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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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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印度与中东、欧洲的跨印度洋奢侈品贸易，从公元1世纪起便蓬勃发展。此前，为确保看得见陆地，船只大多沿海岸航行，这导致了印度、阿拉伯与地中海之间的漫长旅程。希腊水手发现可利用夏天东吹的季风和冬天西吹的季风，直航于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之间，于是便鼓起勇气离开可见的陆地，航向无际的大海。由于季风随季节变化风向，因此一年内便可完成来回航行。这一发现大幅度加快了印度洋贸易的节奏。影响之一可见于南印度东南岸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贸易站。在这里，希腊水手贩卖地中海器物，包括意大利的阿雷汀陶器（Arretine pottery）和双耳酒瓶，然后在他们的船只抵达时将印度商品收进货仓中。许多罗马钱币在南印度与斯里兰卡出土，进一步证明这一贸易范围极广。此外，阿拉伯和犹太商人在印度也设有交易站，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曾提及印度人的存在。印度与中东之间也有陆路，不晚于亚历山大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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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印度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就已存在。《圣经》记载，推罗（Tyre）王希兰（Hiram）派遣他施（Tarshish）船队前往俄斐（Ophir）载运猿猴、象牙与孔雀，以装点所罗门王的圣殿。一般认为，俄斐为索帕拉（Sopara），在今日印度西岸的孟买附近。《圣经》的这段记载说明了长途贸易与奢侈品的联系，以及奢侈品与政治、宗教和维持精英地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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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1世纪，或许更早之前，印度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已形成一种模式。印度人在地中海地区主要寻求黄金，此外还寻求当地特有的红珊瑚、红酒等其他贵重商品，时至今日，红珊瑚仍被印度用于制造珠宝。地中海人则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寻求宝石（绿宝石、红宝石，之后是钻石）、珍珠、象牙、铁制剑身、铜器及印染棉布等各种精细织品。这些贸易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西方人来说，印度是个充满奢侈品与高品质工艺品的地方。直到1815年工业革命后，这些交易形式才改变。此后，印度成为棉花等原材料的供应地，而欧洲，特别是英国，则进口机器纺织而成的美国棉（美国内战时联邦军限制南方棉花出口时，一度由印度进口）和叙利亚棉，生产出便宜的棉布。这些棉布被运回印度，以大幅低于当地手工纺织棉布的价格倾销。古代的奢侈品贸易，转变成了机器制造的大量消耗品的现代贸易。这一转向使印度成了原材料产地与欧洲低价商品的市场，对印度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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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古代贸易活动也应该纳入视野：马匹与大象的贸易。它们是印度军队的重要元素，因此也影响整个政治体系。从印度整体来看，马匹与大象的分布正好呈现互补的状况。大象是印度的原生动物，集中在湿润区的大象森林中，主要是印度的东部和南部，在印度河流域则十分稀少。相反地，马匹不是印度原生动物，也就是说印度并不存在可供捕捉驯养的野生马群，同时它们在干旱区的生存状况较好。因此，古代印度国王总是对控制大象森林、控制中亚和西方的马匹贸易深感兴趣，愿意为马匹付出高价。例如，毗奢耶那伽罗王朝（Vijayanagara）的君主向葡萄牙商人承诺高价，通过海运购得马匹；在这个例子中，不论马匹抵达时存活与否，印度君主都会付款，可见他极度渴望确保供应军队的马匹。稍后在英国治下，印度军队直接从澳大利亚牧场购买马匹［新南威尔士，这些马匹在印度被称为威勒斯（Walers）］。在大象贸易上，印度则占上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是希腊化国家的伟大君主们，极力想获得大象，以用于军队对抗彼此。他们似乎也引进了印度象夫，因为印多斯（Indos，意指印度人）一词，在希腊语中也有象夫之意。通过象夫，就能取得驯养大象的相关技术。中东地区的塞琉古人从孔雀王朝取得大量大象，听说至少有三大批象群，在三个不同时间点，被从孔雀王朝送往塞琉古帝国。而塞琉古的对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则捕捉非洲象来训练，也许是通过印度象夫的协助。地中海战争中使用大象的历史，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从亚历山大继承者到恺撒时期，象军都是战争的主要一员。象军最终因为成本高昂、运输路途遥远，再加上希腊、罗马人发明了有效的反制作战方式以对付西方军队中有限的象群，逐渐淡出战场。然而直到现代，印度仍然保留了象战，印度对马匹贸易的依赖同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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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伊朗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西方民族之间的贸易大幅增长。贸易以奢侈品为主，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无用之物，因为这些极为昂贵的商品对于维持社会阶级和政治架构相当重要。罗马人送出大量黄金到印度交换奢侈品，但也害怕这些奢侈品会腐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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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元1世纪开始，贸易的跳跃式发展将印度与西方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塑造了印度作为财富和奢华之地的形象，但印度宗教的西渐却未能顺利开展。佛教被证实是印度对外输出得最成功的宗教，如我们所知，佛教传播到东亚与东南亚多数地区。2001年巴米扬（Bamiyan）大佛立像遭毁一事告诉我们，它也曾向西传播至阿富汗，但也仅止于此。同一时间，基督教的传播跨越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东曾抵伊朗。