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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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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五章 北条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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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年，源赖朝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为镰仓幕府名义上的执掌者，但是他们都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强大，所以权力旁落。他们的母亲政子（Masa-ko）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子，在她还是女孩的时候就果敢地在自己婚礼当天跟源赖朝私奔，她随后的生涯也与这个“潇洒”的序曲相呼应。她是定居在日本东部的平氏家族的一位首领北条时政（Hōjō Tokimasa）的女儿，肯定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因为她在很早的时候就察觉到了源赖朝的聪慧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源氏系在一起，共同对付自己的氏族。镰仓幕府成立的时候，在源赖朝身后出谋划策的是北条时政，与来自京都的学者一起讨论管理细节的也是北条时政。源赖朝死后，镰仓幕府设立了一个摄政谏言机构，而主掌该机构的则是北条时政。摄政谏言机构的成员争吵不休。不久后，当源赖朝的次子继任将军的时候，时政就变成了唯一一位执权。从那开始，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北条执权控制着历任将军，就像藤原氏的摄政控制着历任天皇一样。因此，在13世纪，日本就出现了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国家中为首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天皇，其残存的权力被一位已退位的天皇篡夺，其真正的权力名义上被授予了一位世袭的军事独裁者，但实际上权力的行使者却是那位独裁者的世袭顾问。通过对这一说法进行具体说明和详细阐释，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荒谬，但是它依旧引人关注。有人会认为这种多人统治的体系太过异常，不会持续太久；事实上，这个体系最终瓦解，因为那些眼看着权力从一个代理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代理人手中的人开始认为这种代理过程或许可以有进一步的有利的下延，直到这个过程能给他们带来一份好处。但是执权统治组织有序，且执权都是有能力之人，所以第一波针对执权统治的外来攻击只不过激发了它的实力，使得镰仓幕府的地位比从前更加稳固。当时有几位不满的封建领主几次尝试推翻将军的统治，有时候他们还会和京都的宫廷集团合作，毕竟京都总是有一波人时刻准备密谋攻击镰仓幕府。1221年，后鸟羽天皇—一位尤其有能力、有学问的人—凭着耐心和巧妙的准备聚集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也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还精明地设法征募畿内大的佛寺，让它们站在自己这边，而它们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助力，因为佛寺富有且好战，而且僧兵无疑是历经实战的兵士，因为他们一生都在征战突袭。他散布消息，呼吁大家支持镇压北条执权，他宣称北条是叛乱分子，是法外之徒。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是聚居东部的人行动太过迅速。执权动员了一支力量，从镰仓出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控制了都城。天皇和上皇以及皇室的其他几位成员被放逐到偏远的岛屿，而亲王、宫廷贵族以及其他为首的造反者有的被当场斩杀，有的被放逐，有的被收押。被放逐的人中大多数在半路被处死。天皇的密谋实际上变成了一件于镰仓幕府有益的事情。这让他们有机会清理一群心生不满的危险分子，更为要紧的是，让他们有了占有原属于京都富裕家族的大片领地的借口。军队领导者亟须增加土地，因为氏族之间的争斗催生了一个大的武士阶层，他们既不愿意也不适合在自己的庄园里劳作。他们基本上没什么生产力，但是人数众多；在已经逝去的那一代人中，他们的人数自1185年就开始增长，现在已经增长到没有足够的土地予以分配的地步。当时日本的经济形势糟糕透顶，将军的很多家臣生活困苦，他们可以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我们造反，处境也不会更差，或许还会更好。”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这种形势都是危险的，这里更加危险，因为大多数不满的氏族都是乐于以打仗为业的。