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6918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0]

1706616919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十章 安土桃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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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1 第一节 新的封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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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3 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明对日本体制第一波冲击的结果，现在可以回头追溯一下这些体制在16世纪的发展以及以大阪城被占领（1615年）而告终的争斗。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日本最具破坏性的战事虽然会妨碍但不会阻碍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事实上，那种观点是有很大道理的，即认为战争的刺激、敌对氏族首领之间的竞争以及（或许最重要的）阶层之间障碍的消除带给这个时代在和平恢复以后不曾有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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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5 足利氏政权的逐渐瓦解说明它的律法没有奏效，大的封建家族在过去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遵守的是自己的法则而非都城的律令。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要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必须通过强硬的手段在自己的领地实施管理，因此在战争期间律法并没有衰退而是蓬勃发展。每一个强大的家族都编纂或修订了自己的家法，或许我们可以说16世纪的立法和执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当时依旧有效的家法中最古老的要数大内氏的家法—《大内家壁书》（Ōuchi Wall-Writing）。其中50条留存至今，最早的可追溯到1440年，最晚的可追溯到1495年。最全面的家法是伊达家的《尘芥集》（Dust Heap），之所以命名为“尘芥”，是因为它的内容非常多，而不是说它是由杂七杂八的东西组成的。它的条目共171条，大多数条目是由伊达氏（第十三代）极为谨慎地起草的，他在1550年前后统管着日本北部的大片领土，他的继任者曾于1613年派遣使团拜访教宗。《尘芥集》包括非常详细的与诸如借款和抵押等事宜相关的规定。此外，一些家法体现的只是这个家族长期以来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比如《里见家法》（Satomi House Law）里面有一段引言，表明这些规则是前四代家主确立的行为准则。时人一般会在家法里面补充偶尔签发的书面指令，并将家法传给家族成员及其主要的家臣。其他的家法只规定家臣的义务，比如毛利氏于1572年起草的禁令是以誓约的形式呈现的，所有家臣必须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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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7 所有的各不相同的家法都是为了满足大名的个人需要和地方需要而拟订的，因此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相当统一的，因为它们基于同样的社会观念，即地方领主要竭力保护他的领地。结果就是它们都只关注义务，而不关注权利。最早的家法如《大内家壁书》和《尘芥集》的范本是13世纪的封建律法，如《贞永式目》及其补充条例。总的来看，大名有模仿将军幕府的倾向，在自己的封地以较小的规模复制由摄政、顾问、“家人”、总管构成的等级制度。这种自负的行为有利于封建立法的统一性。这些律法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压迫性。一人犯罪，他的家人、邻居，有时他所在的村庄甚至连他所在的整个地区都要受到惩罚，从而将共同责任原则推行到极致。这些律法的目的是维持律法制定者眼中的秩序，裁决者并不考虑抽象的公正。所以我们发现，早在1445年就有这样一则声明：“严令禁止所有争吵和纠纷。如有违者，不问对错，双方均会被处死。”这种简化的程序，与很多其他专制法令一样，显然是军事管制的产物，它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内部纷争是软弱的源头。战争年代因为没有了社会舆论的束缚，军队里那种对即时的而非正确的解决方案的偏爱很是盛行。与平安时期发展出的相对宽容的刑罚制度相比，这时的惩罚措施变得极其严酷。自室町时代末期开始，我们发现记录中频频提及杀戮、折磨的方式，仅其名称就令人战栗。比如把犯人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用竹锯锯掉犯人的肢体，用木桩钉住犯人使其动弹不得，还有烤刑、煮刑、凌迟。不过似乎这些残忍的刑罚欧洲也都有。这些刑罚通常针对等级较低的侍，在某个等级以上的侍会有一个隆重的斩首或者自杀仪式。毋庸置疑，后一种刑罚普及的原因并不是犯人无惧死亡，而是他们理智地想要避免一种更痛苦、更有失体面的死亡方式。