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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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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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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主制以对朝鲜半岛的军事侵入为契机，令众多分而治之的小国归属大和政权，由此完成了较为松散的统一。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王的权力逐渐得到强化，全国增设了大王直接管辖的“屯仓[10]”，大王周围的豪族，既是豪族又是政府官员。六世纪，在直辖的部分领地中，农民变成“田部[11]”从事耕作，并尝试为他们设置户籍，采用班田制的历史前提似乎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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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半岛上的日本势力受到了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的新罗势力的抵抗，日渐式微，562年任那官府灭亡。在中国，六世纪末期隋朝兴起，统一了分裂的南北朝，创立了强大的王朝。七世纪，唐朝取代隋朝，进一步扩大版图，展现出建设世界级强大帝国的态势。随着日本在半岛的退败和中国完成统一，大和政权强烈感受到了完善国内体制的必要，借助上述中央权力强化的余力，开始向实现中央集权制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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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世纪初期与苏我马子共同执政的圣德太子的传记中，充满了神话般的渲染，不容易分辨哪些是确切的史料，哪些是太子的业绩，哪些是马子的业绩。制定冠位十二阶，是为了根据个人的功绩授予官职，并荣升爵位，旨在建立官僚体制，可以说已部分完成了要在下一步展开的律令体制的建设。几乎可以确定是由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尽管也有人认为是伪作—中，强调君主是国内唯一的最高权威，各豪族有忠实服从君主命令的义务。采用据说取自中国道教经典中的“天皇”一词用于大王的称号，并使用“日本”这一国名，也始于大约这一时期或稍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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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作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唯一据点，于660年被新罗和唐朝所灭，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需求在那之后仍在持续，也未中断与唐朝和新罗的交往。直至临近唐朝覆灭的九世纪末，日本在不断派遣遣唐使的同时，保持了与新罗的交往，从727年（神龟四年）至十世纪初，与在满洲新兴的渤海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大陆的文化交流开展得十分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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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645年（大化元年）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中臣镰足等人发动了大化革新运动，开始按照中国的律令制度建设律令体制。在经历了672年的壬申之乱后，天武天皇即刻强化了天皇政府的权力，不久相继制定了《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律令国家的体制得到了名副其实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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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体制，一言以蔽之，就是将氏姓社会中各豪族依靠固有的世袭特权分散行使的对人民的统治，统一归由中央政府的集中权力来实施。过去视为固有世袭权的豪族统治地位，被重新赋予了律令国家的官僚地位，但是他们的世袭特权在律令制度的框架内几乎不加任何改变地得到了维持，因此，氏姓制度下的阶级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通过统治权向中央的集中，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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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班田收授法后，人民虽然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田地，但又被课以租、庸、调、劳役、兵役、高利贷等繁重的租税。其中虽有诸如收租和放高利贷等对农业收成的掠夺，但更沉重的负担则来自体力劳动对身体的直接奴役，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尽管普通民众拥有“公民”“良民”的身份，但在他们身上并非看不到奴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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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的下面是贱民。贱民中还有私有奴婢，他们被视为财物，如同家畜那样被买卖，不过，在氏姓制社会的时代之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率很低。因此，仅以有奴婢这样的贱民存在为理由而将律令社会定义为奴隶制社会应该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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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有奴隶的存在，加之律令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劳动力是由在国家权力驱使下的“公民”所承担的，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奴隶制社会，当然，它有别于希腊、罗马等国的古典奴隶制。正如在后面将详细论述的那样，由律令国家的力量创造的文化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然而，这一绚烂文化财富的创造，只有在将人民大众置于等同于奴隶的地位、将大量的物资与劳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这一律令制度的巨大权力和财力的前提下才成为了可能，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则无法理解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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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投入了集权和财力才达到的文化高度，随着集权的弱化而无以为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律令社会的文化无法朝着应有的方向稳步发展，进入下一个时期后不由分说地发生了方向上的显著改变。无疑，这不仅是律令文化，而且是所有缺乏广大人民大众支持的古代文化所无法摆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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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政府的威力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是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的时代。进入八世纪，尽管不堪重负的人民奋起反抗，统治阶级面临严重危机和动摇的局面，但是，威胁统治阶级的新的阶级力量完全没有形成，并未构成对律令体制本身的威胁。朝廷仿造唐朝首都建设帝都，继持统天皇的藤原京之后，710年（和铜三年）平城奠都，无论是大规模建造宫殿，还是圣武天皇大兴土木建造国分寺、东大寺，尽管哪一项工程都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归根结底都是在律令国家的强大实力下才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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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考察从开始制定律令国家计划的圣德太子的时代到八世纪中期圣武天皇为止的律令时代前半期的佛教文化，思考这一时代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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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大陆精神文化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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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弥生文化传入，大陆文化源源不绝输入日本，但直到氏姓制社会前后，大量内容只是停留在生产工具、武器、奢侈工艺品等物质文化的领域。通过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孙，没有文字的日本开始使用汉字。在日本国内，由文字写成的留存至今的最古老文物，是年代标明为443年或503年传入的纪伊隅田八幡神社的铜镜铭文、肥后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以及被认为年代为471年并刻有“获加多支卤”人名的武藏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图8）。这些文字，以及在历法传入后用天干地支表示年份的做法，都是日本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但是，文字的使用仅限于为中央政府记录事务的被称为“史部”的外来人，不用说普通民众，就连统治阶级中的人都还未达到了解大陆的知识体系和宗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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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武藏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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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氏姓社会末期的六世纪，百济向日本派遣了五经博士，即解读中国古典的学者，还献上了佛像，这意味着此时输入在大陆文化中也是最高精神领域的财富已经成为可能。虽然六世纪中上述的这些动向并没有在日本文化中孕育出具体成果，但是到了七世纪，对大陆思想的系统了解所结出的果实终于具体地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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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冠位十二阶由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十二阶组成，各自授予用不同色彩缝制的冠帽，其名称体现了儒教的道德架构，对应的颜色体现了五行思想，如果没有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则无法产生如此的创意。同样，前述的宪法十七条中，引用了大量儒家、法家、道家等中国古典著作中的辞章，即便是从类书上转引的，也证明了作者对中国学术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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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信仰佛教，他在策划建造寺院—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论述—的同时，潜心研究佛教教义。正如紧接在后面就会谈到的那样，佛教在日本并不是让人解脱的学说，而是作为消灾招福的巫术得以流传。但是，太子的情况却是例外，至少在他的晚年，对佛教本来的教义有了准确的理解。天寿国绣帐的铭文中有一句他写给妻子的话“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世间虚假”这一否定现世的精神，是日本人的固有意识中完全缺失的东西。他通过在现世否定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生命境界的佛教理论，终于向日本人传播了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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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太子还为《胜鬘经》《维摩经》《法华经》等三部经典作注，现在仍留存着太子所著《三经义疏》的实物，近来有人提出这部著作乃是伪作。即便它是伪作，仅凭留在天寿国绣帐铭文中的遗言，太子就完全有资格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划时代思想家的地位。与希腊哲学始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中国哲学始于孔子具有着相同意义，可以说日本对哲学的思索始于圣德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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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如江户时代的原创思想家安藤昌益孤立于历史潮流那样，太子也是孤独的哲人，他对佛教真正教义的深刻理解在日本复活，不得不等到遥远的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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