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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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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邑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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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宽大的胸襟，与陶寺都邑“巨无霸”式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国土”并不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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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后世国家领土、疆域的概念在那时还根本不存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作为权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范围。但即便是说明它的控制范围，对考古学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没有可靠的后世文献，考古学只能根据盛行于中心聚落或都邑的一群面貌相近的“物品”向外散布的范围，即所谓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揣测这个群团或政体的空间扩展。其推论前提是这两项指标往往大致相合，但肯定也有例外，因此，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存在着危险，但舍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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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聚落群的遗址分布（2009～2010年调查）（何驽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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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百处以上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距陶寺都邑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中隔塔儿山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逾200万平方米，左近的开化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可能是陶寺古国的另两处重要的中心聚落[21]。在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又在陶寺以北的古湖沼区附近，发现了以县底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聚落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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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及其邻境的地理大势（常怀颖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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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一群耽于享乐而不思开疆拓土的贵族。它的文明高度发达但却“不称霸”，因而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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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陶寺考古队老队长高炜研究员总结道：“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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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起山西，太行和黄河之间这块山河控带、相对封闭的宝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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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陶寺。大范围吸纳，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仅在临汾盆地，对外影响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河之南、山之东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这个王朝文明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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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逮至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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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阳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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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剧，都是在地理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历史现象：“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山西这方神奇的黄土地，成为一波一波华夏文明潮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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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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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小铜器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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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原青铜器的出现，青铜礼容器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到来，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到了欧亚大陆中西部兴盛已久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历来聚讼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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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24]，也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中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正因此，陶寺零星铜器的发现，惹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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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红铜铃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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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是陶寺铜铃。1983年发现于陶寺墓地，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25]。铜铃颇不起眼。首先是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其次是做工粗劣，表面有铸造的缺陷和气孔。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红铜铃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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