要注意的是，僧人不会被处死，而会“失去庇护”或者被放逐到偏远的、不宜居住的地方，所以如果他们不幸死亡，裁决者也不会因违反佛祖不可杀生的戒律而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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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9 如果说封建领主对其臣民的控制是严格的，那么他们对从其他封地来的外人可以说是充满敌意的。一些家法禁止臣民与其他领地的人往来，那些准许外人居住的地方也会对他们严加监管。总之，封建领主密切注视其臣民的行踪，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支配他们的个人生活，不允许他们在未经自己允许的情况下嫁娶、收养孩子、雇佣仆人或出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样一个建立在不信任和干预基础上的体系对有骨气的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这无疑也是大多数叛乱、叛国行为出现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些行为破坏了后来的封建制度。作为对立法的补充，统治阶层继续像从前那样，培养某种往往能够让他们得到忠诚、持续服侍的道德观。新的封建贵族多半是通过无视与忠诚、感恩有关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得势的，而他们现在却教育下属坚守讲求孝顺和英勇的、他们自己过去常常背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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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31 信长和秀吉的一生充斥着战争和阴谋，他们无暇顾及假设性的立法。信长留下的是任何一个封建领主都会下发给其家臣的指令。秀吉虽然有更确切的执政理念，但是他更倾向于在出现突发事件时采取行动，而且他不受先例的限制。他的大多数律法是以盖有其红色印章的诏令的形式颁发的。这些法令措辞简单，不过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这些法令会得到严格实施，而且它们凌驾于将军幕府传统的法规之上。德川家康通常也会遵守这些法令，它们对德川时代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选取一到两段，以使读者了解它们的性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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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33 （1581年）固定田赋以及收成在耕农和总管之间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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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35 （1586年）在长崎，如果日本人与外国人发生争执，一个人伤了另一个人，官员应对情况予以调查，如果双方各占一半的责任（即双方都有责任），那么应受惩罚的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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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37 （1587年）一则由19个条款构成的律法对海运做出了规定，它似乎是在堺市商人的建议下起草的。它是日本第二部真实可靠的海运律法，内有特许证、提单、滞期费、损失与损害的责任附属等条款。第一部这样的律法日期不明，但似乎是在镰仓时代末期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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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39 针对基督教徒的诏令就是以盖有朱红色印章的公示的形式颁发的。除了这些公文的悲剧意义之外，丰臣秀吉最重要的立法或许是三则简短的指令，它们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确立了留存到19世纪的封建体制的基本原则。第一则于1585年颁布并在次年得到重申，它规定每一个服侍的人，上到侍，下到耕农，未经大领主的准许，不得离开自己的职位，那些蛊惑他人擅离职守的人会受到处罚。这是对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的政策的一个早期阐述，我们可以把它简短地界定为一个决定，是他们在努力推动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稳定、有秩序的阶段之后，通过固定其组织架构并禁止变动以防止它被破坏的一个决定。首要之事就是确保没有人离开生来就属于他们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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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41 上述诏令只是禁止侍更换侍主，是对“一人忠于一主”这个封建原则的法律表述。就像妻子生前身后都必须忠于丈夫一样。第二则诏令做了进一步规定，试图确立严格的阶层划分，其颁布日期是1586年，规定侍不得变为平民，耕农不得离开自己的土地成为雇工，地主不得给予流浪者和不耕种土地的人以庇护。我们已经看到，自室町时代以来，阶层出现了极为自由的混合甚至上下颠倒的现象。