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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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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新都与令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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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以都城从奈良迁到长冈（Nagaoka）为开端。迁都主要意味着皇宫的迁移，皇宫从奈良迁到别处已经不是第一次。迁宫最初源于一个忌讳，即人们认为有人逝世的房子会有污秽。据文献记载，早期日本历史中有很多换都的事例，但显然其中大多数只是换了个宫殿而已。编年史记载的前43位天皇在位的时候，都城一般都在大和国，尽管每一任天皇即位之初都会迁宫或者迁都，但实际上迁移的距离只有几英里，似乎有时不过几百码。那个时期的建筑简单，待到一个王朝结束的时候，再建比重修还要容易。到奈良时代，建筑的发展受到佛教的影响，出现了更大、更永久性的建筑，所以人们出于经济考虑，强烈反对迁都。仪式上的污秽可以通过迁宫来清除，但是都城的迁移是一项高成本的大工程。奈良作为都城历经七朝（710～784），中间有一段时间除外。当时迫于两大主要氏族—藤原氏和橘氏之间的长期争斗，圣武天皇先后迁都恭仁（Kuni）和难波。迁都长冈之举更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奈良为数众多的宏伟建筑，其中既有佛寺又有宫殿。迁都长冈是历史学家至今未能解开的谜。众所周知，奈良时代末期皇室财政处于低谷，主要是因为兴建了耗资巨大的建筑，所以当时迁都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显然，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佛教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如果宫廷继续坐落在由富裕且强大的僧职人员掌握的佛寺和寺庙之中，它就很难摆脱佛教的影响。僧职对女皇的影响持续了几代，并且逐渐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桓武天皇才即位。他本人在还是山部亲王的时候（Prince Yamabe）曾主管大学，大学是一个世俗的机构，不开设佛教课程。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儒学机构，事实上每年的祭孔仪式就是在那里举行的。我们不要去假定桓武天皇积极反对佛教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佛教的危险性，而且我们更加确定的是他的佐臣希望让他远离佛教。其他所谓的迁都原因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藤原种继（Fujiwara Tanetsugu）—一位有影响力的贵族，与富裕的秦氏（Hata）有联系，从他们那里收受贿赂并承诺确保他们的位阶晋升。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只是我们无法确知细节。迁都的历史表明了那个时期都市生活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僧职的影响、藤原氏以及其他豪族接连不断的密谋、一些土地所有者财富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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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看起来是一件耗资巨大的事情。这次迁都是在匆忙之中完成的。784年5月，以藤原种继为首的大臣被派去在业已选定的地址上营建新都，该地址是在得到占卜师认可并向诸位神祇禀明之后确定的。他们当即动工修建皇宫，5个月之后天皇入住。建造宫殿的工匠一度达到30万人，他们夜以继日，不过这一大批人的衣食供应并不充足，所以他们非常痛苦。至于建都成本，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全，但是据文献记载，天皇勒令所有令制国将当年的所有赋税连同工匠所需的材料一起送到长冈。这些赋税中68万束稻被分配给亲王和某一位阶以上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新都建造私人宅邸的资金；4.3万束稻作为补偿被分配给了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的土地及其资产组成部分—耕农被并入了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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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搬到长冈只是意味着他的宫殿已经建好，可供入住。