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5147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689]

1706615148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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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50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字的传入影响了日本的发展，但是其影响经过很长的潜伏期之后才得以清晰显现。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正式使用中国文字两个世纪之后日本才出现了第一本有记录的日语书。[1]日本于公元五六世纪开始使用文字，主要是为了记账和登记，该文字偶尔会用于写给外国朝廷的信件中。日本在这些文字使用中保留了来自中国或朝鲜的抄书吏的特殊职能。据本土编年史记载，这些抄书吏于405年“第一次”被派驻到各郡，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很可信。尽管我们听闻在公元纪年初日本统治者派送信件给中国朝廷，但是留存至今的最早期的信件是大和政权于478年给中国朝廷的一封表文。到682年日本开始编纂《古事记》的时候，使用的还是吟诵者，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不可能存在相当规模的文字记录机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6世纪以前文字使用是日本一小批政府抄书吏的特权，不过我们应当对书写和阅读加以区分。鉴于一些此处无法给予更详细解释的原因，学会读懂一篇汉语文章要比学会写一篇汉语文章更容易。因此，极有可能的是，有一批日本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可以阅读汉语书籍的篇章，却不能自己写文章，甚至不能用毛笔描摹多个中国文字。在外国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对被带入日本的中国经典著作的内容逐渐有了一些了解，被引入的经典著作首先是《论语》，其次是《诗经》《尚书》《礼仪》《周易》《春秋》。阻碍文字在日本迅速普及的主要障碍纯粹是人们难以用单音节的汉字字符来指代像日语这样多音节的、黏着的语言单词，而汉语和日语发音的不同则放大了这种技术性困难。在历经几个世纪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之前，日本人要想充分利用中国文字就必须学习汉语—在词汇、句法和语法上与日语大相径庭。需要注意的是，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与中国是没有直接往来的，所以只能依赖朝鲜的传授。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全部精力都在朝鲜，而这无疑也影响了文字的普及。日本的政权专注于征服计划，文学带来的物质所得远不及战争，贵族或许认为既然能够雇用专人为其服务，那他们就没必要费时费力地去学习汉字读写。只要人们把文字书写看作同编织或绘画差不多的技艺，看作一种机械的技能，文字书写就只是抄书吏的任务。直到统治阶级把文字书写当作新宗教或新政治哲学的一种媒介，它才变得至关重要。在日本，人们寻找儒家教义来源的愿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是促使人们学习的最强烈、最普遍的动机或许是佛教的情感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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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52 要想了解日本是如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了中国文明，我们未必需要对5世纪和6世纪日本和朝鲜的往来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是需要了解其主要特征。我们已经了解到，5世纪初日本对百济是友好的，但与新罗可以说是敌对的。当时日本在政策上通过支持朝鲜半岛上三个敌对王国中的一个，利用它对抗其他两国进而扩大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整个5世纪，日本持续不断地进攻新罗，有时候还会投入大量武力。日本天皇在478年送给中国北魏皇帝的表文中，称自己是日本、百济、新罗及其他朝鲜半岛王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Supreme Director of Military Affairs），所以即使考虑到表文用语有吹嘘的成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日本人凭借其军事技能对朝鲜有着重要的影响。6世纪初，境况发生了变化。百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比于新罗更富有，并且不那么活跃，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更倾向于安宁。新罗人和日本人一样好战，他们和日本人在种族上近似，但没有像百济人那样屈服于日本人，定期向日本纳贡以换得军事援助。516年，朝鲜人将日本一支强大的舰队驱离朝鲜南部海岸。527年，日本人面临失去位于朝鲜的据点的风险，该据点位于新罗和百济之间的飞地。日本人匆忙组建了一支远征军，但是被西日本一个可能被新罗贿赂的强大的郡首拦截，多年之后他们才再次开始远征。同时，随着北方高句丽和西南方新罗实力的增强，百济的处境越来越糟糕，更加依赖日本的帮助。百济国王年复一年地恳请大和政权派遣军队，每次恳请的时候都会附送珍贵的礼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尽管日本援军不顾一切地抵抗，新罗和高句丽还是联合打败了百济。562年，新罗侵夺了日本的属地任那。日本时不时地尝试夺回属地，但是到7世纪初新罗已经成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力量，日本无可奈何，不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总会时不时地尝试重建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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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54 百济于404年和405年先后将阿知吉和王仁派去日本，552年[2]又送了一幅佛像和多卷佛经，554年送去了一批通晓中国经典、医药、占卜、历法和音乐的人，同时送去的还有一些佛教僧侣。