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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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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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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禹都阳城，相关的还有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它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自先秦至上个世纪之前，历代都把大禹治水视为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重大事件。现代学者则多视之为神话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与西方的诺亚方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大洪水传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探索中国文明史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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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石上的“大禹治水”图像（山东嘉祥武梁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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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除了文献学、考古学之外，人们开始从古气候学、地理学、地质学、环境考古甚至天文学等多个角度，多学科整合探讨这一问题。地球科学和环境考古研究表明，距今4200～4000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而距今4000年前后世界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也发生了巨变[76]。一般认为，大禹治水也应是这一气候事件导致的历史事件中的一环。有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前后的九星地心会聚，引发了包括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黄河南北改道，改道又加剧了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展开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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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从战国时屈原的《天问》开始，人们就质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和物质条件，是否真的能治理好洪水灾害。根据文献记载，鲧采用“堙障”“壅防”法，即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而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关键是采取“疏”“导”的方法。但众所周知，黄河每年泥沙沉积的体量如此巨大，所造成的洪水灾害即便是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也很难控制。无论是鲧的“堙障”还是禹的“疏”“导”方法都不可能治理好洪水，因而有理由怀疑大禹治水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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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考古学者最新的解释是，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所为。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先民们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水患的平复归功于领导他们治水的大禹，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就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78]。专家们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较好地解释了多数学者相信史前洪水的发生但却怀疑大禹能否治水成功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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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故事真的已被说“圆”了吗？大洪水事件可能是真实的，但又不能被很好地证实，这应是当代大部分学者的认识。由于受测年技术条件和气候重建上时间分辨率的限制，相关论证的说服力都嫌不足。考古年代学的局限性前面我们已谈了不少。距今4000年的未经树轮校正的碳素测年数据如经树轮校正，其年代可早至距今4400年以前，以前认为属距今4000年的遗存年代现在改订为距今3800年，那它对应的还是文献中的大禹治水、天文学上“夏初”那次九星会聚以及地理学上“夏初”那个阶段的黄河改道吗？对洪水遗迹的寻找，对洪水气候背景的重建等，恐怕都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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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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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禹在哪儿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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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这么多的“夏代”早期城邑集中于丘陵台地为主的中原腹地，大洪水的发生和大禹治水也在这一带吗？大部分学者是这么认为的。相传洛阳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就是大禹凿通的。或言大禹所凿龙门，在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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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也不肯放弃类似的推测：“（登封王城岗）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人们对历史上夏禹治水的可信度”，“如果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真的与禹都阳城有关，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将更为可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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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早已指出：“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换句话说，洪水所指主要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此外全无关系。”[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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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流域的河道变迁与龙山聚落群分布（刘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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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禹贡》中关于洪水的记述：“（在）总冒和总结中没有，各州条下全没有，只有兖州下有这几句话，这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洪水只在兖州境内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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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句是“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说的是洪水平治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平地。考古学家注意到这一带有许多高出平地数米的堌堆遗址，与一马平川的自然地貌很不协调。经调查发掘究明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先民在同水患的斗争中选地势稍高处靠人力堆筑而成，此即所谓“丘”[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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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考古学家则指出，与黄淮平原形成对比的是，中原腹地的豫西晋南地区“山前黄土台地分布广泛，台地面宽阔倾斜，河流下切较深。当异常洪水来临时，上涨的洪水一般只能淹没台地的前缘或在台地上形成决口扇和漫洪河道，冲毁部分遗址，给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里特定的地貌条件给先民们保留了较大的迂回空间，人们可以通过就地后退选择新的栖息地，从而使文化得以延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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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历史学家沈长云教授主张夏族的中心区域在古河水和济水之间，而禹都阳城应在河南濮阳。“质言之，禹所率领的夏后氏及其他夏族所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受到洪水侵袭的范围之内，他们之治水，不过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已。因而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方，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处的范畴。”所以嵩山脚下的丘陵地区“不仅是禹都，夏族及夏王朝兴起的地方，都不会是在这里”[83]。这一观点虽非主流，却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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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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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王城”下游有大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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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嵩山脚下。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颍河中上游，就会对王城岗这类中心聚落的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