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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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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与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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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桃山文化，大体上摆脱了前代从宋、元、明输入的中国模式，为了与日本人在生活上的要求相匹配而经历了日本化的过程，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与这一态势齐头并进，过去与日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欧洲文化也开始输入日本，从多种意义而言，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以葡萄牙为主力的欧洲势力东渐，葡萄牙船只终于在1543年（天文十二年）驶入种子岛，继而1549年（天文十八年）天主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开始了日本与西方的最初接触。之后，直到宽永锁国的大约一百年间，南蛮人（当时将葡萄牙人称为南蛮人）通过贸易和传教，将铁炮[45]等西方物质文化以及名为吉利支丹[46]（当时将天主教称为吉利支丹）的基督教文化输入日本（图44）。西班牙的船只也稍晚于葡萄牙驶入日本，进而，日本与荷兰和英国也开始交往，加上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实施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展开南洋贸易、日本人进入南洋等行动，这一个世纪的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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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迄今为止以为外国只有大唐和天竺（印度）的日本人，知道了还有西方这一文明世界的存在，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无论是信长还是秀吉、家康，都通过地球仪以及世界地图了解了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可以说这使得这个时代以后的日本人彻底改变了从前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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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生活中，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大量西方的元素，如帽子、裤子、雨衣、床铺、椅子、眼镜、钟表、香烟等，其中虽然也有些东西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消失了，但其中的大多数，锁国以后仍然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中。今天的日语中之所以有很多单词出自葡萄牙语—如サラサ[47]、パン[48]、ラシャ[49]、ビロード[50]等—无疑是在这个时代输入的南蛮文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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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南蛮（葡萄牙）船只（南蛮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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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领域中，日本人学到了大量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崭新知识。天主教宣扬对唯一、绝对神的信仰，这让只知道多神教或泛神教的日本人大吃一惊。另外，与宗教同时得以宣扬的一夫一妻道德观，也给予日本人以巨大冲击。过去从中国传来的佛教，与中国的教派几乎无关，不外乎是按照日本统治阶级的主体性要求自上而下接受下来的。与这样的佛教不同，由欧洲天主教团的传教士主动从国外带来的耶稣会的门派，迅速对大众展开布道，在很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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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吉利支丹版《天主教教义》［1592年（天正二十年）天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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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出于遵守宗教礼仪的需要，开始采用星期、阳历等风俗习惯。随着宗教活动的展开，他们在初等神学院（seminário）和高等神学院（colégio）展开基督教教育，并用日语罗马字翻译基督教文学以及出版日本古典著作、日语辞典和其他出版物（称为吉利支丹版）（图45），通过油画以及铜版画介绍西方美术，在教徒的集会上演奏西方音乐及上演宗教戏剧等，尽管这些活动传播的范围并不广泛，但作为在这个时代日本的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与西方文化多角度接触的实例，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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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天主教为中心的精神文化，被接受的程度并没有达到铁炮、钟表、眼镜等生活实用品的水平。天主教传教的成功，大多也是因为对巫术般效果的诉求，如武士们戴上十字架，是将它当作战场上的护身符；民众喝圣水则是为了祈祷病体康复。皈依天主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这是一个疑问。虽然如此，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围绕在传教士周围的教徒们精神上的联合，对于好不容易正在确立的封建秩序来说存在着威胁。尽管为了牵制佛教徒，信长承认了天主教，但秀吉以后开始采取禁教的政策，并以此为由，德川家光将军最终于1639年（宽永十六年）发出禁止葡萄牙船进入日本的命令—锁国令，对天主教的镇压不断加剧，众多教徒因此殉教。在信仰方面，与将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布道发展期不同，留下甘受酷刑、愿舍生赴死的教徒们，反而是去芜存菁，但结果却使得不仅天主教濒临灭绝，而且与天主教有关的南蛮文化也几近销声匿迹，除了上述的已经扎根于日本人生活中的香烟、眼镜等，南蛮文化从日本文化中被一扫而尽，与西方文化热闹非凡的交流犹如南柯一梦，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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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上来看，南蛮文化不仅没有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其内容也与和近代科学文明结合之后的荷兰文化不同，是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因此，仅以它是西方文化而过高评价它的输入是不恰当的。由于南蛮文化日后没有保持其生命力的连续性，这反而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我们必须警惕沉迷于它所散发出来的异国情调而误判日本文化史的大局。