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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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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庄园体制的解体与古代势力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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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地头对公家政治和庄园的侵蚀，令死守在京都残垒里的贵族地位日趋动摇。尽管后鸟羽上皇在军事上为挽回京都政府势力而发动的承久之乱以失败告终，但是后醍醐天皇再次策划的相同尝试成功消灭了镰仓幕府，1334年（建武元年）开始实施建武中兴的政治。然而，要阻挡现实中以不可逆转势头前进的封建社会步伐并复活公家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痴心妄想。武士背叛了中兴政府，公家和武士一统的政治发生动摇，进入南北朝的战乱期后，各地地方势力纷纷乘乱扩大自己的势力，古代社会体制开始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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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十三至十五世纪，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随着农村铁制农具的普及、牛马耕种的实施、水车灌溉等农耕技术的进步，收成大幅度增加，开始了一年种两茬不同作物的农耕方式，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对提高，他们中间顺势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商人活跃了起来。商品经济领域中，设立了定期集市，打破封闭的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壁垒，经济圈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域。通过与宋、元、明的贸易活动而引进的中国铸造的货币（如永乐通宝等），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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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民众势力的抬头日趋明显，大规模出现了因“下克上”一词而广为人知的势力的新旧交替。建武中兴失败时，武士的力量已经十分壮大，甚至巧妙利用武士的不满而破坏公武一统政治的足利幕府，也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虽然面对力量既已丧尽的公家贵族，幕府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是地方守护等力量强大的武将，变身为统领该地区武士的守护大名，室町幕府充其量只是他们联合政权的盟主，在镇压不断出现的守护大名的叛乱中亦已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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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于1467年（应仁元年）的应仁之乱发生以后，进入战国时代，幕府的命令几乎不被执行。各大名在已扩大的经济圈内建立独立的政治社会，即大名领国，将庄园体制的残余一扫而尽，确立了直接控制土地和人民的封建社会。并且，不能忽视的是，在由此成为封建领主的战国大名中，从新的统治阶级中崭露头角的土豪出身的暴发户占了大多数，他们经过多年的社会动荡，打倒了自古以来以出身门第为傲的旧式守护大名。古代社会的遗风，不仅在体制上遭到横扫，在人的构成上，也发生了大幅度的上下交替，封建秩序终于在自下而上力量的推动下走向不断完善，迎来了二元对立向一元化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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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陈代谢的进程，仰仗的绝非是一部分暴发户潜入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其背景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人民大众的社会性成长。分散在庄园各名中的农民，以地区性的自然集落—村庄为中心团结一心，村民们选举尊长、年长的代表，制定称为“地下掟”“乡置目”的自治规约，尝试村政自治的管理模式。对来自上层的苛捐杂税，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消极抵抗，而是屡屡采取暴动这一积极的反抗行动，促使本来就濒临解体的统治阶级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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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无视的是，新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形成大名领国，一扫古代社会的遗制，也正是由于民众的成长。一旦封建秩序得以建立，新的统治阶级便以强权统治人民，将人民重新推入残酷奴役的深渊，然而，从古代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进步，只有在人民大众的历史性成长的推动下才能实现。这一事实，令我们千真万确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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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家庭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原始社会的遗制—走婚制，终于划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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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走婚制向嫁女婚的转变过程，没有确切的研究成果，因此无法具体阐述，但是，至少在武士社会中，似乎较早开始了妻子在夫家生活即嫁女婚的习俗。即便在武士家庭中，一开始就保持了分配继承制度，女性也享有分配到领地的权利，甚至有女性成为地头候补的事例。但是，对于不在战场上效力的女性来说，在分配领地上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从分配继承制向单独继承制的转变，当只是一个男子垄断性地继承全部领地的单独继承制被确立下来后，女性陷入了权利归零的状态，就此出现了产生男尊女卑不平等关系的历史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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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女婚中一开始就与丈夫共同生活的武士妻子，开始树立起牢固的贞操观念以及作为主妇维护夫家的意识，可以说这是在贵族女性身上看不到的一大进步。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将单方面的贞操观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单向义务关系的开始。长久以来得以保持的女性崇高社会地位彻底瓦解，总体而言，这是在本应是下层阶级获得胜利的封建社会中，人民在新的阶级统治下，不得不苟延残喘于残酷封建剥削状态的同时，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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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文化的下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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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克上带来的社会势力的新陈代谢，在文化领域中也注定了贵族文化没落和大众文化上升的命运。贵族文化，作为古典受到尊崇，并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素材，但是，个中已经几乎看不到贵族文化本身的发展。