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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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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六篇 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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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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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处于战火之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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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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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被日本历史学家称为战国时代（Sengoku Jidai）。的确，整个15世纪战火几乎从未中断，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自应仁之乱（1467年）爆发以来，战争都是地方性的，几年之内日本没有一个令制国得以幸免，都陷入贵族领主之间或宗教机构领主之间的武力争斗之中。像镰仓末期那样，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围绕封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不过这一次是决定性的、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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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利氏将军们统治早期，因为中央政权不论在内政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很软弱，所以一些有权势的氏族为自己开拓了大片领土，在那里他们几乎是独立的统治者。到15世纪末，日本的封建制度呈现出“被截短”的特征。地方等级制度是完整的，但是国家等级制度却没有最上层，因为天皇和将军都没办法强迫地方领主执行自己的意志。尽管这些地方领主宣称对天皇甚至对幕府忠诚，但他们其实是自治的诸侯，统治着自己的家臣，维持着自己的土地，实施自己的法律。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一些大家族的势力，比如于室町时代早期得势而后失势的山内氏。其他一些氏族也应予以提及，他们的名字占据了日本中世纪年鉴的很大篇幅，比如武田（Takeda）氏、上杉氏、大内氏、尼子（Amako）氏、伊达（Date）氏、今川（Imagawa）氏。这些渴求土地、野心勃勃的掌权者始终记得通过进攻或结盟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和平依赖的是罕见的权力平衡。显然这种国家状态是无法持续的，未来肯定得有进一步的争斗来推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而这得通过一个比其他所有集团都强大的单个集团或多个集团的联合体来实现。这场争斗范围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完整地描述需要很大的篇幅，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快速地总结出它的主要特征。应仁之乱前夕，日本约有260个封建家族（大名）；到1600年的时候，除了十几个家族外，其他家族要么消失，要么湮没无闻，而取而代之的得势的家族数量则更少，他们起初往往只是家臣或者位居末端的次级家臣，有的则是完全默默无闻的人。那些幸存的家族大部分是在日本西部或北部偏远地区根深蒂固的家族，在那里他们远离中央权力的影响。这些家族有萨摩的岛津氏、陆奥的南部氏（なんぶし）、先在越后后来迁到出羽的上杉氏。除了这些在近百年的战争之中出现的封建贵族以外，还有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1600年，日本统治阶层已经重新洗牌。一位权威专家甚至说现代日本人要想从国史的角度研究本国的文明，他只需要追溯至应仁之乱，因为在那之前的国史可以说是外国的历史。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不过它也说明了在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年代，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多么广泛。只需一个案例就能说明它剧烈动荡的局势。12世纪在周防国崛起的大内氏在足利氏掌权的时候变得极其强大。他们在南北朝的皇位继承权争端和其他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军事实力强大到连周边的权贵都不敢发动攻击；他们掌管着大片领地，范围至少涵盖6个令制国。