需要说明的是，百济在374年就任命了中国教员并正式引用了中国文字，而佛教似乎是在十年后即384年才传入百济的。佛教无疑是在4世纪传入新罗的，但是发兴王金原宗（Pep-Heung）在位时期（514～539）才正式从高句丽引入佛教。因此，我们可以想到日本最初只从朝鲜获得了少量的佛教知识。而中国的境况也不利于宗教稳定输出，因为从汉朝衰落到隋朝兴起中国北方几乎一直处于混乱和分裂之中。在这段较长的时间内，佛教的时运时好时坏，不过6世纪前半期梁武帝（502～537年在位[3]）和北魏孝明帝（516～528年在位）的母后都是佛教的拥护者。随着朝代更迭的结束，中国王朝和朝鲜半岛各王国之间的往来更加稳定，佛教普及的前景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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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56 编年史中多处提及佛教在日本的发展。百济国王在给日本天皇的一封信中推荐引入这种新宗教，他说虽然佛教教义难懂且难释，但是它是最好的，能够满足人的所有欲望，他还随信附上了佛祖的图像。日本天皇无法就这种新宗教的优劣做出决定，于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的大臣，接着宫内强大的派别之间产生了分歧。其中一派是世代为神官的中臣氏和身为首要军事氏族、负责保卫皇宫的物部氏。司祭职能和军事职能合在一起让这两大氏族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而他们的联合也证明了作为他们共同对手的苏我氏的强大。虽然苏我氏自称是古老豪族的后代，但是他们直到这个时期才成名，其时运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的职责，即管理皇家资产。536年，苏我稻目（Soga Iname）被任命为大臣（Ō-omi），大臣是各氏族首领之首，其权力与大英帝国的首相大致相当。苏我稻目将女儿嫁入皇室，尽可能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阻碍其氏族发展的最大障碍显然是其他庞大的氏族，这些庞大氏族的权力大多源自他们与日本国教的联结。因此，在苏我稻目被问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他选择支持佛教，而中臣氏和物部氏则反对引入佛教，他们认为崇拜外藩神祇会招来自日本建国以来人们崇拜的本国神祇的怒火。因此，天皇把佛像给了苏我稻目，而苏我稻目将佛像安置在自己的家中。新宗教的命运一时间悬而未决，因为中臣氏和物部氏认为随后发生的短暂的瘟疫正是本国神祇的怒火所致。天皇觉得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对的，随后佛像被扔到难波的运河中。572年即位的敏达（Bidatsu）天皇不信佛教，但是热衷于中国经典，侍于君侧的苏我稻目和物部氏之间依旧是敌对关系，所以新宗教的前景仍不乐观。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推测除政治动机外苏我稻目会有什么推动佛教的动机。所以，我们发现苏我稻目在佛像被扔之后不久建议百济的使臣，要想使国家昌盛就崇拜“创世者”即大国主神，出云神话的创世之神（该神祇或许有朝鲜血统）。敏达天皇在位期间的大臣是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Soga no Umako），他追随父亲，也是佛教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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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58 关于佛教最初的发展有一个令人称奇的故事。旁人看到苏我马子条理分明的举措或许会以为他在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把佛教当作一个已经引入文学和风水等先进文明的新国家应有的特征。为了真正地引入佛教，他需要佛教讲经者和修行者、佛像、舍利子与容纳这些人和物的佛寺。然后，他开始设法获取这些人和物。他得到了佛像和圣物，接着派人四处寻找佛教修行者，后来只找到了一位已经还俗的定居在日本的朝鲜僧人。苏我马子下令让他恢复僧侣身份并允许他接纳三位出家的幼女，其中一位幼女11岁，他教这三位僧尼如何禁食和祭拜。苏我马子在其居所旁边建造佛寺、供奉佛像；他还建了一座宝塔盛放舍利子，他本人连同其他少数几个人一起信奉佛教。《日本书纪》称“佛教由此发端”。当然佛教的发端不可能这样清楚明确，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得到了一个有权势的政客的支持，佛教从这个时候即575年开始有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之地。不过一些大陆来的难民和移民肯定在此之前就将一些佛教知识带到了日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子之外，日本最早一批记录在案的佛教徒几乎都有外来血统。那三位僧尼都有朝鲜或中国血统，其中一位是司马达等（Shiba Tattō）的女儿，也是苏我马子在宗教事务上的主要辅助者。“Shiba”是中国有名的姓氏“Su-ma”（司马）的日化。577年，从百济来的多位僧侣及苦行者、佛寺建造者和佛像制作者来到日本，带来了佛教典籍；579年，新罗也送来一尊佛像。所以，这些迹象都表明佛教的地位在日本得以稳固确立。但是它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因为在上述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场瘟疫暴发，反对苏我氏的豪族利用这场灾难劝说天皇禁止这种新的宗教。天皇同意了，然后物部氏和中臣氏兴冲冲地摧毁了苏我马子的佛寺，剥去了可怜的小僧尼的僧衣，在市集上当众鞭笞。不过苏我马子获得天皇准许，私下礼佛，他把小僧尼带回家中照看并修建了一座新佛寺供她们诵经。据编年史所述（简短且真实性有限），这就是佛教三宝—佛祖（Buddha）、达摩（Dharma）、僧伽（sangha）即佛祖、佛经、僧侣进入日本的过程。