如果这项诏令在秀吉年轻时实施，那颁布它的秀吉绝对不可能得势，因为他年少的时候是最为卑微的仆人。但是现在他已经征服并重建了日本，他想要以稳定之名恢复先前的严格的阶层划分，那些在战争年代从等级秩序瓦解之中获利的人也和他持有一样的想法。接下来一个世纪，这种目光短浅但自然的保守主义取得进展，并且导致了江户时代除某些都市社会阶层以外的其他所有阶层几乎僵化。第三条诏令值得注意，因为它让人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理念有所了解。1587年，秀吉宣布所有耕农都必须上交自己的武器，这种被称为“太阁刀狩”（Taikō Sword Hunt）的措施有双重目的。它旨在消除危险的源头，同时强调武士和耕农之间的区别，使佩戴刀剑成为等级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它标志着武士在和平时期可以耕种自家土地的封建阶段正式终结。事实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很久，在取而代之的阶段中，侍即职业武士阶层是由自愿参战或不得已参战的耕农组成。在宗教和土地暴乱中，比如在室町时代的一向宗暴乱中，武装耕农对封建领主构成威胁；其他封建领主认为有必要在秀吉开展全国范围的武装解除之前，收缴耕农的武器。这则诏令的语言巧妙动人。它说所有收缴的武器会被熔化并做成钉子、螺栓，用于建造大佛殿，以容纳秀吉将在京都竖立的大佛像。他说，既可免受这些武器的威胁又能意识到这些武器将被用于圣事上的耕农会在现世和来世都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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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43 在这样对待平民的同时，秀吉还一直努力保持他所建立的封建权力体系的平衡，甚至在他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他禁止自己的家臣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联姻或有其他约定，他制定了禁奢的律法规范大名的举止，他还让高位官员发誓不会修改他的家法。凭着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式，他着手实施抵制变化的立法政策，他的继任者也延续了这一政策。不过他忘记了已经腐朽的体制有比变革更残酷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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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45 第二节 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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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47 我们可以把信长位于琵琶湖畔的安土城看作他那个时代的象征，因为它是新造的用金子装饰的宏伟奢华的建筑。它可能是第一座在欧洲筑防理念的影响下建造的城池，一经建成立即超越了先前所有的封建要塞，后者只不过是由土垒、壕沟、栅栏防护的木质结构的营房。几年之内，大多数封地都建造了这种类型的城池。其中最宏伟的要数秀吉于1583～1585年修建的大阪城。这是一座由大块花岗岩修筑的宏伟城池，环绕四周的是深深的护城河和陡峭的斜坡。从规模和坚固程度上讲，它远远超过了日本过去建造的任何一座建筑，不过奈良的大佛殿或许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安土城始建于1576年，建成于1579年，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不过对那个时代而言，它依旧是一个大工程，而且耗资巨大，在信长的说服下，所有令制国都 被迫提供捐助。它是一个防御优良的建筑结构，不过它似乎并没有任何可以抵御火炮的特殊防御设施。那个时期虽然火器的使用遍及全日本，但是火器数量不多，并且射程较远时没什么效用，所以应对火枪壕沟和城墙就已足够；而且当时实际上并没有火炮。安土城不仅是一座城池，而且是领主的居所。其中一些材料和内在装饰是从被废黜的足利氏将军的宅邸运来的。所有居住空间的墙壁、屋顶和栋梁都饰有一层金箔或者涂有黑漆或红漆。障子门上有由诸如狩野永徳（Kanō Eitoku）等画家绘制的画作。这并不是第一次有身份低微的封建统治者在得势之后沉迷于粗鄙的炫耀，将新获得的财富大量花费在建筑和消遣活动上；到此时功成名就的武将或早或晚地都遵从了京都的标准，在有钱财可用的时候这些标准是十分奢华的，得益于长期以来优雅内敛的习惯才没有出现奢靡浪费。我们已经了解到，足利氏将军发明了一种与华丽、甜腻的形式截然不同的奢华形式，日本人称之为“渋い”即“涩味”，或许将它比作一种有点酸涩的甜美果实才能最准确地理解这一美学理念。自信长开始，旧有宫廷的影响减弱，新的标准逐渐取代禅宗美学的严苛标准，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京都成了一片废墟，其旧社会的成员这时要么四散到别地，要么过着贫困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一个金光闪闪的时代到来，绘画又有了颜色，艺术也朝着一种类似于洛可可、巴洛克的风格发展，这种风格成为桃山时代的特征，桃山时代得名于秀吉的宅邸桃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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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49 经常会有人告诉我们东方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日本历史中能够证明这种非常不可信的说法的史实少之又少。