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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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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被誉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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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一本名为《日本开化小史》的书面世。著名学者黑板胜美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赞作者是“明治时代之先觉者”，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解读日本历史，让人们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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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载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记载战争胜负，不过是统治者的家谱和起居注。历史著作都是以儒家为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宣扬劝善惩恶，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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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自由思想很快就在日本传播开来。新的历史观念也像一股清风，吹进了日本知识界。1875年，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下了《文明论之概略》一书，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日本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奋起直追。福泽渝吉提出，史家应以一国的“人心风俗”为文明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他没有写出史学著作。两年后，一个名叫田口卯吉的经济学家完成了日本第一部文明史著作《日本开化小史》。抛弃陈旧的历史叙述，以文明的新观念重新讲述日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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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早年出生在江户的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迁居横滨。在这个开放的港口城市，田口卯吉学习英语，接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在日本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因此被称为日本的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家对历史也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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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认为，西方文明是按照一种普遍道路发展的，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好的典范。“文明开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把日本社会西方化，而是使日本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发展。文明人将会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本性的共通之处，而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置身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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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发现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我们在自己国家建立议会制政府，不是因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形式，而是因为这种形式适合人类的本性。我们使用铁路、汽轮和所有其他的便捷工具，不是因为它们在西方被使用，而是因为它们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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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化小史》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批判封建主义，主张开发民智，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论述主题不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不再是治乱兴亡的政治史，而是描绘了日本从蒙昧到文明的进步历程，包含政府与人民在内的“社会”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制度、风俗、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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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被誉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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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本人也笔耕不辍，在1888年又写出了《中国文明小史》。他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虽然重历史事实，但是不能解释兴废存亡之理，“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在他看来，帝王将相只是历史舞台上的热闹人物，“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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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小史》鸟瞰式地讲述从史前到明朝灭亡的中国历史。全书着重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展示了一部专制政治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历史。田口卯吉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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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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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大批留学生来到日本求学。对这些脑后还拖着辫子的青年人来说，《中国文明小史》的新鲜见解犹如醍醐灌顶。田口卯吉道出了原先压抑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心中欲发而不能的声音，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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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就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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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挣脱束缚，以新的价值观审视过去。在文明史观的烛照下，中国人也开始重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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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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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在当时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举国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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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起海难事件，将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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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在和歌山县海上触礁沉没。英国船长和外国船员为了保命抢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毙。然而，根据日本与英国的条约，日本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英国驻神户领事依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船长最终只是服刑三个月，对死难者也没有任何赔偿。消息迅速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国民都愤慨至极，报纸上充满义愤的评论文章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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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顿号事件”彻底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成为公众舆论声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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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馆是三年前建造完成的一个政府高级外交俱乐部，耗资甚巨，前后历时数载。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开业典礼上说：“友谊无国境，为加深感情而设本场……吾辈借《诗经》之句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鹿鸣馆，意即彰显各国人之调和交际，本馆若亦同样能成调和交际之事，乃吾辈所期所望。”为了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参加的晚会、舞会。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希望借此推动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欧美列强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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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批评说，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与国力不相匹配，毫无效用。实际上也是如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展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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