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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君主制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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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世纪前后，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起了众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建造古坟需要征集大量劳动力，古坟内还装入了镜、剑、勾玉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作为随葬品，这表明葬在古坟冢内的主人公生前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与一般民众直接埋入地下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的情况相对，可以发现当时阶级分化加剧以及专制权力强化的事实。并且，古坟从畿内中心地区向东西扩展，这表明一个事实，诞生于畿内大和的一个小国的“王”成为日本全境的“大王”，他的统治从东国扩大到了九州，日本民族在政治上统一，形成古代君主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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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承认分立于各地的小国诸“王”的统治地位，并对他们间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这意味着大王是在各小国联合形式下的日本君主。然而，随着大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力累积，他的统治权逐渐得到强化，从而逐渐形成中央集权的古代官僚国家体制。推进这一发展趋势的强大原动力，便是统治者们对大陆文化的积极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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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和政权行将完成统一的四世纪前后，日本就进入了朝鲜半岛，占领弁辰，抑制了朝鲜民族政治上的统一，并在任那设立官府进行统治，进而征服了业已形成民族国家的新罗、百济两国。大和政权的军事侵略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它有助于随着对大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的引进而提高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保持对被统治者的压倒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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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古坟随葬品在内，六朝时代的铜镜和仿制镜、金冠、金银耳饰、银钏、金属饰物、环头大刀等大陆的工艺品，以及通过新输入的高度先进的制陶技术所制造的须惠器等物质文化的遗留物，清楚地证明了上述的事实。同样，在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人，通过他们的子孙用汉字来记事以及引进阴阳、天文等中国的知识。进而到了六世纪，从百济引进了儒学经典、佛像等，大王以及大王周围的大豪族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愈发凸显出来。为了使大王的权威合法化而创作出来的神代传说，如果忽视大陆思想的影响则无从谈起，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详细论述。另外，用于统治人民的被称为“部”的体制，无疑也学习了百济的“部”制度，吸取大陆文化在政治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大王权力的形成，是通过对半岛军事侵略而完成对大陆文化的摄取来实现的，这一点在此已经十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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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成为统一君主之后，过去的各个小国中的诸“王”，作为豪族臣服于大王的同时，一如既往地继续统治人民。进而，豪族以及农民中有实力的人开始占有被称为“奴”“婢”的奴隶。豪族——农民——奴隶，这就是当时社会的阶级构成。奴隶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主要的生产力来自农民，豪族与农民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构成了这一时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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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所述，农民被编入从百济学来的制度中的“部”而成为“部民”，他们中还出现了烧制陶器的陶师部、制造马鞍的马鞍部的部民，被安排从事特殊工业生产的职责，不过，他们应该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平时还要作为农民从事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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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拥有氏和姓，前者代表血统，后者则显示身份的尊贵，统治者的地位是世袭的。从通过拥有氏、姓身份来进行统治的社会特征出发，加之为了有别于之后的律令国家，这一社会又被称为“氏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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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论述从小国分立时代即弥生文化时代，至氏姓社会时代即古坟文化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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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作为民族宗教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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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我已经谈到，原始社会中巫术可能全方位地统治了社会生活，但是，对于巫术的内容，由于缺乏文献而无法了解其具体情况。有关弥生时代之后的巫术，我们终于能够通过文献来了解它的具体内容。不仅如此，在这个时代中，作为农耕仪式出现的巫术宗教，经历了之后形形色色的变化，直至现代生命力仍然绵绵不绝，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即能以今天随处可见的宗教活动及其残留物为线索，复原甚或被文献记录遗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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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先生开创的日本民俗学，之所以能将现存的民间传承作为史料，并在极大的范围内成功还原日本民族宗教的具体内容，是和上述的条件分不开的。