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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平安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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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894年（宽平六年）中止了对遣唐使的派遣，这一时期从形式上来看，继续努力吸收大陆文化，在政治上，也大致到这一时期为止，姑且保持了律令体制的功能。因此，从794年（延历十三年）的平安奠都以后至九世纪，即平安时代初期，从大局可以看作是律令社会，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与七和八世纪前后不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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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制的土地公有原则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贵族、寺院等权贵的私有领地即庄园的发展愈加显著，不堪重负的民众逃离后，口分田不断流入庄园。律令制度也由于遭到人民的消极抵抗而难以摆脱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内部，官僚政治的力量日趋弱化，藤原氏开创了世袭摄政、关白的先例，获得了事实上与君主同等地位的要职，压制处于竞争地位的其他贵族诸氏，造就了藤原氏独裁的贵族政治时代。高官的巨额俸禄和从遍布全国的庄园获得的收益一起，成了支撑贵族阶级独裁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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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即便在文化领域，贵族文化的色彩也变得日趋浓重。最澄（传教大师）和空海（弘法大师）两位僧侣，平安奠都不久便奔赴唐朝留学，在学习了大唐佛教最新理论后满载而归，前者在比睿山建造延历寺开创了天台宗，后者以京都的教王护国寺（东寺）为据点开创了真言宗（之后在纪伊的高野山创立金刚峰寺，并在此地圆寂），成为平安佛教的开山鼻祖。两人虽然都打着“镇护国家”的旗号，但与前代处于僧纲管制下的寺院不同，他们的寺院作为以信仰为中心而结成的宗派性教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向获得独立地位的发展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在人民大众中建立宗教组织的阶段，因此，天台、真言二宗只能选择让贵族成为檀越（后世的檀家[19]）以寻求保护，为满足贵族们对现世的欲求而祈祷成了平安佛教最重要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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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佛教二宗中，天台宗原本是信仰法华经的宗派，但不久便被称为“台密”，成为以密教元素为主的宗派，与东寺的密教—真言宗并驾齐驱，使密教成为平安贵族信仰的中心。通过加持祈祷这一巫术的仪式满足现世欲求，拥有这一功能的密教，由于能充分满足为谋求升官和扩大庄园等现世利益而奔走的贵族们对宗教的期待，从而作为平安初期的宗教达到了全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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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佛教美术中，密教美术也占据了主流地位，密教特有的大日如来像、如意轮观音像，以及表现愤怒容颜的不动明王、五大力吼像的天部像中，有不少富有特色的作品，尤其是妖娆的观心寺如意轮观音像、表现威武勇敢姿态的园城寺的黄不动画像（图17）等作品，被公认为这一时代的最高杰作。雕刻美术中，与天平时代不同，大量作品中蕴含着强劲的精神力量。之所以木雕佛像取代金铜佛和干漆像成为主流，最近的研究表明，也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结果，即行基等在民间默默坚守信仰的僧侣们，为贫寒的佛堂制造朴实的木雕佛像技术日趋精湛，从而取代了前代官方大寺院佛像制造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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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由于没有出现如《万叶集》那样的大型诗歌集，因此没有很多和歌作品留存下来。汉文学教养在官僚世界里广泛普及，汉诗、汉文的写作成为风潮，继奈良朝的《怀风藻》之后，陆续编辑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诗集，涌现出空海、小野篁、都良香等作家。但是，汉文学的兴盛基本上只是表面现象，人们依然大量写作和歌，对假名的使用也逐渐盛行，这个时代可以说已经为后一个时代假名文艺的发展做好了准备。最近从藤原宫遗址发掘出了七世纪末以来写有文字的大量木简，其中能看到和后世的片假名相同的字形，假名的起源似乎可以追溯到相当古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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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园城寺的黄不动画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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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第四章 贵族社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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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社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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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令体制自身发生质变后而形成的贵族社会统治阶级，是律令制高级官僚的后继者，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上溯到氏姓阶级（例如藤原氏是中臣氏的后继者）。自从天皇制度下的统一国家成立以来，天皇政府的统治阶级，尽管各种构成元素不断发生变化，统治形态也出现了历史性转变，但是在实体的层面上仍然保持了一贯的连续性。从宏观视角观察可以发现，从四至十二世纪初期，古代社会存在于相同的统治体制下，但是，从摄政政治诞生以后，贵族社会还是清晰地呈现出与律令社会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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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令体制下，贵族也有官僚的一面，他们对参政有着自觉的意识，同时，他们作为官僚，以政治为媒介与人民多少有一定的接触，因而保持了弥生时代以来豪族与农民之间共同的生活元素。