持续至镰仓时代的以《源氏物语》为范本的王朝风拟古物语停止了创作；和歌中断了新的发展；敕撰集的编辑也在这一时代宣告结束，“古今传授”等无意义的秘传，仅在形式上继承歌道的传统；大和绘的技法出现了急遽退化，土佐光信成为最后一人，大和绘不得不将日本画的主流地位让位于新出现的水墨画以及狩野派；佛像雕刻中几乎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作品（不过，这与我将在后面谈到的宗教世俗化倾向有着很大的关系），诸如此类的现象证明，自古以来的贵族文化传统，在贵族走向社会性没落的同时，也丧失了其文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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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表明，顺应社会势力的交替，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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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歌，起源于将和歌断开后由两人通过问答来进行朗读的形式。它作为和歌的一个变种自古存在，从十四世纪前后起在地方武士、神官、僧侣中广为流行。与贵族间流行的“堂上连歌”相对，民间流行的连歌称为“地下连歌”。地下连歌，通过对古典的研究，吸收了贵族文艺雅致的美感，从而在艺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经过十五世纪的宗祇之手达到了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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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年（明应四年）编辑的《新撰菟玖波集》，足以让人了解成熟期的连歌。这一时期的连歌，继承和发展了在观念中人工制造幻想美的《新古今集》的“幽玄”精神，去除了和歌中尚未扫尽的感伤主义，客观而透彻地审视自然和人生百态，并在团体聚会上通过参加者的微妙应答进行“连作[35]”，从而成功创造出这一独特的艺术体裁。虽然从极其尊重个人创意的近代艺术观点出发，这种形式难以理解，但可以说它是十分出色地发挥了时代特性的文化产物。况且，宗祇从东国到九州，足迹遍布全国，这一点无疑证明连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由爱好者们展开创作和欣赏，连歌艺术的发展可视为以武士为中心的民间艺术发展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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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猿乐能的发展上。猿乐，不同于自古以来在宫廷中演奏的从大陆传来的，或者将大陆传来的东西加以日本化改造后的歌舞音乐—即后来被称为雅乐的音乐（从大陆传来的大多不是大陆的雅乐，而是俗乐，但在日本，从与民间音乐对立的贵族音乐这个意义出发，称之为雅乐），而是在杂耍类曲艺、滑稽的模仿类演出中表演的节目，由称为“猿乐法师”的贱民在神社的祭典以及寺院的法会等宗教活动中作为余兴节目进行演出。这种民间艺术，应该是从十三世纪前后起开始完善戏剧结构，发展成猿乐能。到了十四世纪，它在足利义满将军时期出现的能乐演员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手中得以成熟，最终成为一种艺术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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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阿弥、世阿弥不但是演员，而且是脚本、歌曲即谣曲的作者、作曲者，留下了众多成果。世阿弥更是写出了《风姿花传》等表演艺术论著，发表自己在表演等方面的独特见解，是一位天才型人物。他受到了足利义满等统治者的宠爱，将田乐能吸收到民间艺术的猿乐能中，成功地将猿乐能提升至从统治阶级到大众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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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乐能（现在称为能乐）的大众文化特征，可以从地位特殊的曲目《翁》出自庆祝丰年的农耕仪式的巫术、能面上留有民间巫术活动中使用的鬼面痕迹等方面略窥一斑。尤其在观阿弥的时代，还保持着丰富的大众性。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创作并爱演的《自然居士》等曲目，都是以民间十分熟悉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的作品。在取材于古典并拥有大量曲子的谣曲中—如以表现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母亲悲伤心情为主题的《隅田川》等—之所以存在不少取材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由于继承了这一传统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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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世阿弥的时代，取材于古典的作品多了起来，与此同时，观阿弥奔放的特色愈发洗练，风格变得十分典雅。例如集中表现在静寂的古寺内思慕恋人的女性情感的梦幻能乐《井筒》、由诗歌般的辞章串联起来表现对离别丈夫满怀哀怨恋情而死去的妻子的悲剧《砧》、描绘背叛了与妻子再会盟约而自杀的败军将领痛苦情感的《清经》等，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高杰作的曲目都来自这些作品。也可以说这些用美丽辞章表现人的爱憎与命运典型的戏剧，是综合了王朝物语与中世世界观之后得以成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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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能乐，在江户时代是武家的式乐[36]，形式似乎比较死板，室町时代演奏能乐的节奏好像比现在更快，这是由能乐的演出时间推算出来的。因此，通过现在的能乐来论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猿乐能会有些问题，但有着被极度象征化了的舞台设计与表演—如仅将右手靠近脸部就能传达比失声痛哭更为强烈的印象、只要稍将面具上下改变角度（这称为“悦色”“愁容”等）就能表现微妙的感情变化—等出色戏剧效果的能乐，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文化下克上的大环境中得以发展，这一事实对于回答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诞生优秀文化这一问题时，可谓给予我们很大启发（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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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猿乐能演出间隙表演的狂言，恐怕是吸收了古代猿乐模仿表演的元素而诞生的艺术。它与表现古典式主题、以典雅华丽的古典辞章组成的谣曲为脚本的优雅猿乐能不同，以现代众生相为主题内容，毫不留情地揭露武士和僧侣等统治阶级生活的内幕。并且，用当时的口语表演的狂言，与歌舞音乐元素大于戏剧元素的猿乐能相比，更是完全侧重于戏剧。不仅如此，它在题材上吸收了形形色色的大众生活，构成了符合平民趣味并能博人开怀大笑的通俗喜剧，从这点来看，和过去任何一种艺术相比，它都称得上是最大众的艺术。不过，狂言的讽刺和揭露流于表面，结构也很公式化，缺乏独特的个性，不得不说缺少艺术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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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谈到被称为“御伽草子”的室町时代的短篇物语时也能如此断言。在这一拟古物语消亡、军记物语也失去了生命力的时代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御伽草子，作品和结构都很公式化，是艺术上极其朴素幼稚的文学，在接下去的时代中被当成了女孩子的玩物也并非没有道理。以常陆国的制盐工为主人公的《文正草子》、以伊势国身份卑微的沙丁鱼贩为主人公的《猿源氏草子》等作品，有的以身份低下的平民的命运为主题，有的大量吸收了民间口头传承的故事成分，大众艺术的特征十分明显。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民间流传的众多故事，这是旨在服务于天皇制正当性而经《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著作体系化的神话记载所遗漏的。作为古典贵族艺术迈出第一步的日本小说文艺，到了江户时代作为商人文学得以重振，中间必定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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