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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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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扑朔迷离话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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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大邑偏安晋西南一隅、独尊独大的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周围却是一片“战犹酣”的热闹景象。各方势力在此展开角逐，其情势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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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十几座城址了。先给它们拉个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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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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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但说到功能就比较复杂，而且各城址的分化程度很可能并不一致。北京大学赵辉教授等进而指出，“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60]。在有城址的遗址群中，就面积而言城址卓尔不群者有之，非围垣聚落大于城址的情况也有之。所以要用“城堡”称呼吧，对于内部已高度复杂化、特殊化，显然属中心聚落的某些城址来说，显得名实不符；如果直呼其为“早期城市”或“都邑”吧，恐怕其中还真有村落围起来个土围子的。比如我们在安阳后冈城址中就没有发现什么高等级的遗存。因此，赵辉教授提醒到，“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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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聚落与城圈的关系而言，有的将整个聚落通通围起来，无论居民高低贵贱，从而凸显“全民抗战”的架势；有的只围起了一部分可能属社会上层的区域，而把普通百姓隔在城外。或许没有囊括整个聚落的小城圈只不过是一处战时避难所，也未可知。从时间上看，城圈与聚落相始终，还是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个时间段，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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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涉及这些城究竟是防谁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群团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的一致对外。进而，所谓敌人，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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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场合的情况已根本无法搞清或尚未搞清楚。这就使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同时也给学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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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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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城邑分布有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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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河南学者魏兴涛博士新近提出的一个假说，这一假说可以概括为大集团间或文化间冲突说[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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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除了地处中原腹地西北、晋西南地区的陶寺大邑外，其他11处中小型城址的兴废时间大体一致，使用时间都不长。尽管无法做细致的把握，大胆诉诸绝对年代，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2000年前后。更有意思的是它们的空间布局，居然大体由北向南蜿蜒一线，分布于中原地区的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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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言之，位于中原东北、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上的安阳后冈、辉县孟庄和濮阳戚城城址，属于后冈二期文化；位于最东南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属于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这两个文化类型尤其是后者介于中原与海岱两大文化区之间，至于究竟归属于东西方哪个大阵营，学者们辩论了多年也没个明确的结果。不过说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颇起到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是争论各方都没有异议的。除此之外的七座城址，都属于前述的王湾三期文化。其中黄河以北的博爱西金城和温县徐堡两座，处于王湾类型的东北部边缘；其余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等五座则都位于颍河上游及其支流双洎河、沙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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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龙山城址的分布（魏兴涛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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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王湾类型的中心区洛阳盆地遗址密度大、聚落规模也偏大，遗迹档次与遗物制作技术水平也不比嵩山东、南的煤山类型低，处于大致同一生产力水平、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的两个类型，何以后者已发现多座城址，而前者中心区尚无一发现？魏兴涛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用考古工作不足的原因恐无法解释。兴衰倏忽的上述城址，也无法用洪水冲毁、聚落搬迁、暴力易主、城乡差别或聚落（群）间关系紧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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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注意到这些城址的出土遗物中较集中地出现了海岱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认为应是海岱区和江汉区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以前者的影响为主。如果放眼更大的时空范围，便会发现史前大的集团或文化区之间曾屡屡发生强烈的影响或碰撞。他的解释是，龙山时代后期之初，为了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的侵袭，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或许正是上述古城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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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时正处于文献所载的夏王朝早期，魏兴涛博士也与不少学者一样，认为中原龙山文化中的东方因素应与夏代早期的“夷夏交争”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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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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