没有什么地方的人能像日本人那样，急不可待甚至无所顾忌地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的确，在官方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古老体制的深深的尊崇，而且日本历任统治者往往致力于牢固确立其社会秩序。不过他们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本族人多变的习性—这是一个因为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对新奇事物保持尤为开放的态度的族群。我们已经看到日本有史以来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外来影响，并且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越来越遥远的文化建立联系。足利时期的海上漫游者开始远航，到1600年的时候日本漫游者几乎到访了东方所有地方，而10年以后相当数量的日本人（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海盗）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暹罗、中南半岛经商或打仗。爱德华·米歇尔伯恩爵士（Sir Edward Micheborne）于1604年在私掠巡航的过程中在新加坡附近与日本海盗交战，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他的领航员、极地探索者戴维斯（Davys）被杀。这些冒险者大多是走投无路之人，他们大多不会冒险回国，不过也有一些人回到日本，带回了奇特的物品和更为奇特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都是吹嘘西方的。这些冒险者带回的物品以及葡萄牙人的货物给日本人带来了一些变化。我们已经提到，基督教教义在一开始的时候影响极大，但是从长远来看并未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留下太多印记，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时期某些实物的引进带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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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51 我们已经提到的有火枪、烟草[1]和土豆。其他外来物品包括西瓜、来自柬埔寨的南 瓜以及来自福建的香、蚊帐，这些物品一开始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但很快变成了必需品。有一段时间富裕人家中还流行葡萄牙服饰，就像从前朝臣喜欢中国人的衣饰。现存的绘画表明讲究的日本男子会穿着束腰外衣、灯笼裤、长长的披风和高脚帽。我们从当代一位日本语法学家那里得知，当时流行在对话中使用零星的葡萄牙语—他很不喜欢这一点。那个时代的语言也流传到了现代，比如源自葡萄牙语的合羽（kappa），一种雨衣；面包（pan）；骨牌（karuta），一种游戏牌；かステイラ（葡萄牙语为Castille），一种海绵蛋糕；ビイドロ（葡萄牙语为virto），玻璃；フラソコ，烧瓶；襦袢（gibão），衬衣；天鹅绒（birōdo，葡萄牙语为velludo）；其他宗教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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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53 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欧洲科学中，除了关于火器的知识，不得不提的是印刷术。秀吉1588年拆毁京都的基督教建筑的时候把传教士赶去了九州，他们在那里的天草（Amakusa）诸岛建立了一所大学和一个印刷所。他们用日语白话来翻译外国著作并用拉丁字母印刷。除了宗教著作以外，最早印刷的一本书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日语译名为“Esopo no Fabulas”，是由一个日本基督徒翻译的，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从前是禅宗僧人，这本书于1593年印刷。[2]当然，日本之前就有印刷术。至少在8世纪的时候，木版印刷就传到了日本，10世纪的时候日本已经有了印本。首先引入（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是朝鲜人，1400年以后，这种印刷术很快由朝鲜而非欧洲传到了日本。[3]日本人并不是很喜欢活字印刷，不久就恢复了木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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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55 整体上，我们不能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对日本的学术影响深远。从随后的历史来看，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应用科学—天文学、制图学、造船术以及采矿和冶金术；似乎近代以前，东方一直都很欢迎西方的机械设备，但对西方的哲学则没什么兴趣。中世纪之后日本发生的变化是内部发展和外部刺激的共同结果。起初，当我们读到一个又一个世纪的战争时，我们以为这个国家一定一片荒芜，田地荒废，城市一片狼藉；不过细看之下，似乎其财富和生产力不仅没有减少与降低，反而得到增长和发展。现在我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这一观点，不过某些已知的史实确实是指向这一点的，而且文献中很少有关于永久性破坏的记录。