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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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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寻“夏墟”找到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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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您要说，论史就不能光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这么大个都邑它总得有个说法有个名姓吧？也难怪，我们中国是历来不缺文献典籍的，没名没姓的总说不过去。这是国人的普遍想法。不仅文献史学家在努力，考古学家也深恐被看成不具有古史重建能力的“发掘匠”，当然也热心参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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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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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给解读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上世纪初，王国维创造性地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代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像大师王国维那样，弄清年代更久远的考古学文化主人的身份，把中国“信史时代”的上限再向上推，当然是考古学家心底的梦。因此，“对号入座”研究几乎从每一项重要发现的开始就展开了，成为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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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殷墟时代及其后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前殷墟时代的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对后者而言，使商王朝成为信史的“二重证据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地下文字材料（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而非个别字符）开始付诸阙如。几乎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乐观自信的考古学家就开始把严苛的“地下文字材料”放宽到没有文字的“地下材料”，认为从年代、地望、社会形态、文化特征诸方面把它们与传世文献互证、检验，也可以确定夏文化甚至五帝文化等，从而将中国的“信史时代”不断推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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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系列关于族属和朝代推断的认识前提。数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领域，将名人望族大国“对号入座”的推测式研究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其缘由也概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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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们再看与陶寺相关的推论就比较清楚了。回观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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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循文献记载来晋南寻找“夏墟”的是李济先生，那是1926年的事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于五六十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在1970年代考虑田野工作切入点时，曾请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也认为山西队的学术任务，就是要探索夏文化。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则是敲定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的决策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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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发掘者在正负值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24～前18世纪。由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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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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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禹都乎？尧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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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42]。“陶寺类型无论在年代、地域，还是文化特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方面都与夏王朝不尽相符，很难说它是夏文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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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学者进一步论证陶寺文化应为唐尧文化，或认为应是有虞氏或其一支的文化遗存。又有学者提出陶寺文化实非单一的属于唐尧，或虞舜氏族或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而是以陶唐氏为首的联合有虞氏和夏后氏等氏族部落联盟中心所在的文化遗存[44]。与此相近，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舜）文化，而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陶寺遗址为尧至禹的都城所在[45]。在认为陶寺晚期龙山文化阶段是最早的夏文化的同时，指认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早期是前期夏文化，河南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晚期文化则是后期夏文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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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故里的当代景观（临汾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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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工作队老队长高炜研究员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推论的问题所在：“陶寺类型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同豫西的二里头类型更谈不上有这层关系，那么，夏文化是否可能包括前后不相连贯、不同系统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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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顾自己关于夏文化观点的转变过程时，坦陈“陶寺夏文化说”的思想基础是“二里头商都西亳说”，1980年代随着偃师商城的发现提出的“偃师商城西亳说”对原来的认知体系形成致命冲击。经过十余年从困惑到思考的过程，他接受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为夏文化说”，从而放弃了“陶寺夏文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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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夏、商分界重新思考后，对陶寺文化又怎样看呢？”高炜先生的分析大体代表了目前学界的认识：“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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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文字材料的支持。如前所述，精通古文字和古文献的冯时研究员仍然坚持“陶寺夏文化说”。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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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临汾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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