摄政的顾问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危险，所以他们大方地将没收的庄园分给那些他们希望安抚或奖赏的追随者。在1221年叛乱之前，他们已经尽量不在那些归属于朝廷的近半数令制国的庄园设置总管，至少不再对它们征收兵役税。据说这些被没收的庄园超过3000个，它们为将军忍饥挨饿的家臣提供了丰富的意外收获。土地并未完全被转让给他们，但是他们被任命为总管即地头，他们的食俸也比到此时为止的食俸多得多。在新任命的一批总管管理的土地中，每11英亩中就有1英亩是属于自己的，而且他们可以对剩下的10英亩征税。天皇在1223年颁发诏令批准了这一方案，当然是在胁迫之下。从那个时候开始，尽管镰仓幕府慷慨地对待天皇和某些贵族氏族，但是宫廷贵族甚至皇室的整体财产和实力严重缩水，而且在日本受京都影响较大的地方，军事统治者的诸家臣很难不忠于赐予他们如此有利可图的职位的侍主。在关于1221年叛乱的一份历史记载中，一则轶事有趣地阐明了总管的价值。已经退隐的后鸟羽天皇在去熊野（Kumano）神社朝拜的路上遇到了与14岁和15岁的儿子一起游历的侍（samurai）—仁科（Nishina）。天皇见他的两个儿子容貌俊美，便把他们招至麾下，仁科出于感恩也来到宫廷。当这件事传到幕府的时候，幕府没收了仁科名下的两座庄园，因为幕府的家臣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和宫廷往来是违法的。这期间，上皇赐予了他爱妾—名叫亀菊（kamegiku）的歌舞伎，两座位于摄津（Settsu）国的庄园，但是亀菊抱怨说镰仓幕府指派的总管欺瞒她。因此，天皇命令执权立即将仁科的庄园归还于他并且罢免冒犯的总管。执权像往常和宫廷进行有力沟通的时候那样，带了一千人马出现在京都，并回复说先皇任命源赖朝为日本全地的总管，而源赖朝又将总管一职赐给了帮助他剿灭与天皇为敌之人的人，这些因为功绩获封的人是不可以被罢免的。这则轶事在说明了总管的机遇的同时，也表明了源氏是如何妥善照顾自己的家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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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户外衣饰的京都女子，源自一幅描写法然上人生平的镰仓时代的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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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故事的人继续描述道，天皇因执权的回复而震怒，自那以后便开始筹谋推翻幕府。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天皇身边的人都是像维持镰仓幕府运转的人那样有才能且可靠，那他可能会成功。但是京都的生活不是那种能让优秀的、有组织能力的人占据首位的那种，而东日本的领导者都是从鼓励实际智慧的艰苦的环境中训练出来的，至于所需的学问，他们可以依靠从京都吸引来的学者。这时，将军在幕府中的地位比天皇在京都的地位还要低一些。当源氏继承中断的时候，一个从京都来的藤原氏的孩童被授予将军的头衔。从那个时候（1226年）开始，一百多年来将军都是傀儡，所以日本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和源氏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一位既非武士又非源氏成员的贵族行使，这个贵族要么是藤原氏的成员，要么（后来）是皇室亲王。反常之处并非只有这些，因为幕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北条氏的历代执权手中，他们是平氏而非源氏的后代，但是我们要记得这种现象在日本人看来并没有那么奇怪，因为按照他们的习俗，收养能够创造一种与血缘关系性质不同的家庭联系，但是这种家庭联系的强烈程度不亚于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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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条执权在理论上是篡权者，但实际上，从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们是极其称职的管理者。第一位北条执权即时政在他的女儿、意志坚强的北条政子及其儿子北条义时（Hōjō Yoshitoki）逼迫下退位，北条义时继而成为执权。一直到1333年，北条氏连续有9位成员继任执权。我们只须概括地描述一下他们的统治就够了，无须提及个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似乎都有一种显著的、遗传的能力，北条政子完完全全地继承了这一能力。在第二个儿子去世后，她皈依了佛教，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她参与公共事务，从那个时候开始她被称为“尼将军”（Ama Shōgun或Nun General）。在过完充实的一生后，她于1225年去世，时年七十有余。她的一生是一位女性脱颖而出的异乎寻常的一生，但是封建时代早期的日本绝不是没有类似的案例。