在他们的领地内有一个名为山口的城邑，内有一个重要港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学者和宫廷贵族从荒废的都城迁到这里定居。在16世纪早期，山口是一个繁华的文化中心，甚至也是一个文雅之地。1551年，在大内氏的封地待了几个月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把大内氏描述成一位君王，日本境内权力最大的一位领主。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内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毛利（Mōri）氏。毛利氏一脉源自大江广元，广元是京都的法学家，曾为镰仓的源赖朝政权建言献策。1550年，他们还只是大内氏的小小家臣，只有1000名侍从。到1600年的时候，毛利氏不仅统管着前任领主的所有领地，还吞并了其对手尼子氏的领地，所以毛利氏是13个令制国的最高统治者；1868年王政复古之前日毛利氏一直是日本最强大的五大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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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全日本都在上演。16世纪上半叶，它是一个破坏的过程。从前的集团瓦解，没被破坏的群体重新排序。接着，随着较为软弱的群体在争斗中被淘汰，集团得到一定的重组，而且在16世纪后半叶即接近1560年的时候，争斗演变成6个集团之间的对立，直到1600年才结束，其中一个集团获得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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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走向稳定、有序和统一的过程中，应仁之乱之后，日本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因为日本人坚定果断、理智清醒，是不会容忍无限期的无政府状态的，而且他们的国家也很小，容不得两位统治者。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6世纪的战争和政治动乱虽然有失体面且具有破坏性，却从未导致制度上的衰退。不过，尽管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的恢复是自然之力的结果，但是自然之力是借由伟大的人来发出的，而这些人的天资正是时代需要的。他们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下文在讲述他们的成就之时还会简述其生平，并以此作为对重建时期的历史的总结，而这个重建时期以1615年德川家康占据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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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的父亲是封建氏族族长，其祖上定居在尾张（Owari）国，出身卑微。他的父亲在16世纪早期在牺牲邻近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获得了还算可观的财富和军事实力。信长在此基础上，靠着大胆、巧妙的谋略打败了一些对手，并借此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与一些大名比肩的位置，可以追求所有人都垂涎的东西—被皇室任命为将军，或者至少被任命为副将。我们可以认为一位足够强大能够被授予这一头衔的武士已经处于支配地位，这样的头衔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不过，将军这一职位仍有很大的声望，他至少在理论上拥有对本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那么任何抵抗将军的大名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叛逆者，而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能抵挡将军极其胆大的对手，也会让他们在攻击皇位的代理人前踌躇一番。将军这个头衔会让持有它的人拥有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因此，在信长巩固自己在尾张国、三河（Mikawa）国、美浓国的地位，通过联姻和与相邻令制国的其他联盟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的时候，他引起了在位的正亲町（Ōgimachi）天皇的注意。处于困境的天皇记起信长的父亲曾在上一任天皇在位时帮助了拮据的宫廷，所以他先后于1562年和1567年两次暗中向信长求助。在这期间，信长虽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仍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且这时离京都非常近。当时的将军足利义辉（Yoshiteru）在遭到叛逆大名攻击之后，府邸被焚毁，他本人也在府邸自杀。他的弟弟义昭（Yoshiaki）即将军的顺位继承人，成了流亡者。信长在做好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后，向京都进军，占领了这座城市并且推立义昭为将军。