但是接下来几年政府机构依旧留在奈良。事实上，新都的营建以及修路造桥的工程持续了近10年，直到793年初才完工。接着，天皇突然颁布诏书，要把都城从长冈迁到几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即现在的京都。我们还没发现天皇在工程几近完工的时候将都城从长冈迁至他处的原因。毫无疑问，迁都的动机很多，我们能做的就是描述迁都之前发生的主要事件，揣测它们对迁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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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武天皇极其宠信藤原种继，允许他“决定所有内外之事”。785年，就在种继推进长冈的工程之时，却被天皇的弟弟早良亲王（Prince Sawara）暗杀。早良亲王密谋夺位，种继成了他的阻碍，因为他支持天皇的长子。我们无须关注这场争斗的细节，这与其他很多围绕皇位继承的卑鄙的争斗和阴谋并无两样。只是需要注意这个时期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是由多个有权势的豪族围绕皇权彼此争斗而引起的，这些政治事件因占星术、预兆和对怨灵的恐惧而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当种继被谋杀的时候，密谋者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早良亲王被流放到淡路，且获准绝食，前提是他半路上没有被暗杀；不过天皇在他死后不久就招致了厄运。他的儿子、12岁的第一顺位亲王患病。天皇派使者带着供品到伊势神宫祈祷，希望他康复，但是亲王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次年，天皇命人在畿内所有的神社献上供品并祈祷，还命占卜师查找他久病不愈的原因。他们宣称是因为已故早良亲王的怨灵。通过注意列举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期对已故之人的恐惧很深也很普遍。天皇派最高位阶的臣子到淡路去向怨灵解释；值得提及的是，记录这个事件的编年史只提到是“某亲王”的墓，因为提及某位伟大的令人生畏、敬重的要人的名讳是不吉利的。天皇命人为早良亲王建造陵墓并围起来，派地方官员恭敬地严加看守。后来，794年的时候皇太子妃突然病逝。这一不幸也被认为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追授更大的荣誉，以安抚早良亲王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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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的宫殿和皇太子的宫殿都请僧人念诵《金刚经》，此外还派僧侣前往淡路诵经并在墓前拜忏。799年，早良亲王被追赠为崇道（Sūdō Tenno）天皇，移葬大和国。他的坟墓晋级为天皇陵，并以他的名义建造了神社。随后，这座陵墓在祭仪、供品摆放以及其他方面都是按照已故天皇的规格来准备的。因此，天皇会命人将遣唐使团归国带回的礼物拿出一些作为供品送到他的陵墓前，也会送一些到两位已故先皇即天智天皇和光仁天皇的陵墓前。此外，806年，桓武天皇患病，他颁布诏书宣布释放那些因为在785年参与谋反而被流放的人，并且恢复所有人的位阶，无论他们“在世或已逝”；下令所有国分寺的僧侣每年于春秋两季念诵《金刚经》，为崇道天皇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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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多本编年史中零零散散的记录拼凑起来的故事表明了那个时期宗教信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描绘了在崇拜已逝者方面神道教正统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佛教以及中国的占卜术，不过也证实了本土万物有灵信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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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年，一些声称拥有法力的巫师、占卜师和法师明目张胆地滥用法力，以至于天皇颁布了一则诏书，诏书内容如下：“法师、占卜师之类随意诠释好与坏的征兆，愚弄普通百姓。不知情的百姓相信他们的预言，以致邪教逐渐猖獗，邪术日益盛行。这种习俗势头日盛，败坏了简朴的民风。自此以后严禁邪术、邪教，但凡研习或继续施行邪术的人都要放逐。”意料之中的是，统治阶级中也难免有这种他们视为于普通百姓有害的恶习，但是他们会以更讲究、更高成本的形式施行邪术。人们将大量钱财花在宗教仪式尤其是为死者超度的佛教仪式上，以至于同年在颁布了上面一则针对巫师的诏书后，天皇又颁布了另一则诏书，限制献给佛寺供品的数量，这些供品有可能是对超度仪式的答谢。