那个时代，不论是在都城高雅的圈子里还是在更加严格的军事阶层中，女性都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女性像后来那样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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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赖朝肖像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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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取自《地狱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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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执权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延续了源赖朝的传统，实行极为严肃、整体上极为公正的司法。1232年，镰仓幕府的政所实施了名为《贞永式目》（Jōei Shikimoku或Formulary of Jōei）的法律，“贞永”为该法律编纂年间的年号，这是执权北条泰时和学者三善努力的成果。它不像《大宝律令》那样，是一个系统的法律体系，也不以任何综合的法律体系为基础，而是一个用来指导裁决者和决策者的准则与规则的集合，它体现了封建体系半个世纪以来的运转经验和结果。从这个方面来讲，它是典型的镰仓风格，实用、直接、基于现实且不受理论的束缚。泰时在写信给身在京都的部下时提到这部式目，并说道：“它没有严格仿效任何一部原作……而是根据公正原则的需要起草的。”事实上，它的有些内容确实得益于先前的法典，但是它所涉及方面与之相当不同，因为它的主要出发点是规范武士阶层的事务和行为。《贞永式目》里面有对诸如忠诚、孝顺等武士阶层道德准则的简单叙述，它既是道德守则又是一部法律汇编。从未有人尝试将它适用于封建领地以外的其他地方。那些并非镰仓家臣的地主、公职人员以及大的佛寺依旧遵守《大宝律令》中尚在使用的律令与业已出现的、杂乱地覆盖在《大宝律令》之上的法律、诏书和敕令，再不然就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实施的习惯法。不过，鉴于《大宝律令》是基于很久以前已经消失的环境，封建法典更适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贞永式目》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及一些私有和公有领地，这不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是因为《贞永式目》的实用优势。不久之后，一个在事实与本质上是源氏族法的律法就成为日本的习惯法，尤其是在与土地使用权问题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权利问题方面。在一个农业经济体中，这些问题都是基础性的问题。从它不太起眼的起始来看，《贞永式目》在后来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真是引人瞩目。泰时在把它发给家臣传阅时写道：“恐怕身在都城的人会嘲笑这部由无知的野蛮人汇编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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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典及其随后的增补条令自然是于封建权贵有益，于小佃户以及官员不那么有益。但是那些编纂这部法典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执行这部法典的人看到，与一部不那么严苛的会被滥用、逃避的法典相比，一部得到公正执行的严苛的法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耕农虽然承受重税，但是知道至少他们受法令保护，不会遭到未经批准的勒索，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卖掉持有的土地，迁徙到别处。不过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处境令人愉快，因为奴役依旧存在，不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实际状况。但是，镰仓的统治者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他们发现耕农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并且看到了公正公平对待耕农以及等级略高的其他人的重要性。围绕这个主题，可以写的还很多，但是我们这里只是指出在中世纪的日本，司法观念似乎还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这种抽象的理念一般由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法官的职责构成。