不久之后他本人成了事实上的将军，足利氏不再掌权。[1]不过他并没有制服所有的敌人。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虎视眈眈的大名，甚至每个大名的军事实力都与他相当。不过，他有虽危险但明确的优势，即他身处中部且是事实上的皇室代理人，而且极其幸运的是，他的同伴秀吉和德川都是有才之人，二人一个是备受他信任的武将，一个是他的盟友。秀吉是织田家雇佣的一个足轻的儿子，他作为一名普通武士从军，很快就获得了军衔。家康是今川家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家臣，在侍主被信长打败之后，他投靠了织田氏，并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信长的女儿，在信长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一直做他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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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所面临的任务是征服或说服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尽管这里我们无法详述他们的胜利，但是我们可以提一下，到1573年他们已经打败对他们的后方和侧翼构成威胁的越前国与近江（Ōmi）国的大名，并且控制了畿内。不过他们的控制是不稳固的，而且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控制，更多是因为信长的运气而不是才能，因为他的两个最危险的劲敌—甲斐国的武田信玄（Takeda Shingen）于1573年逝世，时年53岁；越后国的上杉谦信（Uesugi Kenshin）于1578年逝世，时年49岁—壮年早逝。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尽管信长有其他需要应对的劲敌，但他还是将所有精力集中在镇压佛寺上。受镇压的不仅包括比叡山的僧侣—他们的好战习性我们在前文已有提及，还有与他的对手结盟且时不时地会让他非常难堪的其他佛寺。有人曾说，15世纪末的时候，佛寺几乎已经快要得到日本的世俗统治权，不过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撑这种对其权力的高估。就像封建武士往往会有派系之分一样，佛教也会分裂，而且没有一个佛寺足够强大，可以独自与一个实力中等偏上的大名作对。有几座佛寺处于极好的防御位置，但是它们的组织不够有序，无法远距离征战，而且就算它们做了很多努力去争取军事支配地位，封建领主也几乎不可能效忠佛寺，他们只勉强愿意效忠将军本人。在日本，以教义为由实施迫害的记录非常少，不过中世纪的历史表明日本的封建领主绝不会允许宗教机构干预重大政治事务。在信仰上，他们宽宏大量，包罗万象，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而且天资聪慧的僧职人员肯定间接地对他们施加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必须考察关于像日莲那样有政治头脑的僧人的记载，为的是探明当他们的活动与封建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被镇压。的确，幕府多半出于迷信引起的恐惧，会忍受比叡山众佛寺的种种行为；但是僧侣对都城的袭击只是地方性的，一旦他们开始参与争夺封建最高权力的斗争，崛起的军事领导者就会毫不留情地把矛头对准佛寺，把它当作一股政治势力彻底击垮。信长于1571年派了一支军队去镇压摄津顽强反抗的佛寺，这些佛寺大约在一年前给他添了麻烦。至于比叡山，尽管他的追随者对针对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采取极端措施有所顾虑，但是他还是围困了比叡山上的3000座佛寺，并将其付之一炬。被围困的人要么被火烧死，要么被剑杀死，鲜有死里逃生的。他没收了比叡山的土地并在山两侧较低的地方建造了牢固的城池，防止佛寺死灰复燃。尽管这或许是信长极端手段中最为极端的一个，但是在整个生涯当中，他对所有大的佛宗的敌意从未减弱，尽管他与一些禅宗僧侣的关系还算和睦。比如，1581年，他焚毁了和泉国的一座佛寺，因为它抗拒对其土地的调查；同一年，他还威胁毁坏真言宗位于高野山的一座佛寺，因为它藏匿了他的敌人。不过，他最负隅顽抗的对手是所谓的门徒（Monto）宗，又名一向宗，我们已经了解到它们稳稳地扎根于大阪的石山本愿寺以及各令制国，并于15世纪频频发动叛乱，反抗世俗权威。16世纪，一向宗的忠实拥护者肯定阻碍了信长征服敌对者的进程，因为他们经常与后者联合起来。虽然他们负隅顽抗，但是信长最终还是打败了他们。三河国的一向宗非常强大，1560年之后它又连续多年处处为难家康，直到家康在与之敌对的佛宗的帮助下压制了它。1571年，信长在尾张国被一向宗的僧兵击败，次年他再三进攻，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靠着当时流行的卑劣计谋才得以获胜。他假装议和，将他们诱出据点，并设下埋伏，全歼了他们。然后他于1572年进军加贺国和越前国，并击溃了一向宗在那里的僧团势力，一向宗的僧团，自战败封建领主富樫以来，已在那里存续了近100年。甚至这个时候他都未能控制这个顽强的佛宗，因为僧兵在本愿寺加筑工事坚持抵抗。自京都的本愿寺于1465年被比叡山的僧侣摧毁之后，石山本愿寺就成了他们的总部。1573年，信长第一次尝试占领它，但是他的武将因此一役受挫，他未能靠进攻或谋略彻底攻陷它，尽管他用这两种方式尝试了十多年，据说有一次他投入的兵力多达6万人。