但是，民俗学将现存的民间传承作为唯一史料，因而没有固定的方法用以在绝对年代上分清是哪个时代的史料。尤其在考察限定于古代这一绝对年代的民族宗教时，均以文献记录为中心史料，仅将现存的民间传承与之一一对应，还原其具体面貌，作为寻找线索的间接方法应该还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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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这种方法认识民族宗教最古老的面貌，首先我要提到的是《魏志•倭人传》中记载日本人风俗习惯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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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记载，人死后停丧十余日，期间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歌舞饮酒。下葬后，全家入水沐浴。他们渡海来中国时，常令一人不梳头、不去虱，服饰任其肮脏，不食肉，不近女色，与死者过着相同的生活，称之为“持衰”。若遇生病或遇灾害，则将责任归咎于此人并杀之。他们按其风俗举行仪式时，以烧骨问卜预测吉凶。又烧龟甲用以占卜。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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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魏志》中的记载，正是它几乎忠实传达了三世纪日本的宗教生活，作为记载日本最古老宗教内容的文献，不得不说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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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纪前后完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以及被视为在它们前后成形的祝词、寿词等日本方面的文献，如后所述，由于包含了几个阶段复杂的原始资料，因此要区别绝对年代来加以阐述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毋庸置疑，它们反映了《魏志•倭人传》之后的时代状况。而且，这些日本的文献，一方面反映了比《魏志•倭人传》更新时代的宗教形态，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与《魏志•倭人传》中所记载的时代相符的内容，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想象还原较为古老时代的民族宗教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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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事记》的传说中写道，天若日子神死后，人们建了一座“丧屋”连续八天八夜在那里歌舞作乐，与《魏志》中记载的停丧云云是同一种仪式。又如，伊耶那岐神从黄泉国归来在河边举行“修禊”仪式的神话传说，描述了与《魏志》中记载的水中“澡浴”相同的习俗。天照大神躲藏在天石屋中取鹿骨占卜的神话，与《魏志》中烧骨占卜的记载一致。仲哀天皇征伐熊袭时，神功皇后神灵附体，就今后的策略降下神谕，这一传说令人联想“事鬼道，能惑众”的卑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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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无论丧事中的歌舞音乐、祓除和修禊，还是烧鹿骨占卜的“太占”、巫女的神灵附体，所有内容都作为实际生活中的宗教习俗长远地流传到了后世，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日本民族宗教的原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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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以后，在“神道”的名义下，日本的民族宗教被宣扬为能与佛教和儒教抗衡的思想体系。但是，民族宗教原本没有教义，当然也不存在相当于经典的著作，只是镰仓时代以后，神职人员模仿佛教等宗教创作出了新的带有理论色彩的东西，因此才具备了“道”的形态而被称为“神道”。并且，神道的所有理论都是从佛教和道教等大陆宗教的教义那里借用过来的，它们东拼西凑，荒诞无稽，充斥着与活生生的信仰毫无关系的空谈。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民族宗教的主体，迄今为止仍以巫术的仪式为其唯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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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巫术活动就是民族宗教的原始形态。我们可以推断，其中大量元素应该是从采集经济时代的原始社会中的巫术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弥生时代以后的民族宗教，是以农耕仪式为其本质的，所有巫术活动，最终目的无疑都在于祈愿农耕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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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角度而言，巫术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祭祀”。“祭祀”有春秋二祭，即春耕开始前祈祷丰收的“祈年祭”（“年”有收割的谷物之意），以及秋天收割之际感谢丰收并祈祷来年丰收的“新尝祭”，由此，我们能看到春秋二祭清晰地显示出民族宗教作为农耕仪式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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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祭祀的形态、内容追随时代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也很容易将后世附加上去的元素误认为是其固有的内容，祭祀的古代形态与后世的常识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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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后世的祭祀，从原则上而言是神社的祭典，神社这一固定的建筑设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原始的祭祀是在临时设施中举行的，祭祀结束后设施即撤去，不需要固定的设施。随着祭祀活动在一定的场所中反复举行，该场所也被视为神圣之地受到特殊对待，经久便在那里建起了神社。例如三轮神社，只有拜殿而没有大殿，三轮山本身就是神社的本体。又如出羽的汤殿山神社，温泉水涌动的岩洞是神社的本体。诸如此类的神社直至今天仍残存于全国各地，将它们与在《万叶集》中写成“神社”并训读为“MORI[2]”等事例进行比照，就能想象出神社的原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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