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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五章 与西方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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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停靠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日本鱼雷和俯冲轰炸机的偷袭下损失惨重，闻讯后，天皇及其广大子民欣喜若狂。裕仁为此特意身着海军服，在廷臣笔下，陛下“满面红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作者林房雄听闻这则消息时正在“满洲国”旅行。他写道，这种感觉“就好像卸去了肩头的重担”。诗人、雕塑家兼巴黎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高村光太郎喜极而泣。文学批评家伊藤整，“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继而占领新加坡，入侵荷属东印度，进据菲律宾……“亚洲解放圣战”的开局真是再顺利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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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这一切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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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中日战争比较暧昧，知识分子更是斥其为侵略，可同英美的战争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人人都担心日本未来的运数……与此同时，人们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们总算赢了一回；英美这些个傲慢的大国，这些个白人脸上总算挨了我们一拳。随着捷报频传，担忧逐渐失色，恐惧化为自豪和兴奋……一个来自落后国度的有色人种在面对发达国家白种人时的所有自卑感，顷刻间烟消云散……古往今来，我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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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述大抵算得上是最贴近事实的说法。这么多年来，日本人被不断提醒自己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受够了轻慢和冷落——不管真实与否——他们还要忍受屈辱，在西化课堂里扮演优等生，努力追赶物质优越的西方，遑论“文明开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羞耻感，都因为扑向珍珠港的俯冲轰炸机一扫而光。今时今日，全世界或许会像日本人待见自己一样，待见日本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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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最初的连战连捷过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征华“圣战”犯起了嘀咕。那时的日本战争片在反映普通士兵的疾苦上有着惊人的诚实。不过除了极少数个案外，镜头不会对准他们的受害者。战时宣传的重点很少落在刻画敌人的丑恶面目上。影视作品歌颂自我牺牲和人人精忠报国的精神，深陷中国泥淖的可怜士兵和家乡的亲人都是电影讴歌的对象。中国战场上，大小战斗似乎永远没个完，丝毫无法振奋军心，也未能取得迫使中国屈服的理想结果。政府似乎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另外，关于亚洲新秩序的宣传都建立在兄弟友爱和文化亲缘性的基础上，可只要日本还与亚洲同胞兵戎相见——不管他们和神圣帝国的子孙相比多么卑贱，总还是同胞吧——就会使这一论调显得十分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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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和西方开战前，东京一直是个很西化的地方。尽管有人大费周章地想用日语词汇替代美国棒球术语，但这不妨碍人们投身这项运动。影院播放好莱坞电影，人们听西方音乐——既有古典乐也有现代乐，阅读西方书籍。德意两国的音乐和书籍从未被禁。1941年至1945年，被从日本人生活中剔除的那个“西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西方”——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自由派崇尚且试图效仿的一切。日本的对外战争打着多重标签，其中之一便是反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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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此时大都已噤声，到了1940年则面临被解散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大政翼赞会，其作用是号召国民“一亿一心”，上至军令部，下至町内会*最底层的会长（级别低归低，作风无一例外都很专横），概莫能外。国会选举照常进行，但候选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由大政翼赞会推举的资质可靠的强硬派民族主义者。从小学开始，官方在每个机构都强推极端形式的天皇崇拜。一听到天皇大名，人们就务必立正站好。大和精神成了一种准宗教崇拜。人们得知，克己、坚忍和奉献都是日本人独有的美德，因此才有了那么多反映时艰的战争片。坚忍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会攻克一切物质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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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纯洁在德日两国战时宣传中的地位可谓等量齐观，尽管后者并未造成类似种族灭绝的后果。由于日本宣传机器的正式标靶是自由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对抗的西方思想方面，日本和德国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纳粹眼里，犹太人是上述所有罪恶的化身，而日本人则被告诫要粉碎的是以丘吉尔和罗斯福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鬼畜”——他们是漫画里堕落颓废、头戴高帽的财阀。英语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污染。战时的一幅漫画里，日本学生将所学的英语词汇（“You are a dog［你是一条狗］”）扔进垃圾桶；一旁的母亲摆出一副神道教神官的模样，在周围撒上净化用的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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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近百年的西化运动，日本人如今又旗帜鲜明地变回了亚洲人。