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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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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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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秋天，维新政府公开拍卖富冈缫丝厂。这个当初总建设费将近20万日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最终被三井银行仅以12万日元的价格收购，其中还包括价值8万日元的原材料。奇怪的是，日本民众并不反对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做法。维新政府更是如释重负，因为政府一直为亏损的富冈缫丝厂提供巨额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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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亏损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后不久，就扭转困局，成为一个盈利企业。从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从亏损到盈利，富冈缫丝厂的命运变迁，折射着明治时代日本工业化的道路，也为那些追赶型国家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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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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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三年，就成立了工部省，目的是“劝奖百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可是，当时的执政者虽然艳羡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工业化。岩仓使团访问欧美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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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的纺织厂和造船厂后写道，“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他看来，只有兴办制造业，才能物产丰富。尽管国家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兴办一些制造业，但速度太慢，效果不彰，“溯本求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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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节团归国后，正式成立内务省，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同大隈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体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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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展的重点是缫丝和棉纺。因为从德川时期开始，缫丝和棉纺就是发展良好的本国工业。1868年，生丝的出口量约占日本出口总量的40%。其税额约占新政府当权第一年所征出口税的一半。然而，从1869年开始，一度因蚕瘟病暴发而衰退的欧洲养蚕业复苏，日本丝的需求急剧下降。维新政府官员认为，日本手工缫制粗糙不匀，生丝质量低劣，应该引进欧式机器，让出口生丝重新成为新政权生存至关紧要的外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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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冈缫丝厂就这样成为机器引进的受益者。年轻的维新政府总计投资20万日元建造楼房车间，引进最新式的机器设备，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国商人监督和指导生产。1872年6月，富冈缫丝厂开工，第一批蚕丝在里昂和米兰销路畅旺，甚至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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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富冈缫丝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政府官员大为振奋，他们更加坚定了“暂时创办官立事业，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的决心。在十多年间，维新政府斥资6800万日元，开办了遍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领域的官营企业。这种官营企业散布在日本各地，包括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北海道也建立制糖厂、面粉厂、鱼类罐头厂等诸多“模范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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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积极向上，野心勃勃的政府官员也得到了巨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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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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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维新政府很快就懊恼起来。尽管政府投入那么多资金，却几乎没有什么官营企业能够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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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官营模范机械缫丝工厂，富冈缫丝厂问题成堆。从法国进口的生产机器虽然先进，但是政府派来的管理者对技术问题知之甚少，也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因为害怕东京的上司会听到关于他们无能的风声，他们禁止有抱负的企业家进入他们的工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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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富冈缫丝厂的生丝因质量上乘而闻名，但即使国家给予大笔补助，缫丝厂本身也没有盈利。到1875年，富冈缫丝厂亏空已达22万日元，比建立和装备该厂所花的费用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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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所有的官营企业几乎没有盈利的。十年间官办纺织厂总产量仅为100万磅纱，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规模。在北海道，十年间政府投入了1400多万日元办企业，却没有盈利，成为政府的莫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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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有企业”的典型病症。政府拥有企业管理权，可是官员不懂经营之道，盲目决策，而且热衷于中饱私囊。有报告指出，这些国有企业“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而且官设之厂必须遵从官衙之法规，故与我公司（民营企业）之工厂相比，人员多，因而冗费亦不少”，“业务常存几分威风，使人民畏忌与其接近”。结果，这些企业虽然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依然缺乏竞争力，亏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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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一位史学家所说：“自明治初年，渐行所谓奖励工业……（工部省）开拓矿山、制造机械和造船……不计利息，不计减损……产品不能销售之物，则自行标价，尽藏库中……故而穷于支付工资与购入材料，只能以补贴营业金的名义从大藏省申报领取。即或是矿山、造船等需用几十万元的官营事业也都是如此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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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暮气沉沉的官营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自发建立的私营企业蒸蒸日上。从事缫丝生产的民营企业家不像政府的决策人那样迷信昂贵的机械化和热衷建设，建设高楼，而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他们用木头楼房代替砖房，以泥为地，让当地的匠人设计木架子代替贵重的铁制机器，雇用村里的工匠建造水磨代替蒸汽机。这些技术改造非常成功，固定成本不到政府花在富冈缫丝厂每个工人身上的十分之一。此外，农村缫丝厂有良好的蚕茧作为货源，附近村庄的妇女又可以提供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因此，尽管这些私营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极具竞争力，缫丝总产量远远超过官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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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他所力推的官营工厂模式也开始陷入困境。因为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模范工厂”，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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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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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最早对日本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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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当时官方控制几乎所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激烈批评。他在1877年撰写的《分权论》中指责“有司专制”说：“你想要从事商业吗？如果不依靠政府，就难以获得生财的本钱。偶有要依靠政府者，但政府已独自先行一步。你想要开垦土地，想要开凿矿山吗？其结果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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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抨击官营企业说：“对于那些过去是藩士族、今天是官员的人来说，从事工商业是他们的短处。另外，资本的自由远没有超越日本政府。那些拙于经商之人，掌握着巨额资本，指望其中没有挥霍浪费之事，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一点，从旧幕府末年至维新以来的实际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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