亲王和位阶为一的官员的答谢不得超过500反（tan）[1]布（答谢礼以布计），位阶为二的官员的答谢不得超过300反，等等。位阶在六以下的官员的答谢的上限可能是30反。诏书提到各个阶层都会互相攀比，看谁家的仪式更奢华，不富裕的人有时候会为了奢华的仪式卖掉土地和房舍，非但没有给家人带来荣誉，反而毁掉了这个家。有文献记录显示，当时有100位甚至多达1000位法师为死者诵经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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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中还记载了为了作物生长能有好天气而祈求，为防止或消灭瘟疫而祈求，这些几乎是政务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818年，在接连歉收之后，天皇和朝中众臣禁食祈愿了三天。所有官员的给养和俸禄都有所减少，但是每次法师被召来祈雨或祈阳的时候，都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从官纂史书中记录的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法师三年总计收到的布超过10万匹，这还不算其他供奉。生病也是要祈求的。人们认为生病是因为受到另一个生灵或亡灵的干扰，要想病愈，第一要紧的是在法师或驱魔人的帮助下驱赶或安抚生灵或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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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征兆，我们已经了解到时人非常看重征兆，记录征兆是官方编年史的主要功用之一。早期日本天皇的传奇历史中都是与迹象或征兆有关的故事，后来的文献中诸如此类的记载也没有减少，不过从中可明显看到中国占星术的影响。因此，723年人们发现了一只白色的乌龟，并决定把它当作象征最高阶层的好征兆。这一时期的年号改为神龟（Jinki）。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报天皇任何有征兆性质的迹象逐渐变成国级官员的习惯，如果无法称之为职责的话，朝廷的占卜师就会被召来阐释征兆并给出建议。不常见的鸟类飞过屋顶、不同寻常的声响、奇形怪状或颜色异常的云彩、带有奇怪标记的动物，这些都需要严加审视，并且根据占卜师的阐释，安排祝祷、连祷，给佛寺上供，或者派信使到神社。任职的国级官员如果能够上报一个好征兆的话会很开心，比如一次天空出现了五彩云，占卜师视之为吉兆，天皇遍赏“百官”，大赦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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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再来看从长冈迁都一事，虽然看起来不合情理且奢侈浪费，但是如果从我们刚才描述的形势来看的话，或许更容易理解。看来藤原种继的敌对者可能在他死后反对完成一项由他开始的工程；此外，自宠臣死后，天皇似乎厄运连连，营建工程持续了近10年，其间遇到重重阻碍，或许天皇迫不及待地要在一个运势更好的地方重新开始。尽管如此，793年3月，在采纳了风水师的建议之后，新址选定，建造工程即刻开始。都城的搬迁也禀告了贺茂神社（Kamo Shrine）的地方守护神、伊势的天照御神，以及天皇已逝的三代先祖。当时长冈的一些建筑得到使用，因为我们知道，为了迁入新址，天皇的宫殿以及其他楼阁和殿宇被拆毁，他不得不搬到一个暂时的居所。新宫于795年建成，10月天皇搬迁。天皇遣人将都城搬迁一事告知了全地的神社。新都离长冈不过5英里，795年末颁布的一则诏书中称之为“平安京”，意为“平和、安宁之都”。很多建筑还在建设中，直到10年后都城营建委员会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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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一时期日本其他地区的生活知之甚少，所以我们有可能太过于注重发生在都城的事件。不过，编年史主要记录的毕竟是宫廷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文献，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和猜想，以拼凑出一些对其他地区情况的记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必要对都城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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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京的布局与奈良相同，都参照了中国隋朝长安城的规划。平安京呈长方形，南北3.5英里，东西3英里，城外有护城河；城内的宽街对称分布，每条宽街又有狭窄的街道与之交错。平安京沿每条路设有壕沟，都城建在斜坡上，所有壕沟中都有流水。