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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日本文化史 [:17066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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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卡哇伊与低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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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从母亲典范（20世纪60年代黑泽明电影《最美》就是一位“无害母亲”形象的典范）的色彩慢慢淡去到美少女卡哇伊的确立，大概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在日本具有极高知名度的莉卡娃娃，自1967年首次登场以来已经缔造了5500万个的销售量，可以说是获得了日本国民娃娃的地位。不同于美国芭比娃娃的性感路线，卡哇伊美学在莉卡娃娃的发色、发长、眼色、肤色、脸型等都有很好的表现。她是小学五年级女生的代表。当然更是未成熟少女的代表：胸部扁平，苗条瘦弱。为此，日本经济学家森永卓郎曾在他的《萌经济学》著作中宣称：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衰退的市场，就是恋爱与身体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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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本流行文化中作为主流意象的无辜少女和无害少男，推而广之而言，近乎全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幼稚病和退化性，有日本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卡哇伊与低智商之间的内在性问题。如大前研一在2010年出版的《低智商社会》一书中，就抨击日本人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没有成功欲望，头脑简单，看到电视中的广告就会马上冲动购买；人云亦云，做什么事总愿意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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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所言有在理的一面。卡哇伊在其气质上是时有表现出拒绝成长、拒绝成熟的事态。整个日本社会也弥漫着想亲近、想庇护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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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卡哇伊导致低智商社会，但低智商社会就一定是不好的社会？就一定是落后的社会？不一定。低智商社会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能导致有素养的职人和匠人诞生。换句话说，职人、匠人是低智商社会的产物，因为职人、匠人需要忍耐单调、重复、枯燥、无味，每天重复一个动作、每天从事同一生产对象，在一个智商发达的社会，职人、匠人会不安分守己，会跳槽、会放弃自己的专长投其金钱的所好。总之如果智商太高，职人匠人将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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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本的职人匠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卡哇伊的。他们一辈子就为了制作一双筷子、一辈子就是为了制作一把和伞、一辈子就是为了制作一双木屐、一辈子就是为了在她人的高跟鞋鞋底下面，敲上一块小小的鞋掌，这不就是执著的卡哇伊？这不就是死心眼的卡哇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日本人才得以自豪和骄傲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工艺品，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并不逊色。日本卡哇伊文化流行至今，未见国力下降，也未见国民素质下降。大地震后的井然有序，大赛后的球场不留一纸一罐就是很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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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工程的交通管理员可能是日本社会最低层的人了。年纪大，皮肤黑，老实巴交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绝对是低智商社会的产物，所以他们挥起小旗，嘴里喊起提醒语，才会那样认真和到位。因为他们没有分外的遐想，更没有“我又不是傻瓜”的“高智商”的妄想，所以他们看上去也卡哇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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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成熟、孩子气、无辜和纯真性格，能更多地转化为持之以恒，万事用心，不往复杂处去想问题的情性，而这种情性，恰恰是社会原动力的主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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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日本文化史 [:17066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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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卡哇伊与文化的无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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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动漫文化外交》（筑摩书房，2009年）和《世界卡哇伊革命》（PHP研究所，2009年）的作者樱井孝昌声称，日本的卡哇伊宛如一场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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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日本外务省推出3位十八九岁的美少女做“可爱大使”。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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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日本三丽鸥设计师清水侑子，推出可爱的Hello Kitty，赢得了全世界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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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宿是“萌”的发源地；涩谷109是流行发源地；秋叶原是宅男发源地，六本木是美少女发源地，少女制服更是漂洋过海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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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联想到四方田犬彦在《卡哇伊论》中也这样说，卡哇伊的硬件有卡拉OK和随步听。卡哇伊的软件有村上春树的小说和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的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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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供消遣的卡拉OK和随步听能漂洋过海？为什么具有“无国籍舞台”装置的村上小说能被翻译到数十个国家。而土著性很强的中上健次的小说为什么在海外没有人气？为什么韩国连续剧《冬日之恋》中的主演者裴勇俊能夺走日本中高年层女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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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思考的话，民族和地方性文化记号的消失，或者至少不显著，这个遮断的掩口还是有说服力的。《海边卡夫卡》中的少年，读者不知其国籍，也不知住所何在，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对他的言行举动所投入的关注。这就表明，人类对于所谓的“可爱”这个形态的认识，其实是有其普遍性的。而这种对可爱形态之共同认知的基础性和普遍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是建立在对于婴儿形象的转化之上的。婴儿身体形态中，相对于全身的比例较大的头，相对于全身较短的身躯，相对于身躯较短的四肢，手掌以及脚掌趋于肉乎乎的圆形特征，最能呼唤出人类可爱的感觉。这是卡哇伊所谓的文化无臭性的认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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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失去的童年美好时光的回忆，通过回忆唤起的是一种丧失感，从而发酵出一种较为痛苦，较为郁闷的心理情感。这种情感也可称之为对过去（时间）的乡愁。如枯了的葵叶；在书本中看到那发黄的书签；雨天无聊之际，找出以前好友的来信；去年用过的纸扇；月光明亮的晚上听到琴声。这都是使人回忆过去，很可怀恋的事。为了消解这种对过去不可复现的乡愁，人们就用物化的媒介将其抽象化，布偶、玩偶、卡通等“物质化”的诞生，就是试图再现童趣和纯粹的一种文化努力，将人类普遍共有的深深的乡愁对象化于卡哇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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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似乎还有另一面。卡哇伊真的是不分国籍不分语言不分民族的阳光普照吗？这里面是有疑问的。实际上卡哇伊只能唤起人们对未成熟、幼稚的童年时期的美好光景的回忆或再现。它最多是在喜剧的世界里唤起人们的一些共鸣，但卡哇伊并不能替代悲剧美学和崇高美学。所以村上春树的致命性也在这里，2013年，他第五次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不能都说是倒运或是评委们的偏见，而是诺委们有对文学评价的相对尺度。确实，村上作品的文化无臭性带来的是畅销。畅销确实是衡量一个作家底气的一个方面，但绝不是唯一的方面，畅销不等于有纯度有精度。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82岁的女作家门罗，最好不过地表明了文学“纯度与精度”的重要性，而不是卡哇伊的畅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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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卡哇伊也并不是日本民族性永恒的主题。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经受过核弹打击的国家，而且它的位置又位于地震带和火山带。这个列岛似乎总是在准备着经受一场毁灭性地震的打击。悲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只是时间和场所的问题。因此悲剧性才是这个民族永恒的主题，《日本沉没》才是日本式的，《千与千寻》才是日本式的。而作为可爱文化代表的Kitty猫、皮卡丘、机器猫等卡通形象，以及不愿成长的美少女形象，只不过是这出历史悲剧中，心情放松的点缀或心绪转换的装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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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哇伊与悲情。对这个国家来说，更具有持久力的应该是悲情，更具有民族认同性的也应该是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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