司法被看作某种便宜的、由当权者赐予的恩惠，而不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观点影响到后来封建时期所有的行政管理，以至于我们发现后来法律规定并没有得到普及，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官方机密加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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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善自身的司法方式外，镰仓幕府还仔细关注地方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其辖区内实施幕府集中制定的政策。巡视官员严格监督治安官和总管，发现任何不合常规的做法都要予以严惩。幕府密切关注地界、用水权和收成，并做出诚挚的努力，根据变化的收成调整税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尤其因为稻米的产量会因降雨和光照而剧烈波动。出于这个原因，长期以来，稻米种植既是日本农业经济的劣势，又是其优势。稻米是主要的食物，也是标准的作物，其他谷物的种植规模较小。这是因为，直到近代，诸如肉、奶、蛋等食物的供给仍然不足，在收成不好的时候没有办法作为稻米的补充，所以饥荒频发。饥荒的危险早在奈良时代就被发现，当时官方机构不止一次地尝试让耕农种植备用谷物，以便在环境于稻米不利的时候能维持生存。但是他们并未成功，因为他们没能将诏令付诸实施；而且，数个世纪以来，日本的耕民一直习惯于水稻种植文化，因为在正常的时节种植水稻能够有更好的收成，人们也更喜欢食用稻米。在这种形势下，在修有堤坝、需要精心灌溉的小块稻田里，地界和供水对耕种者至关重要，也会激起他们的盛怒。因此，武士阶层制定的保护耕农不受个人欺压的政策展现出那个时期并不常见的智慧。在这个方面，他们要胜过早前的统治者，他们自诩是和善的家长，他们也胜过后来的封建专制君主，他们只追求绝对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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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贵族的随侍（可能是饲养和训练猎鹰的人），取自1270年前后的一幅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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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幕府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简朴与节制。优雅、阴柔的奢靡生活，社会竞争以及耗费巨大的居所、衣饰，宴饮上的大笔花销毁掉了京都一个又一个自豪的家族。源赖朝及其继任者之所以远离文化都城并在官阶和官职上对自己的家臣予以严格约束，部分是因为此。都城优雅的社会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吸引着那些被贵族鄙夷地视作“东方蛮夷”的简朴的武士。源赖朝一定了解自己的下属，并担心那种对头衔的尊崇、那种日本人与英国人似乎共有的等级情愫所带来的后果。确实，当镰仓幕府简朴的生活被潜藏的京都社会标准破坏的时候，执权的实力开始衰退。镰仓幕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早期不受影响的状态，保持了不优雅但淳朴、勤勉的作风。虽然镰仓幕府的具体组织机构时有变化，但是这并非因为犹豫不决，而是因为它始终如一地想要针对出现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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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幕府的领导者有一个典型特征，即他们不遵循具体的理论，而是采用试错法。他们会设置一个新的机构，任凭另一个机构衰落下去，但是他们的指导原则是持续的，他们始终追求的是全体的成功而不是个体的成就。因此，以执权为首的政所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团结。政所关于重要问题的商议都是秘密进行的，它对外发布的命令都是经过一致同意的。责任是共同的，而这有两个优势。[1]它不利于帮派的形成和来自政所内外的密谋，它阻止个人获得荣誉，同时也保护他们不受因政所的决策而愤愤不平、图谋不轨的团体的伤害。简言之，政所的顾问可以安全地采取行动，不必惧怕或偏袒。如果不是因外来因素而瓦解，这种通过委员会来实施管理的有趣的试验会带来宝贵的成果。在源赖朝的儿子之后继任将军的傀儡不能行使行政权力，但是他们有很大的仪仗，有很多由有着都市品位和仪礼的京都贵族组成的随从。这时镰仓幕府出现了一个宫廷集团，鼓吹与那些执权统治成功依靠的严肃的武士道德相悖的观念和消遣。似乎道德家所向往的一个简朴、节约的社会中总是孕育着衰败的胚芽。