帝国军队通过“圣战”将白人赶出亚洲，但光这还不够，还要将亚洲人头脑中的一切西式自由主义思想残余清除殆尽。这种全新的亚细亚主义很像是明治早年间跳华尔兹舞、打惠斯特牌的名流身上的西化做派，既紧张，又不自然。知识分子和军队宣传家混用诸如“克服现代性”和“超越西方”等辞令，似乎二者是一回事，而日本的全套现代化方案必须推倒重来。我们不难理解亚洲自豪感这一自我膨胀的观念为何会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作为所有亚洲人的哲学和政治导师，日本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自豪感。然而，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尽管部分地迎合了18、19世纪的极端本土论，但就像大正时期知识分子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一倾向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洗礼。日本的新秩序大体上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而后又被嫁接到东亚人的思维习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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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粹德国和日本并不一样。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革命思想，践行它的是一个民粹政党。军队、宫廷、商界、官僚系统内的日本精英运用的则是法西斯手段，以强权稳住一项总有脱缰之势的事业。以东条英机大将为代表、有天皇撑腰的军中统制派试图牢牢压住激进的皇道派，以免爆发革命。希特勒及党羽早在上台前就对世界格局有了宏大的规划；反观日本精英，除了都反感自由主义——不论其形式如何——似乎只是在将各自的政治信条拼拼凑凑，为一连串无休无止的既成事实提供背书。此外，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早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清一件事：日本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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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呢？山本五十六大将曾警告近卫首相，日本成功对抗美国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那么他又中了哪门子邪，居然同意偷袭珍珠港的方案？需要重申的是，可能性最高的解释并不是像德国进攻苏联那样，是奉了“元首的旨意”，反而是因为日本政府最高层太弱势，甚至是失灵了。假使说热衷于与西方开战的人寥寥无几的话，那么或许除了天皇外，有能力或有意愿制止战争的人连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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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摊牌之前的铺垫始于1940年1月。美国“出于国防利益考虑”，停止向日本出售航空燃料和废金属。日本人明白，此举将使他们在中国的驻军难以为继。美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会有这项新政。这之后，美国又颁布禁令，规定不得向日本出口任何品级的废旧钢铁。日本该如何抉择，眼下已经很清楚了：要么从中国撤兵，要么挺进东南亚，攫取当地的原材料。鉴于军事控制中国被认为对日本的国家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选项一断无可能。德国那时已入侵法国，日本于是破釜沉舟，加入轴心国，自绝于美国。1941年7月，日军占领南印度支那†。英、美、荷三国决定对日实施石油禁运。惯于操持受害者论调的日本报纸宣称，日本的生命线被“ABCD”四个大国扼住了：A代表美国，B代表英国，C代表中国，D代表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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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此时仍可撤出中国，但时任战争大臣的东条大将表示“部队驻华一事不存在妥协余地……”。部队没了油便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日本要动荷属东印度的脑筋了，那里石油储量丰富。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出主意的是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他在美国宣布石油禁运前五天指出，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海军每天要消耗四百吨石油，因此务必即刻对美发动打击，这样才有最大的“胜算”。只要日本占领了菲律宾，海军铁定能控制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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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野大将的想法相比其同僚还是超前了些。不管是天皇、东条，还是近卫，谁都不想与美国为敌，起码眼下还不是时候。当时的决定是，一边进行外交斡旋，拖延时间，一边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日本再三向华盛顿方面陈情，只要以令日本满意的方式解决“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并解除对日经济制裁，日本就会撤出印度支那。或者，只要日本获准在华驻军，以确保地区安全，就会考虑同中国议和。再或者，只要恢复原油供应，日本就将承诺不再进犯东南亚其他地区。所有这些提议都未能获得积极答复。现在该怎么办？日本领导人决心等到10月，美国人届时若依旧无视日本的诉求，那战争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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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到了。近卫延请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赴其私人官邸密会。铃木将军在五年后的东京审判时曾谈及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谈：“这次会议过后，症结所在已经明朗化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务大臣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美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战争，仅存的办法要么是让海军正式公开其真实想法，要么是让陆军理解海军未经声张的意图，并同意撤军。我看得出首相很为难，因为从他个人来讲，他觉得自己无力说服海军或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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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没人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担责。首相对军队无计可施，陆、海军大臣则乐见局势随波逐流。日本人即将为摧毁文官政府的权威付出最终代价。