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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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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革命”导致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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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陶寺贵族墓葬所显现的这套礼仪制度，既有日后被三代王朝文明继承下来的，也有大量就此失传成为绝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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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观夏商周三代更替，尽管是伤筋动骨的改朝换代，但诚如孔老夫子总结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下一个朝代对于上代，继承是主流。而始于二里头的三代王朝对陶寺礼制的扬弃，是否要归因于这场内部革命对旧传统的“砸烂”，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失忆？想来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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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大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已如前述。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都邑已经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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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三代礼器群相比，它又有些较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15]。此时的陶寺都邑已经在使用铜器，但还没有用青铜来制作礼器。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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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陶鼓（推测即文献中的“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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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彩绘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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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前铜礼器”群的第二个特点，是礼器组合种类齐全，还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是成套出现，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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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独木船棺的特殊葬具，以及有棺无椁（套于棺外的大棺）的简单葬具，到了三代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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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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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世的三代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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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陶寺和同时代其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间明确的等级划分以及“前铜礼器”群的存在，说明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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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这一时期尚未发现社会上层的遗存，能随葬几件玉器的墓主人已属较高层级），三代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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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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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拿来主义”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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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陶寺“前铜礼器”群来源之复杂，不能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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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用陶器为主的民俗层面看，它显然传承自当地黄土高原的土著文化，同时还受到北方地区文化的若干影响。但陶寺的礼器群或说高层次遗存，特别是彩绘陶器、漆器和上面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并不是仰韶文化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东方、东南方、东北方、西方和南方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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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尖首圭，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殿堂式建筑中，陶寺墓葬出土的尖首玉圭，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原以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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