城中心的北部设有约1.75英里的大内里，大内里设有14道门，大内里内是天皇的居所、各种住房、仪式用的大殿以及大型国家机构。大内里外，靠近大内里的地方有天皇偏爱的用途各异的宫殿。大内里外还有已退位天皇居住的宫殿、豪族的府邸、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政府机构中为首的是靠近南大门的大学。大学由多栋大大小小的建筑组成，其中有三个大的学殿，分别用于讲授中国经典、数学和律法。大学中还有一座小庙宇用来供奉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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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动工的时候，当地或者附近已经有了一些神社和寺庙，其中较大的有：贺茂神社；供奉素戋呜尊的八坂神社，又名祇园神社（Yasaka or Gion Shrine）；太秦寺，又名广隆寺（Udzumasa Temple or Kōryūji）。有名的清水寺（Kiyomidzu）建造时所用的材料从废都长冈的一座大殿运来；比叡山（Mount Hiei）的根本中堂（Komponchūdō）是为了保护都城不受来自西北这个不好的方位的邪恶影响建造的。桓武天皇在即位之后不久即颁布诏书，限制佛寺的建造和法师的受封。当时全国各地佛寺涌现，法师云集；但是这看似为宗教狂热的迹象实际上是一场对免税地产的争夺，因为神职人员和神社、佛寺的地产是免税的。“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几年后日本到处都将是佛寺的土地。”诏书中如是说。此外，诏书还禁止将土地赠予或卖给宗教机构。尽管有了这些禁令，自平安京建立以来，都城内佛寺和神社数量仍成倍增加，一两个世纪内各山的两侧山坡上满是佛寺或神社，好战的僧侣对都城构成的威胁超过了那些为躲避僧职权势、从奈良搬出的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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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现在的京都来看，平安京整体上并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它不够壮观，如果一个观察者从高处俯瞰的话，除了少数大型宫殿，他只会看到一大片单调的木瓦屋顶，千篇一律地呈长方形分布，中间偶然会穿插一些高高的亭阁。但是就像一个对乍一看单调、难看的现代日本城镇有更多了解的人会发现很多令人着迷的细节一样，通过更加密切的观察，他会发现平安京宏伟的大门、令人心旷神怡的庭院和整洁的花园；这边一个雄伟的以瓦片为顶的佛寺，那边一个竖有多个红色柱子的神社；街上有身穿各色衣物的行人，有拉着贵族缓慢前行的牛车，也有从田里过来的板车。都城似乎并不拥挤，奇怪的是，尽管政府鼓励在平安京西半边居住，但是那里并不繁华。有趣的是，人们非常倾向于向东边扩散，以至于现代京都几乎全部位于平安京旧中轴线的东边。我们无法得知平安时代初期的人口，但是据权威人士估计，9世纪初平安京有房舍10万间、居民50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因为现代京都的人口不过70万人，而现代京都的面积更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平安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当然，平安京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木质建筑构成的城市。大内里内的宏伟建筑中最壮观的是大极殿（Daigoku-den）。大极殿坐落在一个石头平台上，殿四周围着涂有红漆的栏杆，殿内170英尺长，50英尺宽，殿顶由52根圆柱支撑。大极殿整体为红色，屋顶由翠蓝色的瓦片铺就。大极殿的正中央是天皇御座，天皇御座下有凸起的座基，上有华盖，华盖上饰有多只金色的孔雀。其他重要的建筑有丰乐院（Hōgaku-den）[2]、武德殿（Butoku-den，与大极殿相似），丰乐院是举行仪式宴会的地方，而武德殿靠近练兵场、骑术和箭术比赛的围场。大内里中的建筑群周围是13英尺高的回廊，回廊两边是红色的、立于泥质柱底的柱子，上面是用瓦铺就的廊顶。大内里中还有内里，内里中有一栋连接起来的建筑，这是天皇的御所。内里外围是双回廊，双回廊的廊顶由柱子支撑。内里中最重要的建筑是紫宸殿（Shishin-den）、清涼殿（Seiryō-den），紫宸殿是仪式用殿，而清凉殿则是天皇及皇后和后妃的居所。挨着清涼殿的是内侍所（Naishidokoro），内侍所是安置神镜的小殿。内里的北部是禁里（Forbidden Interior），里面住着天皇及后妃，紧挨着他们居所、在庭院树木后面的是女官的房间，分别叫作梨舍（Pear Chamber）、紫藤舍（Wistaria Chamber）、杏舍（Plum Chamb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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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家在描述内里的建筑群时称它们构成了无比华丽的宫殿景观。