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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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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展以政权交替的方式出现时，它便呈现出最为清晰的姿态。首先，社会最底层中推动历史的力量逐渐积累，徐徐上升，最终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变革，这就是最常见的历史进展顺序。在历史的最底层中推进历史的原动力，通常是具有生产力的勤劳民众，这一点今天已经成为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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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律令社会向贵族社会发生质变的，与其说是藤原氏及其一众贵族，不如说首先来自农民的消极抵抗。他们逃离口分田，摧毁班田制从而促进庄园制发展，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之后，促使庄园制从内部解体，消灭古代国家，建立封建社会，无疑也是由庄园内部农民成长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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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武士的兴起绝不是停留在贵族和武士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如前一章中已经稍有涉及的，武士是从地方富豪即名主阶层中诞生的新兴势力，所谓武士的兴起，不外乎是从农民大众中培养起来的来自下层的势力，试图取代弥生时代以来几乎一直掌握统治权的古代国家统治阶级，象征着革命性的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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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氏姓阶级、律令贵族，还是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都在天皇制国家体制中保持了统治性地位，与此相对，作为地方上地主的武士，植根于农业经济的现实基础。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在天皇制体制的内部壮大的武士，或被天皇制国家任命为追捕使、押领使，或成为藤原氏的家臣，一开始不得不以从属统治阶级的形式出现。并且，他们还必须依附于诸如平氏和源氏等名门贵族家庭出身的武将。支撑他们实力的，首先不是与上层的关系，而是与土地的结合，其次是主从间的契约这种底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来自底层的力量形成了原动力，才最终彻底推翻了古代国家统治者的地位，成功地建立起新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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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庄园体制内部侵蚀的方法站在推动革命进程最前沿的武士，并没能一举摧毁古代国家体制，而是反复出现了与贵族的妥协，因此，将社会彻底改变成一元化的封建体制，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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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息保元、平治之乱在京都成功夺取政权的平氏，只是在贵族的政治体制内占据了要职，并没有取代贵族政治开创武家政治，这也在情理之中。平氏灭亡后，建立镰仓幕府的源赖朝也仅仅设立了统领武士和领地的独立权力机构，而没有夺取京都政府的权力职能。概而言之，武家政治登台的这一事件也仅仅意味着公家（古代国家的贵族及其后代）与武家二元统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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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年（承久三年）的承久之乱决定性地确立了幕府的优势地位，守户、地头加速了对国司、庄园领主的古代式统治权力的侵蚀，二元统治向武士一元统治的转移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大趋势。不过，镰仓时代还没有跨越上述的这一段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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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社会状况如实反映到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史上。民众成长促使武士势力的壮大，也在文化领域中催生了在贵族社会中无法见到的充满大众元素的崭新文化。但是，京都的古代贵族，在保持其拥有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文化的权威。尤其是在夺取政权后尚未创造出堪与贵族文化匹敌的自身文化的武士，只能对贵族文化顶礼膜拜并向它学习。犹如与政治上的大趋势遥相呼应般，文化史上也出现了古代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二元对立。并且，随着后者的壮大，前者逐渐走向衰亡，可以说这是这一时代的基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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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想对新文化的发展进行仔细考察，阐明贵族文化时代是如何迈出向大众文化时代转型的第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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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武者风尚的诞生和文艺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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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定义，古代社会是国家集权直接控制人身自由并奴隶般地征用劳动力的社会。与此相对，封建社会则是以分散的土地控制为媒介，收取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民生产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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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土地的控制是封建制统治的核心。作为强化对土地控制权的人为体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武士创立的便是主从关系的结合，即武士与下属建立主从契约关系。主君对下属施以“恩惠”，即认同下属拥有土地等权利，同时给予其新的权利，并对下属加以保护。另一方面，下属则对主君尽忠“奉公”—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这样的结合，极大加强了武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且，主从的结合，不仅形成了从下层武士到武家统治者的上下各层次间的契约关系，在时间上还建立了子承父业这样的世代主从关系，通过世代传承，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主从间的契约，创造了公家贵族中前所未有的新型人际关系。我认为，武士对贵族的胜利，如果说归功于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所发挥的威力也绝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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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武士们一旦奔赴战场，主从便要共同面对异常艰难的局面，往往需要同生共死，这也强化了主从关系。