希腊化的佛像和其他印度宗教的塑像，在希腊化世界的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被发现。总体而言，成为古代印度与西方之间的主要沟通工具的并非宗教，而是贸易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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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西方世界有长期的知识交流，特别是在古印度高度发达的天文—占星—数学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印度是借用者也是借出者。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天文学、占星学及相应的数学，在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古代民族间掀起了一场国际思想交流。如第七章所述，因为这些交流，我们在这片广大区域中都可看到黄道十二星座及以日、月和大行星为名的七天周历日。印度的贡献则包含发明代数、三角函数、数位及将0作为占位符等。这些不仅是许久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更是活着的知识，是今日全世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少了它们，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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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印度科学高度发达的领域是语言分析（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和语法学），首先用于吠陀时代的梵语，接着推广到印度与中亚、东亚及东南亚的其他语言。此类印度贡献似乎完全是本土的。印度语言分析虽然大幅影响了许多亚洲地区的语言研究和文字创造，但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语言分析理论所吸纳。当时，欧洲人对梵语的研究大幅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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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创造的世界，投射出远超出印度文明核心地域的半影，大量进入邻近的亚欧国家，留下了深厚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其他国家及文明的局部印度化，是通过宗教、贸易和外交，而非战争与创建帝国，这一点与亚历山大创建帝国以推动希腊化截然不同。印度创造的半影区，并非矛尖上成就的，而是通过商品、宗教、王制与科学的吸引力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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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九章 突厥人与莫卧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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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明与中亚之间有一段长远却又断断续续的关系。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和马拉战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到了印度并建立了吠陀宗教。公元前后的塞种人、帕提亚人和贵霜人都使用伊朗语，而公元450年左右的胡纳人则使用突厥语。虽然来自不同语系，但两波入侵者具有类似的特征：都是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擅长的征战之道都基于无限供应的马匹和马上骑射技术。最终，许多部落都被纳入印度的武士阶级。公元1260年起，中亚突厥人在德里建立政权；来自中亚的莫卧儿人是使用突厥语的相近族群，于公元1526年在印度建立帝国。两者的军队都以骑兵为主力，因此持续自中亚输入马匹。突厥人和莫卧儿人延续了中亚入侵的古老模式：历史上中亚至少发动了五次间歇性的大侵略，并在印度形成征服者国家。与先前入侵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突厥人与莫卧儿人都是穆斯林，是跨民族、跨地域的伊斯兰社团乌玛（ummah）的一分子。伊斯兰教在塑造社群上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利用伊朗的学者、抄写员、艺术家和武士在印度建立突厥和莫卧儿国家，赋予其一种复合的印度—伊朗文化特征。当然，伊朗与印度自古即有文化联结，伊朗的伊斯兰文化在印度文化半影中成形，因此这时的发展可以说是过往模式的再现。但需注意的是，突厥与莫卧儿国家并非纯伊斯兰教国家，而是同时具有中亚、伊朗、伊斯兰教及印度元素的印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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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浏览世界地图时发现的，伊斯兰教在印度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直到1947年民族国家建立前，分裂前的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伊斯兰人口。人数之多，甚至远超过伊斯兰教起源的中东国家。宗教认同在20世纪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当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结束时，沿着宗教分际，其治下领土被分成两个独立国家——巴基斯坦与印度。巴基斯坦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印度共和国则以印度教徒为主，虽然也有许多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的信徒留在印度。巴基斯坦拥有两块领土，位于印度共和国的两侧：东巴基斯坦随后于1971年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并改名孟加拉国；西巴基斯坦如今则称为巴基斯坦。