它的风俗和行为受到严格规定，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会因变化陷入危险。不过一个始终不变的文化不是一个活的文化，而且变化本身也是诱人的、令人向往的。毕竟，我们得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食物、衣饰、绘画、诗歌甚至社会竞争带来的满足，要比持续不变的严格的行为准则和简朴的生活更令人愉悦。所以，在镰仓幕府严苛统治下的很多令制国的武士发现了这一点。执权北条时赖（Hōjō Tokiyori）因简朴的生活习惯而闻名。他在世时流传的一则故事描述了有一天晚上要宴请宾客的时候，他是怎样在空无一物的橱柜中只找到勉强遮住碗底的酱汁和一点红酒的。当时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身居高位的要人是勤俭节约的模范。不过对他们而言，行使权力几乎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对普通武士而言，既然没有了打仗的兴奋，也就没有什么能够耗费其精力了，所以较为年轻的武士在将军的府邸寻得职位，并且逐渐沉湎于更为文雅的音乐、舞蹈以及诗律等技能而忽视军事训练。欧洲和日本的学院派史学家往往会根据简单的标准来谴责这种忽视，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完全是倒退。封建社会的文化是狭隘的，而且这种文化能够通过对艺术、文学的兴趣，甚至通过京都贵族培养的社交礼仪得以扩展，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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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贵族的生活标准持续上升，而镰仓幕府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地通过各种禁奢的法令来遏制在他们看来日益高涨的奢靡浪潮。这是整个日本历史上时有发生的现象。某个群体或阶层掌权，鉴于其经济地位往往会上升，他们对物品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人数也会增加。不过，尽管他们的消费增加了，生产却停在原地或者没有实现相应比例的增长，因为生产受制于一个近乎恒定的因素—可耕种稻田的数量。于是便会达到一个节点，这个时候统治者努力通过人为方式减少消费，但是这种方式通常是无效的。接着就是消费者之间的你争我夺，这在封建时期表现为内战和权力的重新分配。13世纪后半叶，时势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被日本境内、境外酝酿已久的动乱打断。尽管北条执权有种种功绩，但是内部局势依旧混乱。1257年，镰仓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1259年，日本发生严重的饥荒和致命的瘟疫，据说京都的街道上满是已死之人和奄奄一息之人，身在乡野的总管受命免除税收，为以草和根茎为食的难民提供救济。次年，瘟疫依旧在蔓延，幕府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实用举措，于是让治安官命令各令制国的神社和佛寺祝祷、诵经。当时身体健壮的人严重匮乏，所以幕府甚至释放了因杀人而服刑的罪犯。在都城，让事态更为糟糕的是，大的佛寺之间爆发了激烈争斗，僧兵威胁着天皇以下的所有民众。这种事情既不新鲜也不少见，因为早在969年延历寺（Enryaku-ji）就曾以武力威胁宫廷，13世纪延历寺的武装力量蜂拥入城达20余次。1235年、1236年、1256年、1257年、1264年，京都均发生严重的骚乱。镰仓幕府的统治者虽然通常能保持淡然，但是有时也不得不干预。比如，1259年，当僧侣和天皇之间的争端可能会变得严重的时候，幕府派了几百名武士进驻都城。当时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危险，直到僧侣在重新考虑之后决定放弃，收兵并闭门不出。不过幕府武士必须严密地警惕偷袭和纵火。因此，外人可以断定都城以及大佛寺所在的畿内的局势是怎样地接近无政府状态。我们了解到，在这样的时期，皇宫城墙上潦草地写着嘲讽之语，比如“新年里，凶兆”“田地里，灾难”“都城中，武士”“政府里，不公”“宫廷中，偏袒”“令制国中，饥荒”“河床上，尸骨”“神社里，大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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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国内局势转到这个时期的对外往来上，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危险的环境。自菅原道真（894年）以来，日本和中国之间再无官方往来，不过因为中国依旧是日本的文化之源，所以商旅船只依旧会载着日本僧侣和学生到中国的学问中心求学。这个时期，中国在造船、航海等方面遥遥领先，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似乎大多是靠中国的船主。不过日本的船只也有跨海而来的，尽管随行的并不都是爱好和平的商人。