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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武者风尚的诞生和文艺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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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定义，古代社会是国家集权直接控制人身自由并奴隶般地征用劳动力的社会。与此相对，封建社会则是以分散的土地控制为媒介，收取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民生产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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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土地的控制是封建制统治的核心。作为强化对土地控制权的人为体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武士创立的便是主从关系的结合，即武士与下属建立主从契约关系。主君对下属施以“恩惠”，即认同下属拥有土地等权利，同时给予其新的权利，并对下属加以保护。另一方面，下属则对主君尽忠“奉公”—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这样的结合，极大加强了武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且，主从的结合，不仅形成了从下层武士到武家统治者的上下各层次间的契约关系，在时间上还建立了子承父业这样的世代主从关系，通过世代传承，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主从间的契约，创造了公家贵族中前所未有的新型人际关系。我认为，武士对贵族的胜利，如果说归功于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所发挥的威力也绝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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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武士们一旦奔赴战场，主从便要共同面对异常艰难的局面，往往需要同生共死，这也强化了主从关系。在战争中赌上性命的人际关系，已经带上了单纯因利益而结合的关系中所不可能存在的严肃性，这是贵族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崭新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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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从间的契约，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张彼此的社会利益而建立的，其中并不包含更广泛的社会意识。从这一点而言，与自觉意识到有义务关注国家政治的律令贵族相比，也有倒退的一面。同时，无法否认，武士与为了满足权力欲望而玩弄各种权术却绝不杀人的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不同，缺乏对人生命的尊重，他们恣意实施残虐的杀人行为，有着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因此，不能一味地过高评价武士的道德伦理。但是，他们带着颓废的贵族社会欠缺的新鲜道义活力登上历史舞台，尤其值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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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都被称作武士，实际上其成长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以农业经营者为基础的镰仓时代武士，到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江户时代武士，他们特征迥异，每个时代中的武士道德都不尽相同。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武士道”一词，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的。明治以后，伦理学家将“武士道德”美化成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甚至在欧美各国都被广为宣传的“武士道”概念，乃是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了解，封建社会成长期的武士道德实体，来源于上述历史，带着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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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主从的关系结合中，主从双方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无法否认从者（家臣）对主君的奉公义务优先于主君对从者的恩惠。初期的主从关系犹如“一族郎等[29]”一词所表达的那样，主君与从者之间大多保持了非契约性的亲族共同体关系，所以，与欧洲封建社会由双方契约造就的古典式主从关系不同。尽管如此，主从关系与律令政府对人民进行单方面的奴隶制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以“恩惠”和“奉公”双方的义务为前提的，并不能简单定义为从者无条件奉献的单方面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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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户时代，主君一方的权力被极度强化，武士大多离开了土地，变身为领取“知行米[30]”的现代公司职员般的存在，自此彻底失去了从者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央权力十分脆弱的封建社会成长期，武士都是农业经营者并拥有可赖以生存的领地，从者在主君面前还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因此，撇开没有领地的“郎等[31]”一级最下等武士不说，中级以上的武士，完全不用委曲求全地单方面为主君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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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战场上勇敢战斗，但绝对不忘要求对自己的“军功”加以“恩赏”。大量为要求恩赏而起草的军功状的存在，最为雄辩地证明了武士的道德绝非是无条件的“献身性道德”。世袭关系是让主从结合得以长久维系的力量，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背叛旧主的武士也不在少数。以赖朝的忠臣闻名的畠山重忠，最初是平家的家臣，为讨伐赖朝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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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士而言，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家庭兴旺、子孙荣耀，对主君的忠心只是达成这一心愿的手段。他们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依附于主君，但在依附相同主君的家臣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维系感情的纽带。他们当然不会在战场上配合行动，而是争先恐后地夺取头功，除了自己的功名，他们没有闲暇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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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道德之所以具有上述这些特征，在于主从关系乃是古代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解体后各自在不同地域结成松散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有些重复，古代社会中只懂得无条件服从上层的日本人，总算获得了包括双方关系在内的道德伦理—虽然不是彻底的契约关系，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看到，这是日本人精神成长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以这种崭新的人伦关系为主要素材，从形式上也诞生了贵族时代所没有的全新文学体裁，那就是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记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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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士作战为主题的读物，早已有了记载十世纪天庆之乱经过的《将门记》、记录十一世纪“前九年之役”的《陆奥话记》等作品，《今昔物语集》中也包含一些勇将及其战斗的故事，但在平安时代的文学史上尚未形成一个系列。