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本愿寺搬迁到另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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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既然一向宗能够抵抗如此强大的军事压力，那么就不能说这个时期的佛教机构没有威胁说要篡夺世俗权威。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大佛寺的军事胜利大多数取决于与封建领主的联合。这些封建领主欢迎任何于他们各自的争斗有益的助力，而一旦目的达成，他们就会背叛盟友。本愿寺长期存在得益于它的防御位置以及它从信长的对手—西部的毛利氏和东部的武田氏那里获得的支持。[2]此外，从某些方面来看，差一点就战胜世俗势力的一向宗到16世纪中叶已经算不上是宗教机构了。它的僧侣和住持既不遵戒律又不守斋戒，他们结婚，并且像世俗之人一样参与时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封建斗争中对抗世俗势力，是因为就其同化程度而言，他们已与封建领主无异。毫无疑问，一些重要的僧职人员如本愿寺的住持光佐（Kōsa）即显如（Kennyo）的目标是获得最高世俗权力，不过事实是他们从未实现这个目标，而且这种情况下这个事实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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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虽然没有完全粉碎但还是抑制了宗教机构的抵抗，因此他和部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制服日本中部和西部的大领主。他的军事总部这时位于近江国的安土城，他可以轻易离开位于京都附近的大本营来这里，因为这是一座兴建于1576～1579年的新城池，日本还是第一次兴建这种城池。它与日本当时的其他建筑一样都是木结构，但是它建在一个厚达70英尺的房基上。从坚固性上讲，它比日本先前的防御工事先进得多。这或许是受到了西方城池的影响，因为那个时期日本已经知道了火器，长达一代人之久。自1542年葡萄牙人到来后，他们也对欧洲的战争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不对信长与这些外来人的往来加以叙述的话，我们对其生平的介绍就不算完整。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在日本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我们首先来探究与其军事事业有关的记载。信长将进攻毛利氏的重任交给了秀吉，他于1577年带着一支精选的强大军队从安土城出发。接下来的五年里，秀吉将毛利氏从7个重要的令制国赶了出去，在1582年一个不满的武将杀害信长的时候，他已经将毛利氏逼到了一个不利的地位。信长在被杀之前已经控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令制国—那些环绕在都城四周的、战略上最重要的令制国。他的地位虽然稳固，但也不是牢不可破的。日本要再次实现统一，还需要更多争斗、更多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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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吉有一段时间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既有来自敌人的又有来自从前的盟友的。他与家康出现了嫌隙，不过在一番操作之后，二者达成和解，共同完成了信长开启的大业。1584年，秀吉被任命为摄政（关白），尽管他本人希望成为将军。仅在一年前他感恩地接受了天皇授予的通常由等级较低的朝官担任的四位官职，这一事实表明没有实力、没有财力的宫廷依旧是最令人垂涎的荣誉的来源。他现在开始清除阻止他完成对日本的军事统治的障碍。他镇压了惹人心烦的位于纪伊（Kii）国根来（Negoro）的真言宗佛寺—其僧兵配有火绳枪—他还威胁但最终放过了高野山的佛寺。他与北方的一些大名结盟，然后出发准备击溃位于九州萨摩的庞大的岛津氏。岛津氏（12世纪是贵族庄园的总管）处于全盛时期，实力很强，征战的路途遥远、艰险，所以他号召辖内的所有令制国帮助他筹集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和可使用一年的物资。[3]秀吉先是给岛津氏开出了慷慨的条件，但是被拒绝了。然后他调动大军，没怎么费力就让萨摩的统管者屈服并效忠于他。他扣留人质并将九州切分给了地方氏族和他的家臣，不过他对岛津氏非常大方，将他们的大多数地产作为新的封赏赐还给他们。这发生在15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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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征服的、尚未归顺天皇或摄政的氏族首领只剩下两个。一个是身处陆奥国和出羽国要塞的伊达氏，一个是位于伊豆国、相模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北条氏。于1500年崛起的北条氏与北条执权虽然同出一脉，但属于不同的家族。