事实上，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讲究慈悲行善的宗教被引入日本是因为一位处于困境之中恳求军队援助的君王的推荐，被接纳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宿敌的忌恨、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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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60 继任的用明（Yōmei）天皇“相信佛法且尊崇神道”。事实上，他同他的大多数子民一样既信佛又信神道。本土宗教正是在这个时期才第一次被称作神道教。这是一个新的术语，因为在新宗教引入日本之前不需要术语对神道教加以区分。自用明天皇即位以来，在皇室和苏我氏的庇护下，佛教发展迅速。当用明天皇病倒的时候，他告诉臣子自己想要被接纳为佛教徒。物部氏和中臣氏竭力反对他们所谓“背弃本国神明”的行径，而苏我氏自然是支持佛教的。他们的关系严重恶化，在连续多次争吵后，587年爆发了短暂、血腥的内部战争，苏我氏获胜，苏我马子在日本声名日盛。在这之后，日本建造了更多的佛寺，并于587年从朝鲜带回了更多的舍利子，一起带回的还有多位法师、僧侣、寺院木匠、画匠、铜匠和泥匠，带回的这些人显然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因为他们的名字编年史中都有记载。越来越多豪族的女儿出家成尼，也有一些中国血统的男人出家做了法师或苦行僧。苏我马子派曾在市集上被鞭笞的那三位僧尼前往朝鲜学习，这大体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我们应当赶紧补充的是，从外在迹象上看苏我马子推动了佛教发展，但是他本人的行为是残酷无情的。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在仕途晋升中杀害了很多敌人，包括两位亲王和崇峻（Sujun）天皇（593年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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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62 崇峻天皇被杀之后，时年39岁的推古（Suiko）天皇即位，而摄政之权则在用明天皇的儿子厩户（Umayado）[4]亲王的手中，厩户亲王又名圣德太子（Shōtoku Taishi），意为“有圣德的”皇太子。圣德太子是日本佛教的真正创立者，佛教的外在形式是在苏我马子的支持下传入日本的，圣德太子一生充其量只有一小段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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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64 圣德太子天资聪慧，幼年便开始学习，据说他通晓佛教教义和中国典籍中的知识。伟大的苏我氏似乎并没有过度行使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圣德太子的计划，部分是因为他满足于自己为氏族争取来的优势地位，部分是因为他认可圣德太子的才能。圣德太子着重于弘扬佛教的道德和智慧，但是也没有忽略一些外在方面，比如佛寺、佛塔、僧衣和佛礼。而对不信佛的人来说，这些才是第一层的吸引（first appeal）。佛寺的建造进展神速。[5]自圣德太子开始摄政，豪族的领袖就“争先恐后地为他们的先祖和父母修建佛寺”。四天王寺（Shitennō-ji）始建于593年，是较大的一座佛寺，这是位于现代大阪繁华一角的四大天王寺的前身。同样，始建于593年的还有法兴寺（Hōkōji），又名飞鸟寺（Asukadera）。飞鸟寺于596年建成，因此这个时代又被称为飞鸟时代，由此可见兴建飞鸟寺的重要性。到624年日本已经有46座佛寺、816位法师和僧侣、569位僧尼。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个时期朝鲜对日本的贡献。圣德太子的老师都是朝鲜人，编年史称其中两位（飞鸟寺的第一批住持）是“佛教三宝的中流砥柱”。自此以后，不断有法师、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从高句丽和百济涌入日本。他们在日本定居，或教导，或重操旧业，他们通常与日本人通婚，进而形成了一个外来文化中心并促进了种族融合，而这对日本来说极为有利。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血统，但是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百济在向日本输出老师的同时也在从中国引入老师。从此处及他处的根据来看，这个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移民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梁朝和北魏、途径朝鲜涌入日本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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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66 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一部法典，一些编年史学者误认为该法典是宪法，[6]而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系列针对统治阶层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意义在于他们体现的是受外来宗教和世俗文化启发的执政思想的转变，而不是新的行政体制。抛开本土宗教作为一种异教思想的优势，在日益成熟的氏族体制的影响下，本土宗教往好了说变成了一种丧失了原始信仰动机的复杂仪式，往坏了说变成了一种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压迫手段。除了一些惯常的行为规范，如仪式中的禁忌之外，本土宗教中仅有少许道德元素，因此它只能发展其仪式性、迷信性的一面，除非它能够从外部获得某种强烈的刺激。我们可以引用多个例证说明它的这种发展态势，但是这里仅举一例就足够了，比如早期的净化仪式经过一般的过渡呈现出惩罚性的特质。对神祇的供奉退化成神官或非神职人员收取的罚金甚至勒索，因此通常对仪式性罪行的惩罚要比对世俗罪行的惩罚严厉得多。同样，早期日本佛教也被视为一种获得物质好处、阻挡灾难的途径。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态势。人们在尚未理解佛经的时候就开始念诵佛经。他们把佛经当成咒语，的确第一批从朝鲜来的法师就是念诵咒语或符咒的人。苏我马子崇拜一尊佛像是希望治愈疾病，用明天皇在发现自己患病的时候才想信仰佛教，随后的很多年间，每当天皇生病、庄稼需要雨水或者需要为国家求得某种具体的好处的时候，总会举行极为盛大、奢靡的佛教仪式。