到了开启武家政治的镰仓时代，第一次出现了“军记物语”这一文学种类，并从这种文学种类中诞生了代表这个时代最高成就的作品。诞生于十三至十四世纪初期的军记物语，可以举出《承久记》《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等作品。其中，与篇幅较少、结构较单纯的前三部作品相比，在各方面都充分发挥了军记物语独特妙趣的则是《平家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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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存在各种观点。毋庸置疑的是，它作为琵琶法师[32]讲述的故事，采用了在琵琶伴奏下进行说唱的口传文艺形式，这一点与原则上通过个人伏案创作、用眼睛来阅读（尽管有时也用故事绘图本的形式进行传播，或用边看图边听词的方式来欣赏）的贵族文学中的物语有着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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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文学中的物语，历经不断传抄和校勘产生了各种版本，如《源氏物语》有蓝皮版系列的抄本和河内版系列的抄本，虽然它们在行文中存在很大差异，但至多是文字上的些许不同，并没有出现整章整段增减的情况。然而在《平家物语》中，各版本之间甚至出现了整体结构上有无单独插话段落的重大差别。而且，在篇幅上也存在很大不同，既有十二卷的流行版《平家物语》，又有被认为是《平家物语》异本的四十八卷的《源平盛衰记》。琵琶法师在各阶层传播的过程中，根据听众的需求而不断对故事情节和顺序进行改变，可以说是各种异本出现的缘由。因此，我们很难断言某个特定的作者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更应该认为，这是一部在漫长的岁月中融入了众多欣赏者趣味而得以不断成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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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不得不承认它拥有大众乃至民族经典的特征，这是局限在贵族社会内部形成的平安时代物语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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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也成为历史主人公的武士，在军记物语中第一次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登场。一方本《平家物语》的卷首有“祇园精舍之钟声，云云”的名句，卷末以建礼门院送葬队伍绕墓而行的故事即“灌顶卷”结尾，两者都模仿《往生要集》的创意，仅从这一点而言，它被安上了净土教文学的框架。但是，《平家物语》的原始版本中“灌顶卷”尚未独立，所以这种框架并不是《平家物语》一开始就有的，《平家物语》最着力描绘的，还是成为新时代中坚的武士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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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平家物语》如此，其他如《保元物语》《平治物语》也与之相同，军记物语并不着眼于武士作为农业经营者的一面，而是竭力描绘武士作为战场上勇士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它们也不同于南北朝前后出现的表现武士日常生活的《男衾三郎画卷》等作品，反而更生动地再现了武士之所以是武士而不只是富农的缘由。总之，这些作品在切实写出了武士道德的内涵—不畏死的勇武、下属对主君的忠心节操，以及主君对下属的恩义仁爱、对后代的爱护等—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描绘出武士急于追求一己功名和私利的另一侧面。这一点，与江户时代被儒学教义粉饰并被伪善地加以美化的“武士道”的理论迥异，如实把握住了现实生活中武士活生生的行为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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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将平重盛对藤原基房一行施加的暴行算到了其父清盛的头上，试图以此将重盛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善人，而将清盛塑造成彻头彻尾的恶人。尽管在文学上有着如此这般的改编，但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真实而言，却可以说整部作品贯穿着极为彻底的现实主义，《平家物语》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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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描写贵族日常生活的《源氏物语》，其整体构思停留在暗示人生的悲剧本质上，它并不直接局部地叙述悲剧的波澜起伏，而是细腻入微地描写丰富的情感变化，这一姿态贯穿始终。正如前面所述，撇开武士的日常生活、只以战场上的公共活动为叙述对象的军记物语与《源氏物语》不同，作品中悲剧性内容高潮迭起，并且，整部作品由平家一族悲壮地走向灭亡的历程所构成，从而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局部上都发挥了戏剧性效果。因此，它既有从贵族文学中所无法看到的宽广视野，也具备了大众化的特征，而因受到各个不同阶层的喜爱，今天它仍然有着比《源氏物语》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我们可以由此窥视到《平家物语》所潜藏的艺术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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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平家物语》之后出现的是《太平记》，它以元弘之乱到南北朝的战乱为主题，应是完成于十四世纪的后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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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实质上叙述的是平家的灭亡，形式上道出的是盛者必衰的道理，有着十分统一的主题。与此相对，按照时间顺序平面叙述战乱的《太平记》，尽管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但整体上难以打动人，无法与《平家物语》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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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就像我后面所要论述的那样，南北朝的战乱，是古代国家陈旧体制的消亡使得社会阶层发生根本新陈代谢的导火线。以此战乱为对象的《太平记》，描写了为个人和家族利益而肆意践踏旧式权威的武士和土豪的实力本位的种种行为，并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在《平家物语》中屡屡被美化的武士粗野的行为原则。也许正因为它没有《平家物语》那种用一块遮羞布来美化事件的态度，因此可以说它也有着比《平家物语》更为彻底的历史真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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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军记物语中，《太平记》是最后一部称得上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其后以室町时代战乱为主题的《明德记》等作品几乎没有文学艺术的魅力，取而代之的是《义经记》《曾我物语》等以特定武士个人命运为主题的作品广为流行。但是，这些作品与其称为军记物语，实际上“御伽草子[33]”的特色更为强烈。军记物语暂且拉下了历史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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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军记物语的前身—战争故事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与此同时，以战争故事为主题的画卷也早已问世，不过，现存的作品中只能见到镰仓时代以后的画卷，其中有十三世纪末期创作的《蒙古袭来画卷》（图26）以及被认为诞生在它前后的《平治物语画卷》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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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两部作品都只是画卷技巧退化期中的二流作品，前者是参加文永、弘安战役的竹崎季长根据自己的实战经历请画师画出后用来供奉氏神，从这一点来看，其作为应武士要求诞生的作品有值得瞩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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