秀吉出于惯例，首先给出了友好的提议，提议被拒绝后，他非常审慎、细致地开始了击败他们的活动。三支军队（共计20万人）从京都出发，从三条不同的线路进攻位于小田原的北条氏要塞。北条氏的城池牢固且防御严密，所以秀吉不得不在城外驻扎下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京都的高台寺（Kōdaiji）保留有秀吉在驻扎之时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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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敌人像笼中之鸟，没什么危险，你不必担忧。我想念少主（即他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鹤松），但是我觉得为了未来，为了这个国家能够太平，我必须抑制这种思念。你切莫忧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甚至接受烧灼术，所以没什么好担忧的。我已经给所有大名下令，告诉他们我们要在小田原驻扎，他们要把妻子接过来。因为我已经宣布要长期围困，所以也想让淀殿（Yodo-gimi，他的妾室，也是鹤松的生母）过来。我想让你告知她并为她安排行程，告诉她，她是除你以外最讨我欢心的……我非常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我们离城池不过二三百码，并且围绕小田原设了两道防线，不让任何人通过。东部8个令制国的人都被困在防线里面，如果我们攻破了小田原，就打通了通往出羽国和陆奥国的通道。这两国的面积相当于全日本的三分之一。虽然我日渐衰老，但是我必须做对国家最有益的事情。所以我有意做辉煌的大事，我也做好了长期围困的准备，有充足的金银和物资供应，为的是凯旋，留下声名。我希望你能理解这点并告知每个人。（1590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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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于7月被攻破，伊达氏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宣誓效忠秀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第一次实现和平。但过了不久秀吉就想再度出征。在一两年之内他重启了一项似乎在1577年征服毛利氏期间构思的计划，即远征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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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他的动机存有大量疑问。我们可以确定主导动机是他的野心；或许他觉得他最好把自己创建的强大的物质力量用于某项新的事业，以免家臣再度陷入争斗之中。我们还要注意，自室町幕府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喜欢海上冒险，而且日本人的冒险活动并不都是和平的。那些于15世纪和16世纪威胁中国和朝鲜沿海地方、迫使明朝皇帝巩固海防的海盗，并不总是散乱的抢掠者，他们是由领地在西日本沿海令制国海岸边的封建氏族首领控制的有组织的团体。尤其是大内氏，经常会组织甚至指挥海盗大规模地劫掠中国和朝鲜。中国关于1550年前后突袭的记录表明当时有10艘或20艘船靠近其海岸，每艘船载有50～300人，他们会登陆并接连抢掠沿海城镇。在当时海盗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个贵族的儿子也有可能从事这一职业。当时人们也渴望从事合法的贸易。秀吉授予一些船只文书，允许他们每年去一次安南（即越南）和柬埔寨。而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大的封建领主急于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他们会耗费相当大的精力实现某种垄断。我们甚至可以说，秀吉夺得霸权以后，各封建领主的领地几乎已经固定下来，对土地的争夺转变成对其他形式的财富的争夺，他们自然会到海外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总之，秀吉很容易就集结了一支远征中国的力量，他要求朝鲜国王允许他借道朝鲜，但是国王没有同意，因为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一支近20万人的军队在九州的大本营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之后于1592年乘船渡过对马海峡，一路北上，一支分遣队抵达平壤（古时乐浪郡的治所），另一支分遣队到达中国东北边界，图们江边的一个地方。中国人开始警觉起来。带着那种有趣的面对所有外敌时的轻视，他们只派了5000人去应对日本入侵者。这一小股力量很快就被消灭了，不过到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必须赶在中国派出更多的军队之前撤退，几乎在登陆一年之后他们就撤离了朝鲜，只留下一小支军队据守北方沿海地区。中国使臣于1593年来到日本议和，但是直到1596年双方才最终达成和解。不过中国使团到大阪城的时候，向秀吉出示了皇帝的信，在信中皇帝赐予秀吉“日本君王”的称号，不过信中明朝皇帝高人一等的词语表达让秀吉大为恼火，未及回信他就遣走了使团。