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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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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林立的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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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划分当然是一种极粗线条的归纳和概括。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每个聚落群大致与现代一个县的规模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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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以嵩山、伏牛山和黄河故道相隔，是淮河水系的颍河、双洎河和沙河、汝河流域，这一带共发现3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20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围以夯土墙或壕沟。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10万和20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的距离在25～63公里之间，平均距离40公里，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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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中地区的龙山遗址群（刘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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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及周边、洛河中游和伊河等区域的聚落状况也由于新世纪以来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而不断明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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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洛阳盆地及周边区域为例。古伊河和古洛河在盆地中部交汇为古伊洛河，最终流出盆地。遗址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阶地和黄土丘陵上。研究者将盆地中东部区域系统调查区域内发现的95处龙山文化遗址分为三群，即北部邙山与古洛河—伊洛河之间的“邙山聚落群”、南部嵩山与古伊河—伊洛河之间的“嵩山聚落群”以及伊、洛两河之间夹河冲积平原上的“夹河平原聚落群”。各群分别包括19处、61处和15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最大的遗址面积达60余万平方米，而1万～20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占半数以上。各聚落群之间在大中小型聚落比例、聚落结构和分化态势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别[58]。位于嵩山北麓、伊洛河下游支流的坞罗河和干沟河流域也显现出与洛阳盆地中“嵩山聚落群”相近的聚落结构。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2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引人注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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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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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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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扑朔迷离话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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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大邑偏安晋西南一隅、独尊独大的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周围却是一片“战犹酣”的热闹景象。各方势力在此展开角逐，其情势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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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十几座城址了。先给它们拉个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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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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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但说到功能就比较复杂，而且各城址的分化程度很可能并不一致。北京大学赵辉教授等进而指出，“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60]。在有城址的遗址群中，就面积而言城址卓尔不群者有之，非围垣聚落大于城址的情况也有之。所以要用“城堡”称呼吧，对于内部已高度复杂化、特殊化，显然属中心聚落的某些城址来说，显得名实不符；如果直呼其为“早期城市”或“都邑”吧，恐怕其中还真有村落围起来个土围子的。比如我们在安阳后冈城址中就没有发现什么高等级的遗存。因此，赵辉教授提醒到，“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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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聚落与城圈的关系而言，有的将整个聚落通通围起来，无论居民高低贵贱，从而凸显“全民抗战”的架势；有的只围起了一部分可能属社会上层的区域，而把普通百姓隔在城外。或许没有囊括整个聚落的小城圈只不过是一处战时避难所，也未可知。从时间上看，城圈与聚落相始终，还是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个时间段，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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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涉及这些城究竟是防谁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群团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的一致对外。进而，所谓敌人，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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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场合的情况已根本无法搞清或尚未搞清楚。这就使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同时也给学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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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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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城邑分布有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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