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解释日本之所以会大难临头时，认为这是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而导致的顺理成章的后果。他分析道，天皇就像一尊神轿，人们扛着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处，只会被动地对命运的起伏作出回应。政治仿佛天气一般：一会儿这里刮起暴风雨，一会儿那里放了晴，接着突然又来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神风”这个词——意即“神圣之风”——本来指的是13世纪一种自然现象，当时蒙古侵略者的舰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撞上礁石后全军覆没，但从此每当面临危难关头——比如1853年佩里率部前来，或者1944年美国连战连胜——日本领导人都会祈求一股神风拯救日本于水火。既然没人需要为不时将日本城市夷为平地的地震负责，同样，也就没人觉得自己要为与西方开战负责。天皇或许除外，但话说回来，他也不过是一尊神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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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将军讲述的近卫官邸密会的经过是否准确，我们不得而知。毕竟，部分军界人士可是巴不得开战。丸山教授的分析或许有些过于化繁为简，可是，日本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这一点并不存疑。正是因为缺少政治上的问责，才会轻易将几亿人的命运归咎于人类——或者至少是日本人——控制不了的因素，归咎于“必然的历史力量”这种抽象概念，归咎于“ABCD”四大国扼住了日本的命脉，或者干脆归咎于美国人的所作所为，譬如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于1941年11月26日递交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的那份著名的备忘录。那时，近卫已卸任首相之职，接替他的是兼任战争和内务大臣的东条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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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的备忘录是一份“相互政策声明草案”。美国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和中国，但没有规定时限，对撤出中国的哪部分领土也未作说明。备忘录没有提及伪满或朝鲜。东条将军向内阁谈起这份备忘录时的语气就好像这是一份最后通牒，但其实不然。实际上，倒是日本人给华盛顿下达了最后通牒。美国要是在11月15日之前解除对日经济制裁的话，日本愿意模糊其词地承诺一旦中国“恢复和平”，就会在“适当的时间段内”撤军。反之，日本就将开战。赫尔的备忘录只是提供了口实，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早已制定完毕。海军轰炸机正在鹿儿岛海湾上空一遍遍地进行空袭演练。对此事疑虑重重的山本五十六大将把计划捋了一遍，务求落实到最小细节。同别人一样，他也希望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会使美国人在谈判桌前硬气不起来。只要展现出大和精神，就一定能让腐朽堕落、贪图享受的美国人变得识趣。至于要是行不通的话，东条将军有言：“有时候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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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人从未制定过种族灭绝的政策，但他们在亚洲的“圣战”却异常残暴。战俘饱受摧残，经常活活累死。东南亚奴工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西方战俘，几十万人在铺铁路或从事其他苦役的过程中死于口渴、饥饿和凌虐。日本人的细菌部队还在中国人和部分欧洲人身上进行恐怖的医学试验。来自朝鲜、中国和南洋的妇女和少女被胁迫在慰安所提供性服务；许多人因此丧命，幸存者往往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则要一辈子活在伤痛中。在中国、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等地还发生了屠杀平民的事件。日本的军警“宪兵队”是20世纪最心狠手辣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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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让日本人也吃足了苦头。国内食品日渐短缺，偷袭珍珠港前一年，大米就已实行配给制。肺结核在日本的致死率本已很高，20世纪30年代末为年均十四万起死亡病例，到了1943年更是攀升至十七万。町内会头头等好事之徒向特高课或宪兵队打小报告，揭发任何“投降派”或“反国体”言行。家里人有在美国的，或者自己曾旅居美国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会被当成“间谍”遭到逮捕。只要举止有一丁点“像外国人”的嫌疑，就足以成为秘密警察整你一顿的理由。妇女们无奈穿上土气的“本土的”裙子，孩子被教育像军人那样“玉碎”。对于军事化生活的高压和清苦，日本国内怨言日增，但是官方告诫民众要怀着光荣的大和精神，克服对战前自由舒适生活的最后一点点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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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残暴行为因为一套和平与友爱的宣传而更显邪恶。《国体的本义》曾誓言日本会将全世界聚拢在天皇的屋檐之下（即所谓的“八纮一宇”）。1940年，日本加入轴心国时，天皇颁布手谕称：“‘为世间求公理，使天下成一家’是皇家世代相承的祖训，吾辈必不分昼夜，铭记在心。”近卫首相在同年表示：“日本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遵照‘八纮一宇’的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地缔造世界和平……”1942年，东条将军称，全新的亚洲秩序将建立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日本处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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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大东亚共荣圈”所有国家的代表齐聚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来了，与会者还有菲律宾的何塞·劳雷尔（JoséLaurel）、缅甸的巴莫（Ba Maw）和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会上，各国庄严承诺将尊重国家独立和民族传统。代表们合影时，东条将军站在中间，笑容可掬，活像慈祥的一家之长。会后发表的官方声明如下：“《大东亚宣言》清晰道出了所有亚洲人民的集体愿望，大东亚共荣圈完全立足于公理之上，旨在对抗英美的盘剥、侵略以及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伟大的一课，其意义将为全世界人民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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