他的怒火似乎很快就转移到了心怀不满的朝鲜人身上，1597年他再次派遣军队到朝鲜，但遭到了朝鲜和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击，遇到了严重的粮食补给问题。到1598年末，日本在一些激烈的战斗中赢得胜利，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和朝鲜士兵；不过当秀吉逝世（1598年9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双方都已经厌战并开始议和。日本人在撤退之后就放弃了远征国外的想法，直到近代。日本放弃这种想法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连续6年的海外冒险让它损失了很多士兵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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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到，秀吉逝世后，紧接着就是围绕谁应该作为秀吉继承人展开激烈争论。接下来几年的政治历史复杂而且有些模糊，不过它演变成德川家康及其盟友与一群桀骜不驯的大名之间的较量。家康的敌人包括毛利氏、岛津氏、上杉氏等强大的氏族，他们虽然被秀吉制服，但未被摧毁。1600年10月，双方在关原之战中进行了决定性的较量。家康胜利了，他再次分封了土地，这让他得以避免更多的负隅反抗。在这一过程中，他遭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直到1615年，在围困大阪的过程中，在摧毁了一些坚持支持秀吉家族继任权的群体之后，他才为德川氏赢得了统治日本的权力，统治时间长达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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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忠胜（Honda Tadakatsu，1548～1610），家康远征时的同僚。来自一幅当代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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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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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战国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日本社会发展和制度发展的重要方面。信长的一生主要是在做摧毁的工作，为新的大厦的建造清理出了地方，而新大厦的建造是由秀吉开始、由家康完成的。不过信长在世的时候，日本开始了一些给稍后的历史留有重要印记的运动。1542年—具体日期并不确定，三个葡萄牙人乘坐的前往宁波的中国帆船遭遇台风，他们被迫北上，并在种子岛登陆。种子岛是离大隅国不远的一个小岛，当时还是岛津氏的领地。他们受到热情的欢迎，携带的火绳枪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还没有见过火器的日本人立即开始复制，数个世纪以后火枪在日本仍被叫作“种子岛铳”。周边领地很快听闻了这些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带来的武器和其他绝妙的物品；与此同时，沿中国和马来西亚海岸定居的葡萄牙人在听闻发现日本之后，立即准备远航去往这个新的市场进行贸易。两三年内—一定是在1549年之前—多艘葡萄牙船只到访九州的港口，葡萄牙人也去往京都。他们将京都描述为一座拥有9.6万间房舍的城市—这是对其他证据的一个有趣的证实。这些证据表明，在经历了使京都沦为一片废墟的应仁之乱后，京都的人口仍旧超过50万人，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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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间，来自澳门和果阿传教团的耶稣会士紧跟着贸易商来到日本。贸易商都是葡萄牙人，传教士也都是耶稣会士，因为这个时期教宗确定了葡萄牙在东方从事精神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专有权利，而于1540年成立的耶稣会也是在葡萄牙的领土上建立的第一批神学院。从日本和西方往来的历史来看，这两大事实带来了重要的结果，即通过与欧洲贸易商的早期接触，日本对武力扩张阶段的国际商业竞争有了了解；通过最激进、最坚定的基督教派，它对基督教有了最初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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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年，沙勿略和其他两名西班牙耶稣会士在鹿儿岛登陆，在萨摩领主的全力支持下，他们在那里传教。一个传讲陌生教义的陌生人不仅没被攻击，反而被各个阶层鼓励，佛教高僧也会恭敬地聆听葡萄牙人能够做出的关于天主教信仰的阐释，这一事实表明了日本人的宽容。很快沙勿略就给150位信徒施了洗礼，不过他们对这个新宗教的了解一定很模糊，因为日语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而基督教义又很难阐释。