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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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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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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圈外的朋友大概还不太熟悉“新砦”这个词，至少它的知名度还不似“龙山”或“二里头”那么高。和二里头一样，它原来也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的名字，细心的读者还会记得在前文的中原地区龙山城址列表中有它的名字。但它的重要性还远不止是龙山时代的一处城邑。那么，它重要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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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它的时代。初兴于龙山时代末期，兴盛于所谓的“新砦期”，这两个阶段供参考的绝对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050～前1900年，公元前1850～前1750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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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及，在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103]。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的。身处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新砦大邑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砦类遗存”，以及它们背后的新砦集团（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的具体“番号”，当然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早期夏文化），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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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它全盛时其他龙山城邑中心聚落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逐鹿之群雄一蹶不振，新砦集团开始傲视中原。一个送走风云激荡的龙山时代并孕育着此后辉煌的二里头时代的存在，其意义当然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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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大邑，壕沟与河道圈围起上百万平方米的聚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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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其地位之重要还在于这一大邑的规格和内涵。70万平方米的设防聚落规模，在龙山时代末期的中原腹地独一无二。大概到了“新砦期”，三面临河的、半岛状的聚落北缘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连通河流和自然冲沟，形成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外壕内有中壕（内侧城墙的有无尚无法遽断），中壕内地势较高的西南部又有内壕，圈围起约6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应是聚落的中心区。这一区域分布有大型建筑，发现了包括铜容器残片在内的重要遗物，令人瞩目。这些在后面还要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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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与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相类的一群遗存称为“新砦类遗存”。这类遗存空间分布范围并不大，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嵩山周围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其周围，还是龙山文化的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异质斑块”，却是处于整个东亚大陆文化发展低潮期的中原文明，接续既有文化传统和生发新的文明因素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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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历史的疑团让我们看新砦犹如雾里看花。从新砦进入考古学家视野的那一天，围绕着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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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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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众说纷纭话新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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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砦类遗存”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呢？如果放到此前的新石器时代研究中，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在考古学既有的话语系统里，它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文化”或“类型”，但研究对象处于社会复杂化阶段和剧烈的转型期，对“新砦类遗存”的定性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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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的时间跨度并不长，充其量约一百年，也许还要短。至于相对年代，就连它绝对早于二里头还是在偏晚阶段与初兴的二里头共存过一段时间，学者们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分布范围也并不大，按新砦遗址发掘主持人赵春青博士的说法，“新砦类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104]。当然，对外影响的范围更广些，含新砦因素的遗存至少在郑州地区、洛阳盆地、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和沙、汝河流域都有发现[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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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中的新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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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的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因素、二里头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杂拌”。有学者认为它是龙山余绪，有的认为它是二里头的前身，有的则断然否认其与二里头的关联性。有的学者强调这类遗存在中原地域社会巨变中的整合作用：“所谓的新砦期遗存正是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二者大规模整合阶段的遗存。”[106]有的学者注重这类遗存的外来色彩，认为其“主要是在继承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因素和部分泛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107]。有的则指出“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系统的）造律台和后冈二期的传统文化因素，才引起了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的兴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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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很“别扭”的存在，显然已超出我们既往的认知框架。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类型（亚型）”，让它从属于或不从属于二里头文化，只表示一个期别。但期别在考古学话语系统中具有“普世”的意义，而这类遗存又只见于嵩山一端。有学者尽可能用碳素测年上下限的极限数据，把这一“期”拉长为150～200年，或者将其与文化面貌相近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合并，使它看上去更像个“文化”，称为“新砦文化”。有的干脆不认可其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将其划归龙山文化末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期[109]。最新的提法是“新砦现象”[110]，认为这类遗存虽然“体现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过渡特征”，但仅为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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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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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困惑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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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布鲁斯·炊格尔（Bruce Trigger，又译为特里格）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看起来最适合于对小规模的、同族的和相当固定的集团的遗存的研究。”而“在复杂的文化里，社会的和经济的差异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均匀性”，因而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显得力不从心[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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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处于社会复杂化，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的旋涡之中，处于二里头集团崛起“前夜”的“新砦类遗存”的样态，对于考古学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砦现象”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超越既往话语系统的有益尝试。但稍加分析，又感觉“新砦现象”的提法也有可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