[3]宽阔的大殿和空旷的庭院无疑充分地凸显了红色的圆柱、蓝色的瓦片、白色的柱底、绿色的门窗、黑色牌匾上的金字、开花的盆栽等的价值。但是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其整体效果，我们可以说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冷艳、质朴的美，而不是一种华丽的美。如果一个人回忆中国、日本、朝鲜现存的古代建筑的外观，体谅它们现在的荒凉，甚至想象它们中满是衣着光鲜的朝臣和官员，那他一定会认为虽然它们符合严格的美学标准，但缺少诸如活力、华丽等温和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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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的生活风格似乎与周围的建筑一致，建筑的规模和布局都是严格规定的，对居住者的行为和着装也有着极为精细的规范。日本引入并严格遵守唐朝宫廷的仪式规范。平安时代早期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礼制、礼仪相关的，显而易见，君主深居简出，日夜思考着装和行为细节，即便可以，也很难理解迫在眉睫的行政难题，更不要说去处理了，即使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君主。所以我们会看到810年颁发的庄重的诏书只调整了官员官袍的颜色、佩剑的长度和职称的种类。位阶为二位的大臣须穿深紫色，不能穿中紫色，亲王和某些位阶的高官须穿中紫色，不能穿浅紫色。818年，朝廷公布了既针对普通衣着又针对宫廷衣着的新规定，同时还确定了下级对上级的行为规范。中国礼仪得到普遍的遵守。左大臣和右大臣在参拜皇族和太政官的时候要坐着向前垂首，而所有其他人则要立于座前行礼，不过位阶为六位及六位以下的官员要站着深鞠躬，腰以上部位都要弯下去。因为忙于这样的琐事，一年当中的很多时日都被这些缛节占据，天皇及其大臣即便愿意也很难关注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早在大和初期中央政权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他们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过于直接地影响了君主的收入和权威。从君主空空如也的金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贪婪的国级官员执行的税收制度的失败，而从阿伊努人的入侵和海盗的掠夺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军事影响力的衰弱。围绕皇位与皇位继承权的计谋与反计谋凸显了豪族之间的争斗与对抗。但是，尽管这些弊端很明显，中央政权却没有采取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学习这个时期编年史的学生肯定会对中央政权没能处理好这些事件留有深刻印象，也对其几乎靠劝诫来实行管理的可悲之举印象深刻。这种在中国盛行的方式似乎牢牢地印在了日本统治阶级的脑海里，尽管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一方式从未奏效。甚至在管理机构组织有序且有强有力的处罚加以支撑的今天，一个人还是可以惊奇地发现最高权力机构似会通过夸张的诏书向人们阐释节约及坚持不懈的勤奋的益处。他似乎还能听到先祖的声音，听到古老的族长训诫他们的氏族。在平安时代早期，这种方法的应用达到高潮。当时天皇会淡然地颁布一连串诏书，然后再失望地撤回。日本人经常用后汉编年史中的“朝令夕改”（日语为chōrei bokai）来形容这一状况，意思是“早上刚下达命令，晚上又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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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都城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君主的有效权力持续被削弱，而且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并不载于官编史书，官编史书中记载的是：“天皇举行曲水宴，文人写诗作赋”；“大风吹倒了南园的两棵树。它们变成了两只野鸡”；“红麻雀在一座宫殿屋顶聚集，并且连续十天未曾离开”。我们不可以轻视这些记载隐约描绘的讲究、文雅的社会阶层，因为以它为中心发展出了一种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和教养，不过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与宫廷圈外人们生活的差别之大。或许通过对长冈京在建期间日本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简短描述，我们可以最恰当地阐明这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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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人（Emishi）又称为蛮夷，即阿伊努人。