[5]或许因为这些早期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没有完全理解相关的教条，耶稣会士最初几年的传教才有了如此快的进展。至少有一份早期公文把他们描述为在宣讲佛法的一群人。他们的仪式与佛教的相似，他们的教义或许看起来也类似阿弥陀宗某种新的令人宽慰的形式，他们崇拜的是与观音相似的慈爱的圣母玛利亚。不过早期基督教在日本取得的成功还有其他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就时间而言，第一个原因是封建大领主渴望从对外贸易中获利，一些人认为这也是第一重要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动机变得如何强大，从日本人和葡萄牙人早期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九州的一些大名为传教士提供特殊设施，因为在注意到商人对传教士的尊重之后，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吸引商人将船只停靠在自己领地内的港口。沙勿略来到日本之后，仅仅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发现一个又一个氏族首领命令自己的臣民尊重耶稣会士，更有甚者，让自己的臣民全体皈依基督教。尤其是那些掌管着九州港口的大名—鹿儿岛、平户、大村、船井（Funai）—为争夺贸易商的支持，有时候到了残害佛教徒的地步；不过，当发现没有船只到来的时候，他们不止一次地把传教士赶走并且命令臣民恢复从前的信仰。他们这种心意的突然转变并不总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耶稣会士不会细察他人的情绪，他们的热心很容易变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偏执。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而这无疑为他们赢得了武士阶层的尊敬。沙勿略于1550年被逐出当时依旧是虔诚的佛教之乡的萨摩，因为他的偏执最终惹怒了佛教僧人；在大内氏领地的首府山口，他犯了一个大错，坚称所有生前不是基督徒的已逝之人永远处于地狱的烈火之中。对一个从未真正地相信地狱之火、极其尊敬热爱先祖的族群来说，这是一条令人厌恶的教义。不足为怪的是，他的争论在一个有众多有学问的僧侣居住的城市引起一片哗然，而基督教在大内氏的领地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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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沙勿略及其好友在与西部封建领主的交往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因为他们发现在日本天皇的宠爱能够创造奇迹。所以他们去了京都，意在得到天皇的庇护，但是京都正处于战乱之中，他们没有见到一位掌权的人物。1552年，沙勿略离开日本，连续多年耶稣会士只取得了些许进展，在一些地方增加了皈依的人数，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招致了危险的敌意。自愿皈依的人大多是需要他们给予医疗护理的地位低下之人。1576年，一位传教士汇报说，没有一位有地位的人敢接受福音，在一个封地传教长达20年之后，只有一位身患法国病（French evil）的有身份之人在治愈后成为基督徒。不过很快耶稣会士的境遇就有了改善，因为他们说服一些大名改变了信仰，而这些大名又让他们的家臣照做。几乎所有皈依基督教的人都住在日本西部一些小领主的领地上，这些小领主或出于盲信，或出于对贸易的渴望，会毫不迟疑地迫害佛教徒。不过，现在耶稣会士在京都周边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位名叫维莱拉（Vilela）的耶稣会士受到比叡山一位天台宗住持的邀请，于1559年去了那里，这位住持急于了解这个新的宗派。在京都，贸易问题没有立即出现，所以人们评判耶稣会士主要基于他们的性格及其所传教义的优点。慢慢地，除了在最初遭到惯于厌恶新宗派的比叡山众佛寺的极大反对之外，一个人数在12人左右的耶稣会士团体开始在上层社会取得一些进展，虽然有一些圈子憎恶他们，不过他们还是努力争取到了一个受尊重的位置。他们得到了将军的接纳，促使一些实力弱小的大名改变了信仰，他们变成了最热心的基督徒，事实证明他们的家族联系对传教士有很大价值。在旅居京都和畿内期间，在这个流血事件频发、生命不值一钱的时代，他们忠诚的朋友不止一次救他们脱离危险，这些朋友并不都是基督徒。终于，在1568年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当时几乎处于权力顶峰的信长的接见，信长对他们态度和善，这让那些认为他严厉、冷酷的日本人大为惊讶。从那时开始直至去世，他与传教士为友，在他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成功，而天皇听从天台僧人禁止基督教信仰则无关紧要。信长是日本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但耶稣会士可以轻易地接近他，有时可以同他一起用餐或在给贵族青年开设的神学院中见到没有侍从陪伴左右的信长。这些异域人士在外国宫廷富有异国特色的环境中，获准与有权势的贵族密切交往，近距离观察甚至参与动荡的时势，与他们生平有关的记录（可以通过耶稣会士的信件和日本人的资料来源拼凑起来）差不多比任何一个故事都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