对我们来说，比起南蛮文化的林林总总，向世界打开门户—哪怕是短暂的，由此使得日本人扩大了视野，我认为这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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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1585年（天正十三年）从九州三大名的大村、有马、大友派出少年使节团，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向罗马教皇赠送了描绘安土山风景的狩野派屏风画，记录下这一事件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它只是一件小事，并没有特别的证据表明它对西方美术史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与西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并不只是停留在一味输入外国文化的层面上，就之后十九世纪浮世绘对后期印象派产生的影响而言，这件事称得上是日本美术进入西方世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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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封建秩序的巩固与儒教道德在思想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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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得以确立，但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各大名仍然保持着不可小觑的势力，社会尚未安定，社会动荡的桃山时代（以文化史上的时代划分）的时代特色，也以德川第三代将军家光的时期为转折点，终于呈现出变化的趋势。幕府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然稳固，曾是德川同僚的各大名也唯有彻底臣服于幕府成为家臣。下克上的风气荡然无存。以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称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差异，作为不可动摇的社会根本秩序确立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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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武士为了保证能从直接生产者的农民那里掠夺用作高比率实物租税的年贡，利用经济外的强权制定了等级制度，在统治者的武士与被统治者的百姓（农）、城市人（工商）之间建立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不仅如此，又进而在农民、商人之下设立了更低的贱民等级，取名为秽多、非人。上下关系不单构成了各等级阶层间的差异，而且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通过上下尊卑的高低确立了秩序，这一点不能忽视。武士中的主从关系自不待言，平民家的嫡系与旁系、商家的店主与雇员、农村的地主与雇农、城市的房东与房客等也都被规定了上下尊卑关系，这种关系甚至还涉及家庭内部的亲子、夫妻、兄弟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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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时代以来不断加剧的女性地位下降，在进入嫁女婚成为规则的江户时代后达到了极点。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上，被视为古典式封建社会的这个时代，仅就家庭关系而言，或许比之为希腊、罗马的古典式奴隶制社会更为恰当。下层商人、百姓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根本没有足以称为财产的物质，唯有通过夫妻共同劳动才能维持生计，而在诸如依靠俸禄的武士、依靠店铺的商人、依靠土地的农民等通过父权制占有固定资产而获得生计的人的家庭中，唯一拥有财产继承权的父系家长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权威—确切地说在财产世袭制的“家”中的权威是绝对的，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则被迫服从于这一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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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进入夫家的嫁女婚制度下的妻子，是不具有夫家财产继承权的卑微角色，虽说是丈夫的妻子，作为嫁入夫家的儿媳，更无法躲避来自代表夫家权威的公婆的压力。丈夫在性爱上的放纵可以得到容忍，有时甚至受到鼓励，而妻子则背负固守贞操的义务，妻子与他人的通奸行为被视为重罪可被处死。一夫多妻制得到公认的结果是，允许丈夫在正室之外纳妾，虽然妾与正室一样，仅仅承担恪守贞操的义务，但与古代的一夫多妻制不同，她们的身份与仆人同样卑微，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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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确立上下尊卑关系而结构化，试图用位低者对位高者的绝对服从，来永久维护武士掠夺农民这一基本关系，这是封建社会的机制。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建立在主君恩赏与家臣效力这一交换关系上，这一点没有变化，但是大名以外的武士中的大部分，居住在“城下町[51]”，变成了领取“知行米[52]”的消费者，因此，家臣一方失去了对抗主君的实力，与武士植根于农村的时代相比，即便在主从之间，主君的统治力量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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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商人的财富积累与武家财政的匮乏，使得武士与平民之间身份等级上的尊卑也得到了实质性的缓和，当然也让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超越权力向和睦的关系发展，并不总是如前述的那样，上下尊卑的关系控制了这个时代的所有生活。尽管如此，既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造就了这种社会秩序，那么从大局而言，无疑人的行为不得不被限定在这一框架内。作为将这种社会关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就是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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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大众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乡村组织，向着提升社会地位迈进了一步，却再一次被禁锢在新的统治阶级强权下。虽然平民中依然保持了传统的神佛信仰，但在依靠自己实力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战国大名以及地位在他们之上的诸如三英雄等武将们的眼中，既不存在神佛之类的既成权威，也无意尊崇儒学等纸上的道德。德川家康之所以邀朱子学家藤原惺窝讲学，起用其门人林罗山，将禅僧崇传、天台僧天海聘为顾问，也只是依靠武力的胜利者按照室町时代以来的统治者的习惯，利用与五山相关的文化人而已，并不代表他信奉儒教和禅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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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以及社会对学术理论的需求日渐高涨，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其中的朱子学作为支撑封建社会伦理的理论有效性。特别是从五代将军纲吉时起，幕府改变了过去武人独裁政治的风气，采取文治主义政策，开始积极奖励儒学，委任罗山之孙信笃为大学寮长官，让他将私塾移至汤岛培养学生。不过，这件事也只是意味着林家受到了特别保护。朱子学变成官方承认的学问，昌平坂学问所成为幕府的官学，还是在过了很久的1790年（宽政二年）即松平定信实施了“宽政异学禁令”（这也并不是禁止朱子学以外的学术研究）之后了。无论怎样说，必须承认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获得了封建社会正统哲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