在战争中赌上性命的人际关系，已经带上了单纯因利益而结合的关系中所不可能存在的严肃性，这是贵族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崭新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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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从间的契约，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张彼此的社会利益而建立的，其中并不包含更广泛的社会意识。从这一点而言，与自觉意识到有义务关注国家政治的律令贵族相比，也有倒退的一面。同时，无法否认，武士与为了满足权力欲望而玩弄各种权术却绝不杀人的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不同，缺乏对人生命的尊重，他们恣意实施残虐的杀人行为，有着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因此，不能一味地过高评价武士的道德伦理。但是，他们带着颓废的贵族社会欠缺的新鲜道义活力登上历史舞台，尤其值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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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都被称作武士，实际上其成长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以农业经营者为基础的镰仓时代武士，到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江户时代武士，他们特征迥异，每个时代中的武士道德都不尽相同。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武士道”一词，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的。明治以后，伦理学家将“武士道德”美化成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甚至在欧美各国都被广为宣传的“武士道”概念，乃是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了解，封建社会成长期的武士道德实体，来源于上述历史，带着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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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主从的关系结合中，主从双方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无法否认从者（家臣）对主君的奉公义务优先于主君对从者的恩惠。初期的主从关系犹如“一族郎等[29]”一词所表达的那样，主君与从者之间大多保持了非契约性的亲族共同体关系，所以，与欧洲封建社会由双方契约造就的古典式主从关系不同。尽管如此，主从关系与律令政府对人民进行单方面的奴隶制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以“恩惠”和“奉公”双方的义务为前提的，并不能简单定义为从者无条件奉献的单方面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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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户时代，主君一方的权力被极度强化，武士大多离开了土地，变身为领取“知行米[30]”的现代公司职员般的存在，自此彻底失去了从者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央权力十分脆弱的封建社会成长期，武士都是农业经营者并拥有可赖以生存的领地，从者在主君面前还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因此，撇开没有领地的“郎等[31]”一级最下等武士不说，中级以上的武士，完全不用委曲求全地单方面为主君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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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战场上勇敢战斗，但绝对不忘要求对自己的“军功”加以“恩赏”。大量为要求恩赏而起草的军功状的存在，最为雄辩地证明了武士的道德绝非是无条件的“献身性道德”。世袭关系是让主从结合得以长久维系的力量，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背叛旧主的武士也不在少数。以赖朝的忠臣闻名的畠山重忠，最初是平家的家臣，为讨伐赖朝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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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士而言，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家庭兴旺、子孙荣耀，对主君的忠心只是达成这一心愿的手段。他们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依附于主君，但在依附相同主君的家臣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维系感情的纽带。他们当然不会在战场上配合行动，而是争先恐后地夺取头功，除了自己的功名，他们没有闲暇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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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道德之所以具有上述这些特征，在于主从关系乃是古代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解体后各自在不同地域结成松散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有些重复，古代社会中只懂得无条件服从上层的日本人，总算获得了包括双方关系在内的道德伦理—虽然不是彻底的契约关系，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看到，这是日本人精神成长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以这种崭新的人伦关系为主要素材，从形式上也诞生了贵族时代所没有的全新文学体裁，那就是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记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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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士作战为主题的读物，早已有了记载十世纪天庆之乱经过的《将门记》、记录十一世纪“前九年之役”的《陆奥话记》等作品，《今昔物语集》中也包含一些勇将及其战斗的故事，但在平安时代的文学史上尚未形成一个系列。到了开启武家政治的镰仓时代，第一次出现了“军记物语”这一文学种类，并从这种文学种类中诞生了代表这个时代最高成就的作品。诞生于十三至十四世纪初期的军记物语，可以举出《承久记》《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等作品。其中，与篇幅较少、结构较单纯的前三部作品相比，在各方面都充分发挥了军记物语独特妙趣的则是《平家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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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存在各种观点。毋庸置疑的是，它作为琵琶法师[32]讲述的故事，采用了在琵琶伴奏下进行说唱的口传文艺形式，这一点与原则上通过个人伏案创作、用眼睛来阅读（尽管有时也用故事绘图本的形式进行传播，或用边看图边听词的方式来欣赏）的贵族文学中的物语有着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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