比如，我们听说1263年高丽（kōrai）是一个国家，唐朝没落之后，它占据了整个半岛，高丽国王曾对他们在朝鲜半岛海岸的掠夺行为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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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抗议说，尽管两国商定每年只应有两艘日本船只到访朝鲜，但是来朝鲜的日本船只远超两艘，倭寇掠夺海岸的城镇和乡村。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在与他国朝廷的关系上极其敏感，很容易因他们认为不敬的言语而发怒，但是镰仓幕府承认有错的是自己的臣民。这些抢掠是镰仓幕府位于西日本的家臣擅自的行动，他们遭到责备并被责令返还抢夺的物品，主要包括谷物和兽皮。这种状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日本和高丽之间始终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战争之所以能够避免，是因为镰仓幕府非常关注国内问题，再加上经济困顿，不能冒险发动海外战争。而这时日本又有了另一个充分的理由不与高丽争斗，因为1263年蒙古帝国可汗忽必烈成为全中国的皇帝以及很多与中国接壤国家的宗主。就像吉本（Gibbon）描述的那样，这些“周围的国家因忽必烈的武力征服或威吓而沦为不同程度上的朝贡国和附庸国”。高丽变成了蒙古帝国的一个易于控制的附庸国，忽必烈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为妻。这里继续引用吉本的描述，他说：“忽必烈无穷的野心促使他立志征服日本；他的船队两次遭遇海难；这场无果的征战让10万名蒙古士兵和汉族士兵丧生。”这些入侵的故事，虽然有一些模糊不清，但是充满了趣味和令人兴奋之处，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满足于对这些事件的最为简短的概述。1268年，忽必烈派一名使臣到日本，携带一封“大蒙古国可汗”写给“日本天皇”的信。这封信被交给了位于九州的大宰府的幕府代理人，然后又被火速带至镰仓。信中提议日本应与中国友好往来，并且信末指出，如果国与国之间不能和谐共处，战争就会接踵而至。继这封威胁信之后，忽必烈连续五年发出其他恐吓信件。京都担惊受怕，而镰仓幕府虽然意识到了危险，却没有答复来使，而是把他们遣回了其主人那里。最后，1274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一支蒙古军队从朝鲜半岛启程，乘坐高丽水手掌舵的船只抵达日本。至于这支舰队的规模以及所载人数，日本权威专家持不同的看法，不过一组可信的数据显示，该舰队有450艘船，15000名蒙古士兵以及15000名高丽水手和雇佣兵。他们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对马岛和壹岐岛，在那里一小队驻防士兵英勇奋战到最后一人。当地住民遭到残酷对待。这支舰队然后启程前往九州，并在日本的箱崎（Hakozaki）湾海岸的不同地点登陆。一开始日本人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他们十分轻视朝鲜人，认为在自己锋利的剑下他们不过是唾手可得的猎物。但是蒙古人不仅勇猛，而且善于作战，其领导者有长期指挥大批士兵的经验，他们不仅有射程达240码的致命的弩箭，还有可以发射重型投射物的机械。而日本人则处于劣势，因为他们过去常常以松散阵形作战或者压根没有阵形。此外，他们被元朝的火器吓了一跳，这种火器似乎是由某种可以发射易燃性投射物的设备组成的。然而，凭着十足的勇气，他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匹敌，当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即便最敏捷熟练的敌人也无法阻挡他们吓人的利剑。首先与蒙古人交手的是九州的地方首领、庄园主或总管。他们知道大军就在路上，镰仓和西日本所有能被召集的人都被召集起来，但是他们没有坐等大军，而是立即进攻。他们损伤惨重，但是一直战斗到傍晚，然后退回自己的工事等待援军。这些援军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夜幕降临之前入侵者就已经决定退回船上。他们可能会在第二天再次进攻，但是风暴临近，他们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觉得回到船上更安全。当晚风暴来袭，到黎明的时候，整个舰队都被吹到了海上，也有可能是他们为了安全逃到了海上。在这次逃离中，他们损失了很多船只，回到朝鲜半岛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次远征损失了13500多人。与此同时，镰仓幕府令西日本所有辖区的治安官征集反抗入侵者的军队。幕府给丰后（Bungo）国（丰后国位于九州中部）世袭治安官的信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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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贵族的侍者即白丁（Hakuchō），取自镰仓时代的一幅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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