早期兴建的众多佛寺中就有专门供奉药师（Yakushi）即药师如来（The King of Medicine）的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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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68 圣德太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对佛教的道德和哲学内容很感兴趣，进而致力于弘扬佛教。从这个角度来研习圣德太子的“十七条法令”是很有意思的，同时“十七条法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时人观点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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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70 第一条强调社群和睦的重要性，对那些影响阶层和睦的恶行给予警告。年长的或身居高位的与年幼的、身居下位的和睦相处。这是儒家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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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72 第二条告诫众人礼敬佛教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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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74 第三条概述的是中国的治世理念。“承诏必谨”。一个依赖顺从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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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76 第四条所述内容是对上一条的补充。如果顺从是身居下位的人的职责，那么身居上位的人的职责则是克己守礼。此处的克己守礼守的是《礼记》中的行为规范。这也是中国的一种治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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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78 第五条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听审百姓诉讼的人，告诫他们不要暴饮暴食、放纵贪欲。这是呼吁他们公正对待身居下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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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0 第六条反对阿谀奉承和谄诈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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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2 第七条反对为官者以提携换取支持，并且明示要任官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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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4 第八条告诫为官者要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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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6 第九条告诫上下级之间要彼此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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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8 第十条反对发怒。如果我们与他人意见不一致，那么“我必非圣，彼必非愚”。（我们未必一定是睿智的，他人也未必就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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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0 第十一条告诫身居上位的为官者赏功罚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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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2 第十二条说：“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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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4 第十三条告诫为官者不要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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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6 第十四条告诫为官者不要嫉妒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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