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京都及其他一两座城市外，那里没什么可破坏的。大多数城镇和乡村都是由不十分结实的木质建筑构成的，容易被焚毁，但也很容易重建。稻田的地形不适合作战，所以通常不会遭到破坏，而且因为日本不是畜牧国家，所以没有被四处搜寻食物的敌人杀死的牛羊。佛寺作为地方主要珍宝储藏所，都幸免于难。农业遭到破坏似乎主要是因为敌对双方征调劳役和农产品，这种破坏虽然十分严重，但是几年内可以修复。[4]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一份关于参战人员死亡人数的完整记录来判断，战斗似乎并没有那么致命，但一些重要的激烈角逐除外。自足利时期开始，日本经营着可以增加财富的项目。封建大名之间为了权力甚至生存而进行的争夺很容易理解，每个人既要节约资源，又要增加收入。因此，我们会看到他们竞相开展对外贸易，保护自己的耕农，鼓励像采矿业这样的地方工业的发展；而且，海上交通和陆上交通在不断改善，而在像堺市和大阪等得天独厚的中心地区，商业也得到发展。甚至连军队的掠夺也间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因为人员被抽去当兵，所以国内产出不足，需要来自中国的商品供应，我们在前文关于生丝的案例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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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57 总之，如果我们将破坏性极大的应仁之乱—1467年前后爆发，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排除在外的话，我们似乎并不能将日本中世纪战争时期视为黑暗时代而不予理会。它是一个虽然动荡不安但是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的时期。或许封建战争最好的一个结果是将集中在都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财富、影响力、学问扩散到全国，因为这种扩散实际上消除了大规模破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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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59 到秀吉统治时期，日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它的基础是稳固的，事实上随后的历史揭示了它经济结构上的一个又一个不足。不过表面上看，桃山时代是一个平和的艺术繁荣发展的时期。秀吉规划的项目都是大规模的。他主导开展了日本的全面土地调查，于1583年营建了大阪城，1586年在京都修造了大佛，1587年修造了聚乐第（Jūrakudai or Mansion of Pleasures），1594年建造了桃山城。所有这些项目，与他的征战和野心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当代作家在其能力范围内极尽盛赞之词都不足以形容他的伟大。大阪城作为历史建筑遗迹，无法与中世纪欧洲的大教堂相比，不过单从规模，从大量石材、木材的运输和营建所耗费的力气，尤其是从建造速度而言，它或许可以比得上西方任何一座建筑。[5]至于它的美，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因为就装饰方案而言，它靠的是繁复的、通常为彩色的木雕，靠的是大量使用色彩和金箔装饰的障子门和折叠屏风，而西方没有完全与之对等的建筑。这个时期的城池和宅邸都是这样的风格。或许最能描绘桃山艺术理念的就是屏风画和壁画。现存的原始建筑保存得并不完整，不过我们可以从留存至今的部分—包括绘画在内—了解整个建筑的富丽堂皇。[6]当时流行大的屏风画，尤其是狩野派永德（1543～1590）和山乐（Sanraku，1557～1635）的屏风画。他们的创作规模宏大，会在整个丝制或纸质的障子门上画满装饰性的作品。亮黄色的墙壁上（大多是亮黄色的）绘有悄然穿过竹林的蓝眼睛的老虎，或在牡丹花丛中嬉戏的彩色しし—一种长得像狮子但友善的卷毛神兽，壁画的背景是黄色的。有优美的风景画，画的是古松和开花的李树，画中鲜艳夺目的禽鸟或栖息在奇石上或漂浮在深蓝色的涟漪中。壁画中有枝繁叶茂的树丛、河岸、鲜花盛开的花园；有长着龙须的蜿蜒的龙，盘旋而上，穿过层层乌云；有掠过月亮的一群大雁；有坐满了古代圣贤的中国宫廷。这些房间一间接一间，展示的是尤为斑斓的色彩、格外丰富的细节和令人应接不暇的富丽堂皇，以至于它们有庸俗化的危险。不过果敢的风格、大胆的笔锋和出色的构思又会将它们从这种危险边缘拉回来。只有把它们与同一流派其他不那么杰出的壁画相比，人们才能发现它们的绝妙之处。这些壁画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尺寸大、丰富多彩，与足利时期水墨画引人沉思的简洁十分不同，水墨画的绘师暗示的内容，桃山画师会着重明示。桃山时代的雕刻也是一点都不隐晦。桃山时代有一种名叫“日暮（ひぐらし）”的门，之所以叫“日暮”，是因为欣赏它精美的细节需要花费一整天。至于大阪城的配件和器皿，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用最昂贵的材料制成的，奢华到了荒唐的地步。秀吉喜欢向访客炫耀它们，其中一位访客记录称所有天花板和栋梁都是镀金的，事实上几乎每一种器皿（水壶、碗、茶杯、药箱）都是用纯金制成的，锁、螺栓、铰链以及架子、衣橱、门窗上的装饰物也是用纯金制成的。另一位作者（在1589年）记述了秀吉的土地调查以及他对地租的重新核定，他指出这是他的收入来源并总结说：“至于收入的用途，连厕所都用金银装饰，并用上好的颜料粉刷。这些珍贵的物品被当作泥土使用。