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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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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邑瓦店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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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考古收获表明，瓦店遗址所在的两个台地都有环壕连接颍河形成封闭的空间，面积分别在40万、50万平方米[87]，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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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店遗址的文化内涵也颇令人瞩目。遗址西北台地有由数条围沟组成的回字形大型夯土建筑，每边约30米，建筑基址或沟内发现了数具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和动物骨骼。另有长方形和圆形夯土建筑，建筑基址的铺垫层中也发现了人头骨。发掘者推测应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东南台地灰坑和一般房基较多，出土了大量器物，两个台地可能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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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店出土的列觚，有学者推测为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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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中已用牛和羊的肩胛骨作为占卜用器，长大的卜骨上有不规则的烧灼痕。骨卜的习俗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龙山时代分布于长城地带和华北地区，在其后的商代达于极盛，成为早期王朝的重要特质之一。中原龙山时代的中心聚落中出土卜骨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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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还出土有以觚、壶、杯、盉、鬶为代表的精制磨光黑陶、蛋壳陶和白陶酒器，一般认为应属贵族用礼器。形制相近大小不同的一组磨光黑灰陶觚形器，被称为“列觚”，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测定容积的量器[88]。遗址上出土的玉器则有铲、璧和鸟形器等。玉鸟形器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流行的“鹰首玉笄”相类，二者间应有交流关系。已发现的玉料中也有非本地出产者，或系由外地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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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代学研究成果看，王城岗和瓦店两个聚落的兴盛期大体一致，已如前述。总体上看，瓦店遗址的“级别”似乎不在王城岗之下，至少二者在社会集团中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其相互对峙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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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也是一处盛产关于夏传说的地方。尽管把“禹都阳翟”、禹之子“夏启有钧台之享”落实到禹州一带的说法，最早见于2000多年之后的东汉时期，但仍不妨碍人们把瓦店遗址与“禹都阳翟”等联系起来的历史复原热情。只是禹从王城岗的“阳城”迁到了30多公里外的瓦店“阳翟”，真正建立起夏王朝的启也还在这一带盘桓，嵩山周围又是烽烟四起这么一个状况，已为考古发现所揭示。“各聚落群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抗衡性，以及各种迹象所体现出的暴力冲突现象的存在，似乎表明当时的嵩山南北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以规范和协调各部族之间的行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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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缘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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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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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方正城池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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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对从二里头到明清紫禁城那方正严整的布局熟视无睹，但据说像中国这样在都邑设计上执着地追求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古代文明，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少见的现象。这种绝对理性的平面布局，不难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秩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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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这种理念明确显现于二里头宫城，那么它的源头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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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史前城址，最早出现于约公元前4000年的长江流域（湖南澧县城头山）。在随后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作为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城址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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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垣建筑技术的角度看，黄河、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址可以分为三大群。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夯土版筑城垣为主（黄淮河下游版筑与堆筑兼有），有的辅之以护城壕；二是长江流域，其特点是以宽壕为主，垣壕并重，城垣堆筑而成；三是以黄河河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90]。这三类城址，可分别称之为土城、水城和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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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紫禁城。这种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设计，不难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于秩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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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东亚城址的三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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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角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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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追求方正的传统要在早期王朝所处的黄河流域来寻找。海岱地区史前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多近于规整。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出自中原。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是始建于公元前3300～前3200年的河南郑州西山遗址，时值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其平面不甚规则，略呈圆形。此后龙山时代的城址则基本上是（长）方形或接近（长）方形。“考虑到龙山时代之后，中原城址皆为矩形，而有明确边界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聚落多为圆形，西山及以降几座史前城址的形制也许正好反映了中原聚落规划思想的转变。”[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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