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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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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两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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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52]。与此同时，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它是铁板一块。一般以嵩山为界，将山北山南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又分为两大类型，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或“王城岗类型”“郝家台类型”）[5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嵩山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差异，已到了可以划分为两大考古学文化的程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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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种考古学本位的、基于文化面貌的划分方案，恰好与中原腹地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划分是一致的。人地关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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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只能“由物见人”，最拿手的是通过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分辨不同的人群。一般认为嵩山南北这两个区域（或称汝颍区、郑洛区）人群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做饭的炊器：山北的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山南的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中国远古文化以鼎鬲文化著称，大体上看，用鼎（三实足炊器）的人群居东南，用鬲（三空足炊器）的人群处西北，交汇处恰在中原。日后二里头文化中鼎、深腹罐、鬲兼有，到二里岗文化鼎鬲并存以鼎为重，显现出这两大板块融合交汇之势，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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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板块的其他不同之处还有不少，事涉考证过于烦琐，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从接受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影响的程度上，也能看出二者明显的地域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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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泛东方文化系统（含主要分布于豫北、豫东及更东的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以及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泛西北文化系统（含晋陕高原的各支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就地域而言，中原腹地偏东的郑州地区，受“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影响较多，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涧河流域，受“泛西北文化系统”影响较多，偏东南的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地区和沙汝河流域，受“南方文化系统”和“泛东方文化系统”影响较多，而黄河以北的济源盆地，则主要受“泛东方文化系统”和“泛西北文化系统”的影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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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安阳后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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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永城王油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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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三门峡三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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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襄汾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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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周边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是构成中原腹地各区域社会文化面貌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考古学现象上，可以窥见周边地区的人群通过不同的途径施加各自的影响，从而参与到“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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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两大集团究竟是战是和，关系如何呢？不少学者认为二者应是由对峙走向统一的。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即认为，“由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嵩山南北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由南北对峙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亦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这显然是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的结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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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里头国家崛起“前夜”中原各集团关系而言，这还只是解读方案之一。对这一段历史，学术界仍不得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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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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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林立的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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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划分当然是一种极粗线条的归纳和概括。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每个聚落群大致与现代一个县的规模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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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以嵩山、伏牛山和黄河故道相隔，是淮河水系的颍河、双洎河和沙河、汝河流域，这一带共发现3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20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围以夯土墙或壕沟。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10万和20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的距离在25～63公里之间，平均距离40公里，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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