之所以经由贵族之手编撰的《万叶集》中编入了众多生动反映大众生活的作品—如属于东国农村民谣的“东歌”、从东国被强征后奔赴西海的“防人[21]”的歌谣等—也是出自上述的理由。然而，进入贵族政治时代以后，贵族们作为官僚的自觉意识几乎荡然无存，他们将实际政务交由下级官员承担，而自己仅负责每年例行公事的官职任免，举办仪式、游乐、宴会等活动，除此之外别无他干，从这一角度来看，贵族也失去了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现实联系。不仅如此，贵族与其政治、经济基础—地方农村的关系也一样，将地方政治交由前往赴任的官员、当地的官员，将庄园的管理权同样交由当地的领主或者庄官掌管，自己则身居都城，在庄园的收益中获取一部分利益。他们只是名目上的最高权利人，这一点也表明，贵族与地方农村的联系已经实质性地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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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际赴任地方官的中下级贵族，贵族们蛰居平安京城，醉心于春花秋月，专注于加官晋爵，沉迷于渔猎女色，变身为有闲阶级。其结果，这一时代的贵族文化，无法避免地变成了视野极其狭隘、缺乏创造性、消费色彩浓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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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的末期，直到为了顺应新形势的需求，大众文化得以恢复地位—我在后面将详细叙述这一点—为止，贵族文化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大众生活几乎被彻底忘却了。当然，虽说是贵族，只要其地位建立在农业生产成果的基础上，那么就无法无视农耕生活，他们创作的诗歌、爱好的绘画，常常出现耕作中的农民的身影，但是他们对农民在生产劳动中的喜怒哀乐缺乏了解，只是将农民作为四季风物中的一个点缀放入作品，其意义与将花月、鹿雁用于素材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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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京、京城周围的山水、蛰居其中的贵族阶级封闭的生活，这就是贵族意识中的全世界，他们将除此之外的广阔地域里的景观、隶属于不同身份和不同阶级的人的生活当成异质的、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搁置在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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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止派遣遣唐使不久后的907年（延喜七年），唐朝，随其后的是新罗、渤海国相继灭亡。与日本有过交往的远东诸国灭亡后，日本没有与五代、宋的各王朝建立正式邦交，处于近似锁国的状态，这使得统治阶级的视野变得更加狭隘。他们无论在国际上的还是国内生活中的外延都急剧缩小，这必然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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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在他们有限的世界内，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文化才能成熟起来。事实上，他们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沉湎于精神生活的闲暇，在多年文化积累与沉淀的基础上，培养起了纤细的感受力，从而创造出了尽管方向极端倾斜却是后人难以赶超的文化。并且，在杜绝了海外文化大量流入的这一时代中，贵族文化不再如律令贵族所创造的佛教美术那样直接来自大陆输入，而是直接与我们日本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是有着浓郁日本特色的所谓国风文化。尽管其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摆脱大陆而取得文化独立，文化质量也提升到了优秀的高度，这些功绩应该在日本文化史上特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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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文化，虽然有着强烈的阶级倾向与时代局限性，但它也存在着为后世不同阶级的人所热爱的普遍价值，作为其成功的历史条件，不得不提及在这一时代也存在着继承前代传统的走婚的事实。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这一时代中贵族与农民的隔绝，客观反映了阶级分化的加剧，但在家庭生活的层面上，原始社会以来的母系家庭形态并没有完结，维持了由夫妇分居造就的妇女独立，未能完全实现女性隶属男性的社会制度。财产由包括男女在内的子女共同分割和继承，女性成为庄园主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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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氏由于成为天皇的外戚而获得了摄政、关白地位，开创这一先例带来的结果是，后宫在宫廷内的重要性提升，从聚集在宫里的宫女中不断涌现出拥有卓越文化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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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封建社会以后相比，此时女性拥有甚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与古代社会中作为生产劳动主力的普通女性不同，没有特定社会性功能的贵族女性，除了是男性的性爱对象外，缺乏存在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她们所处的地位是极其脆弱的。并且，丈夫拥有随时中止走婚并转向其他女性的自由，因此，分居的妻子比同居的妻子更加怀有可能被抛弃的不安，感情上总是难以摆脱被丈夫所左右的忽喜忽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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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这种苦恼在她们的心理上笼罩上了微妙的阴影，当她们开始实践文化创造的时候，挖掘精神深层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便成为可能，这不也正是用以补偿这一时代的贵族文化在外延上的局限而创造出具有质量深度文化的条件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