在虾夷人入侵早期，天皇不得不派武装力量到日本北部与之对抗。当时日本在陆奥国多个地方建立了边防据点，最有名的一个据点是在一个名为多贺（Taga）的地方，多贺在今仙台（Sendai）北边，离仙台只有几英里。阿伊努人尽管通常处于被压制状态，但是从未屈服，总是不断地进犯日本北部。持续不断的战争对财政是很大的消耗，所以在805年一封呈给天皇的陈情表中，一位姓藤原的大臣说：“目前国家遭受的苦难有两个，一个是大兴土木，一个是战争。”他提到的是修建新宫的耗费和对抗阿伊努人的耗费。桓武天皇的前任光仁天皇在位期间曾下令在边境采取多种举措，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施。从783年一封令人愤慨的诏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据说，东部8个令制国的军事指挥官和文官蒙骗中央政府，将军事补给和税收挪为己用，派士兵耕种自己的庄园，所以边境军队没有在武器使用上得到训练，没有能力征战。大致来说，这8个令制国的领地包括今东京及其以北的、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所有地区。与此同时，出羽（Dewa）国和陆奥国也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今天的秋田县所在的地区当时因阿伊努人而变为荒地，尽管政府帮助耕农重建家园，但是并不安全，因为阿伊努人机动性很强，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他们“聚如蚂蚁，散如鸟雀”，边境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政府竭力改革征兵制度。政府下令组建地方性的防卫力量，人员为来自该地区各族长家族中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根据地区范围的大小，人数在500人到1000人不等。当然，这是和平的力量，而且其首要目的是提供核心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这些士兵无须缴纳实物税或劳役税，能够完全致力于维护不稳定地区的治安。这种小型的常备地方力量由4000余人组成，从多个角度来看，这种地方力量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央政权既不相信国级官员的正直，也不相信要塞征戍士兵的效率，所以决定防卫的重担由有产阶级承担，因为他们的直接利益面临危险。因此，产生了一批世袭的从戎的人，其成员都是从世代相传的地方首领的家族中挑选出来的；而这就是后来日本封建时期特有的武士特权阶层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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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年纪古佐美（Kino Kosami）征战的范围。（1）永久据点；（2）用作据点的筑垒阵地；（3）营地；（4）前哨；（5）佐美战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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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784年），大伴家持（Ōtomo Yakamochi）被任命为“东征将军”（Seitō Shōgun），偕同其他两位指挥官前往日本东部，或者准确地说是日本东北部。我们得知他后来建立了防御据点，但是没有发起进攻，并且786年他逝世之后，天皇也没有指派继任者。788年初，天皇令东部各令制国于当年8月将23000石大米和一定数量的盐运往陆奥，并于次年春天在多贺要塞集结52000人。天皇指派纪古佐美担任指挥官。789年春，纪古佐美在指定的日子向都城汇报，说天皇的军队已经在多贺集结，于是天皇派信使前去伊势大社禀告诸神战争即将开始。这场战争以纪古佐美惨败告终。纪古佐美所差的信使解释说春天太冷不便行军，夏天又解释说太热。不过，迫于天皇诏书的压力，他于7月进攻阿伊努人，但完败。据他自己的回报，此一役他部下的伤亡情况为：“25人被杀，245人为箭所伤，1316人被扔到水中溺亡。”虽然有1200多人“赤身裸体上岸”，但是这显然意味着他们是被阿伊努人剥去了盔甲、扔到了水中。这次战役中天皇的军队杀死的阿伊努人不到100人。纪古佐美及其同僚显然是文人而非武人，因为他们的汇报要比战斗策略巧妙得多。刚到边境不久他们就写信给京都，用优雅的汉语说他们很快就会全力发动攻击，那些生活在山洞、海边洞穴中的蛮夷定会被“天军”（即天皇的军队）像清晨的露珠一样拂去。他们说，这样的前景是如此值得欢庆，所以急忙上报给陛下。天皇震怒，下发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有什么值得欢庆的呢。从随后的陈情表中我们得知将领吃了败仗，损失惨重。他们找各种借口，抱怨交通不便，但事实上他们是无能的懦夫。”诏书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将领被撤回。他们在返回都城后接受了一场问讯，针对他们的所有罪名都成立。接下来发生的事听起来很耳熟。