当代地图上的三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印度，是世界上伊斯兰人口第二多、第三多与第四多的国家（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发端于干旱、人口相对稀少区域的伊斯兰教，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这两片人口稠密的土地上，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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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由于宗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结合并与选举民主制度结合，宗教认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地位和政治分量。这很可能会使我们将眼前的显著性投射回历史中，过度看重宗教认同在古代印度的作用，从而忽略其他区域和族群因素在突厥与莫卧儿国家形成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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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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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厥人和莫卧儿人之前，阿拉伯人通过贸易和军事征服，将伊斯兰教带进了印度。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参与红海区域的贸易，定居在印度西海岸的阿拉伯商人在伊斯兰教于阿拉伯兴起后不久即成为穆斯林，可能是印度最早的穆斯林。同时，伊斯兰教也推动了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和快速扩张，东向的军事行动在公元711年远达信德区，同时向西扩张，到达西班牙：这时距离伊斯兰教兴起不到100年。通过贸易扩张和军事征服，伊斯兰社群由阿拉伯人为主的社群变成了多元民族社群。始于公元7世纪的商业扩张和帝国扩张，随后被15、16世纪哥伦布与达·伽马领导的基督教欧洲商业与帝国扩张复制。印度（事实上整个亚洲）深受两波扩张的影响，这也是本章与下一章将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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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巨大的扩张行动，正是历史上思想塑造社群力量的突出案例。伊斯兰教始于穆罕默德在出生地麦加和麦地那接受天启；穆罕默德与随其迁往麦地那的追随者，正是伊斯兰社群的起源。希吉来（hijra），即公元622年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是先知生命中的核心事件，也是伊斯兰纪年的开始；因此公元2000年是伊斯兰教历1378年，即1378AH，AH意指“希吉来后”（after the hijra）。由于麦加当地主要商贸家族担心穆罕默德壮大中的追随者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因此迫其离开麦加；这是伊斯兰社群凝聚力的初期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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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宣称其传布的讯息是真主通过天使吉卜利勒（Gabriel）传达的默示，并将自身纳入《圣经》传统中始于亚伯拉罕、中经耶稣传承的先知序列中。吉卜利勒令穆罕默德“诵读”［iqra，出自《古兰经》之名Quran（Quran，诵读的意思）］，穆罕默德听令向麦加一小群逐渐增多的追随者诵读讯息：关于真主的力量与美善，其唯一性，以及最终审判日中所有亡者灵魂将受审判而进入天堂或地狱。同时，他也传播向真主的意志“顺服”的职责（“伊斯兰”为顺服的意思，“穆斯林”即为顺服者），感谢真主的慈悲，践行道德生活，为孤儿穷人提供食物和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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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罕默德迁徙到麦地那时，当地11个左右的部落正处在战争状态，每个部落在绿洲中各拥堡垒。穆罕默德出徙麦地那并非偶然，而是受邀前往担任争斗部落间的仲裁者。在此过程中，他为麦地那判定了某种宪章：定下他的追随者与麦地那人之间的关系；定下麦地那穆斯林与不信先知宗教者之间的关系；定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争斗部落中有三支为犹太部落）之间的关系，允许犹太人继续奉行其宗教并持有财产。穆罕默德成为部落纷争的仲裁者，成为某种超越于部落之上的领袖。同时，他也是自己社群的领袖，这群人追随先知，并非像部落中那样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对先知的认同。因此在部落的概念之上，又加上了信仰社团乌玛的概念；对穆斯林而言，部落联系被穆罕默德的权威取代，信众的争议需提到先知面前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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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徙麦地那后，先知仅存活于世间十年，但在这不长的时间里，他为伊斯兰教第一个世纪里迅速扩大的信众社群奠定了基础。第一步是麦加的伊斯兰化，通过一连串战争，在先知出徙后第八年获得最终胜利。夺下麦加后，穆罕默德由真主指派成为国家领袖，制定法律，创立国库、军队，并联合许多部落盟友，虽然这些盟友并非全数信奉即将席卷全阿拉伯半岛的新宗教。实际被创造出来的是围绕伊斯兰教一神论的信仰社群，它向信众要求取代部落或超越部落的更高层面的忠诚，以及普世性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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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之死让整个伊斯兰社群陷入宪政危机，因为无人能继承其先知的身份。解决之道便是让先知的“继任者”或称“哈里发”，成为这些壮大中的国家的核心政治领袖。前四任哈里发是从先知的伴随者及亲属中产生的，因此被称为“正统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u Bakr）、欧麦尔（Umar）、奥斯曼（Uthman）和阿里（Ali）。此后则由麦加的倭马亚（Umayya）家族及巴格达的阿拔斯（Abbasid）家族依次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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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哈里发，公元632—661年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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