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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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61 秀吉清楚地知道热情好客的功用，所以他经常举办大型宴会，炫耀他的财富和权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宴会远不只是为了炫耀，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他这是有意鼓励大名彼此攀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从经济上削弱他们，让他们对自己的威胁更小。他举办的有名的北野大茶会恰当地说明了他的狂妄自大和当代对室町时代较高的审美标准的背弃。1587年10月，他公开宣布次月要在京都、大阪和其他城市举办大茶会，无论是最富有的家臣还是最低微的耕农都可以参加，他告诉他们只需要带一只茶壶、一个茶杯和一个坐垫。这场茶会持续了10天，有剧，有乐，还有舞。秀吉展示了他的艺术珍宝以及其他当时的重要藏品。他显然喜欢庞大的盛会，因为我们还听闻他举办了规模惊人的赏花会及类似的宴会。事实上，其中一场盛会非常奢华，为了容纳众多宾客，他修复并扩建了一座古老的寺庙—三宝院（Sambō-in）。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是，现在京都郊区还有一组坐落在精美庭园中的别致的建筑群。在他举行的另一场宴会上，他把堆满金、银的托盘递给宾客，有的宾客收到了数以千计的金块。这种前所未闻的奢华无疑是秀吉狂妄自大的表现，不过它似乎也与当时的氛围相一致。那是日本最为慷慨大方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小巧的痕迹，不乏宏大的规划和果敢的执行力，虽然有人说缺乏宏大的规划和果敢的执行力是日本国民性格的缺点。延续自第一代足利将军就有的茶道的发展是有益的。在足利氏的将军们那里，茶道是一种贵族风尚，虽然昂贵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克制的美学。而在信长和秀吉那里它变成了一种炫耀的手段，近似于一种拙劣的模仿。富有的大名疯狂地争抢茶碗、茶罐以及诸如此类的茶道仪式的附件。物价暴涨，人们会为未必精美但稀少的物品支付离奇的数额。松永弹正（Matsunaga Danjō）—信长的一位治安官—在自杀之前，把一只珍贵的茶壶摔得粉碎，为的是不让与自己竞争的收藏家得到它。泷川一益（Takigawa Kadzumasa）—信长最勇猛的武将之一—被指派到一个重要但偏远的令制国，他写信给都城的朋友说，“我猝不及防地掉进了地狱”，并解释说自己处于极度绝望的状态，因为他远离文明社会而且没有精通茶道、可以与之讨论美学的密友。在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成功人士甚至在高雅的才艺上也是没有节制的。不过这种对室町时代严谨的美学标准的背弃只是暂时的，在封建权贵沉迷于自大的炫耀的同时，日本形成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有趣的是他们最终还是遵从了这些标准。桃山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千利休（Sen Rikyū），他不仅是花道行家，而且是茶道大师，还是审美权威人士。在他的影响下，艺术中严格的美学风格得到促进，尤其是在陶瓷艺术中，因为为了满足茶道严格的审美要求，需要特殊品质的茶碗、茶罐以及其他器具。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有名的陶艺大师，比如祥瑞（Shonzui）、长游（Chōyu）、六兵卫（Rokubei），这些艺术家展示了其在形状设计和釉彩把控上的精湛技艺。[7]他们的作品必须让挑剔的主顾满意，稍微有一丁点儿华丽，主顾就会气得发抖，所以他们的瓷器有一种自然的暗淡之美。不过当时还有其他陶瓷艺人，他们的作品更受大众的欢迎。在一次远征朝鲜的时候，日本人被朝鲜人的瓷器和彩陶迷住，秀吉的一些指挥官带回了一些朝鲜手工艺人，并在自己的领地建造了窑炉。有名的萨摩烧、锅岛（Nabeshima）烧、八代（Yatsushiro）烧、伊万里（Inari）烧等都是以此为开端的，与严格的“茶”具不同，这些陶器的颜色、形状和图案设计多种多样。尽管普遍认为它们很少能达到中国名瓷的雅致，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日本的陶瓷艺人必须克服一些技术性困难，主要是原材料供应的困难，而中国的陶瓷艺人从未遇到原材料供应的障碍。不过仅这一个缺点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总是急于模仿中国艺术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陶瓷艺术的发展上落后于中国长达数个世纪，直至秀吉时期。在那之前，漆器或朴素的陶器通常能够满足民间和宗教的使用需要。不过在这之后，由于局势稳定、运输安全，最重要的是都市群体的繁荣发展，对精美瓷器的需求逐渐增加。或许陶瓷艺人手工艺的缓慢提高预示着和平时期的来临，在这样的时期，易碎的、精美的器物才不会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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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63 战国时代主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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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65 1534年 织田信长出生（逝于15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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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67 1542年 葡萄牙人发现日本，火器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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