天皇宣称，尽管纪古佐美依法应予以严惩，但是念在他从前为国所做的贡献，特予以赦免，他属下的将领尽管已被判死刑或被流放，最终也只是被剥夺了官衔和位阶而已。事实上，纪古佐美的社会地位很高，任命他为最高指挥只是一个恩惠。这种对贵族特权的滥用连同其他因素逐渐但确定地导致了中央政权的瓦解，接下来几个世纪获得支配地位的是一个—粗略地说—比宫廷贵族更有能力、更有活力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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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古佐美失败后，政府意识到征服阿伊努人是一件严肃之事，意识到再次远征的时候有必要做更充足的准备，更谨慎地选择指挥官。790年春天，天皇命令各令制国在固定时间内提供14万石米。这一次住在都城和京畿的百姓也没能逃脱重赋。亲王、大臣以及位阶在五以上的官员都受命捐献。文献记录中提到政府征用了20000件皮甲、3000 件铁甲和34500支特制箭矢。随后又征用了12万石米。值得注意的是太政官下令列制名单，名单上要有京都和其他所有令制国中有足够财产、能够在被号召的时候提供供给的所有位阶和阶层的人，理由是迄今很多体格健壮和生活富足的人既没有服兵役又不提供征用物资。791年，天皇指定了新的远征指挥官，但是远征准备工作花了很长时间，直到794年大伴弟麻吕（Ōtomo Otomaro）才面见天皇并被授予节刀（settō），这是他作为征夷大将军的象征。这是这个军职第一次被使用，后来征夷大将军成了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第一个拥有这一军职的人并不是因为军事才能才被任命的，任命他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豪族，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个豪族都是天皇的近卫，大伴意思是重要的伴侣。真正的征讨是由他的属下坂上田村麻吕（Sakanouye no Tamura Maro）指挥的，坂上田村麻吕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人物。我们无法得知这次远征的详情，但是它似乎成功了，因为795年征夷大将军面见天皇，他和他手下的指挥官都获得了封赏。他们俘虏了很多敌人，并把他们押解到都城，再从都城把他们流放到日本的最南方。据文献记载，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日文名并且在朝中有位阶，由此可见他们看上去都是地位重要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是阿伊努人，而是在阿伊努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日本移民。几年后，编年史中提到有一位日本地主及其妻子生活在阿伊努人中间并说阿伊努人的语言，但是因为鼓动阿伊努人反抗而被捕并被流放到日本南部。可以预见的是，最早迁移至北方的日本人是独立的，他们自然不喜欢天皇的统治扩张到他们的领地并对其征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表明离都城越远的地方对朝廷权威的敬畏越少。这也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随着宫廷贵族威信下降，真正的权力中心开始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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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让阿伊努人完全臣服，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举措。300余名士兵在这次征战时逃离战斗，朝廷予以逮捕，但是并没有处决他们，而是送他们去边境的据点生活。约一年后，又有9000名居民从东部各令制国迁到陆奥国的伊治附近。这些移民有可能是庄园主，为了摆脱中部各令制国的强制赋税而抛下自己的庄园。据说，7世纪和8世纪经常会有成群的男人在较偏远的令制国游荡，一些人做强盗，而另一些人则安然定居下来。随着一系列边境据点的建立，这些移民逐渐成立了固定的边防护卫队。要想使边境能够不断地向北推进，就需要组织多次军事远征。802年，坂上田村麻吕被派到陆奥，在陆奥的胆泽他修建了堡垒，由从东部各个令制国包括骏河（Suruga）来的4000人[4]驻守。同时，还加固了熊胜的堡垒，其每年的口粮供应量也固定为10600石米和120石盐。很多阿伊努人的首领看到他们无法再继续抵挡日本人的重压，于是500位首领向胆泽的护卫队投降。他们的领袖—那些自称为王的人—被坂上田村麻吕带到都城，在都城权贵一番争论之后被处决。806年，在志和建立了一个要塞，位于秋田的要塞被遗弃。从略图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对平定活动进程的了解。20年间北方的实际边境不断向北推进，从仙台地区推进到盛冈（Morioka）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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