他放弃了残忍的统治政策，即使这一政策为版图的扩张带来了巨大成功。阿育王转而像家长一样引导子民在此生与他世获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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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崭新政策被阿育王称为自身之正法（dharma），记录在帝国各处的石刻铭文中，铭文多数用当时北印度的俗语所写，但印度河流域及其以外地区的少量铭文，使用的是希腊文和阿拉米文（Aramaic），这是当时旧波斯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阿育王时期的铭文告诉我们，他此后放弃了兼并战争，敦促后代子孙效法，直到世界轮回终结。相应地，他也试图让邻国皈依佛法，并宣称在遣送大使造访希腊化诸王时，完成宣扬佛法的大业。在现实层面，阿育王的正法包含沿着官道种植庇荫之树，开挖水井，提供休憩场所，种植药草植物。他不仅在帝国境内推广，还在南印度、锡兰与希腊化诸国邻邦推广。他推动建立保护动物生命的制度，在某些地点禁止奉献动物祭祀，并保护某些物种免受屠戮。在个人层面，除了两只孔雀与一只鹿外，他禁止皇家厨房杀生，原本这里每日有多达数万只动物被宰杀；他还进一步承诺最终将把孔雀与鹿也排除在皇家菜单之外。姑且不论其承诺范围是有限的，阿育王确实在平民之中推广了素食。在社会关系层面，阿育王的正法包含尊重婆罗门、沙门、父母、朋友与较低阶层者，同时终结派系之间的斗争。他明言自己喜爱说服胜过强迫，但他仍保留了军队，警告骄傲的森林部落不要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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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瞿舍罗、大雄和佛陀的时代以来，遁世宗教通过让社会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从而促进了王权的成长。他们认为人类意志可以操控社会，这种对社会的理解奠定了比吠陀时代更强大的、全新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阿育王既是强大的君主，也是佛教徒，他再次将国家导向超越的客体，试图将遁世宗教的信条落实在政策中。不杀生的信条虽然源于遁世者回避因果业报的行为，这时却成为慈悲的行动准则，一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引领政治生活的精神力量。这是重大的历史时刻，一位伟大的君主尽可能将非暴力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非暴力与国家权力能否得以并行，仍有疑问，因为要确保内部和谐，免受外来侵略，需要国家垄断权力并运用权力。阿育王试着将非暴力原则同时运用于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但仍是有限度地运用。他的统治生动地揭示了国家暴力的本质，还说明，即使能用非暴力主义将之缓和，作用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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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五章 古典印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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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的王权、艺术与宗教，产生于孔雀帝国衰亡之后、笈多王朝建立之前，在笈多帝国（Gupta Empire）时期成形并发展到顶峰。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典，在于历代一直沿用其创立的经典范式。奇怪的是，上述典范产生的时期并不是大一统帝国时期，而是一个外族入侵、小国争雄的时期，直至笈多王朝时期大帝国才得以重建，但帝国的版图轮廓迥异于孔雀帝国的版图。笈多帝国崩毁后，这里产生了长期由王朝稳定统治的区域性大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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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印度文明形成期（前187—公元3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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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孔雀帝国时期，北印度的政治与宗教生活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政治上，诸国不再能像孔雀帝国一样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系；相对地，较宽松、非直接的领主关系时不时串联起这些区域性帝国。吠陀婆罗门教获得复兴，融入更为大众的、形式更加虔诚的新宗教，即我们所称的印度教。以僧团为主的佛教与此同时也在演变，发展出了大乘佛教（Mahayana）。印度文明的古典形式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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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讽刺的是，古典印度文明形成之时，正是游牧民族入侵印度西北部之时，正是南方土著王国兴起之时，还是公元1世纪罗马与印度开展奢侈品贸易之时。印度文明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吠陀文明的范围，扩散到了印度次大陆各个角落，并将它的各种宗教传播到了中亚、中国与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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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伽人与印度—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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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阿育王去世后，帝国仅仅延续了50年。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一名出身婆罗门的将军普士亚密多罗·巽伽（Pushyamitra Shunga）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巽伽王朝延续了100年，统治范围远不如阿育王时期的广大，主要集中在恒河中游谷地与中印度部分地区。巽伽王朝的政治组织也算不上中央集权。巽伽王朝在军事上统领着许多地方统治者，其中某些地方统治者似乎也发行自己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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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士亚密多罗恢复了吠陀马祭，甚至举行了两次。后世佛教典籍里有诸多对普士亚密多罗的不满，谴责他大肆毁坏佛教建筑，阿育王建了多少，他就毁灭多少，因为他相信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都能声名远播。他受到佛教徒的攻击，其实这很冤枉，我们知道，佛教仍旧受到巽伽王朝与诸侯的庇护。不过，此时王室确实开始偏爱婆罗门教。巽伽国王不只恢复了吠陀王室祭仪，还为祭祀印度教神祇毗湿奴提供经费支持，抬高毗湿奴的地位。最终，婆罗门教让自己适应了虔诚的、一神论的印度教，获得了更广泛的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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