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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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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困惑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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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布鲁斯·炊格尔（Bruce Trigger，又译为特里格）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看起来最适合于对小规模的、同族的和相当固定的集团的遗存的研究。”而“在复杂的文化里，社会的和经济的差异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均匀性”，因而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显得力不从心[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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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处于社会复杂化，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的旋涡之中，处于二里头集团崛起“前夜”的“新砦类遗存”的样态，对于考古学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砦现象”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超越既往话语系统的有益尝试。但稍加分析，又感觉“新砦现象”的提法也有可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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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均质性不同，社会复杂化阶段的共同体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着上、中、下层文化及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次级中心聚落中包含着中、下层文化，普通聚落则仅有下层文化。变化最剧烈、最与时俱进的是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滞后性。这似乎可以称为聚落的异质性，它构成了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遗存的一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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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化的过程中，“一些遗址较多延续了本地龙山文化的传统，另外一些遗址则更多接受了外来文化中的上层因素，从而发生了独特的‘新砦现象’”。“其独特性既在于外来文化所导致的社会上层的变化方面，也在于这种现象的发生仅局限在单个的遗址上”[112]。显然，这里是把中心聚落或都邑的社会上层遗存单独抽出来作为衡量一类文化遗存的标尺，它当然也就把大量的下层遗存排除在外，这类复杂化的特征也就成了仅发生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上的“现象”。但社会复杂化阶段的人类共同体上下层相依共生，可以把社会上层遗存（及其所在的中心聚落）单独从共同体中抽出吗？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内涵如此复杂的文化遗存作界定和聚类分析的标准是什么？是以贵族遗存还是以民间遗存为基准，抑或兼顾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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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事。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我们的思维也不得不随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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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学术界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整合了，外来因素进来了，文化进一步杂交了，新砦开始独大了，“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了。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113]，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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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共识的取得已经很可喜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在大时代来临前的酝酿期，总是充满着动荡、阵痛和不确定。考古学家做的工作更像是在猜谜、破案，能从残缺的遗墟中梳理出这样的信息，已相当难得。说句略嫌悲观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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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末期嵩山东南麓的聚落形势（李宏飞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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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砦是个太特别、太重要的存在，所以我们先花了些笔墨“宏观”了一下它的时空与历史定位。看不懂的还有微观的考古现象，还得“抓大放小”地加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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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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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从围垣到环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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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114]。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砦是战乱状态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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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首先，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其次，它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种传统的中断是迫于政治军事形势，还是因人群的更替而显现出更质朴务实的思想，抑或折射的是由“大同”向“小康”过渡的社会结构转换的进程[115]，引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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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市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116]。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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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大型浅穴式建筑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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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新砦大邑的主要防御设施是壕沟。其中中壕内缘的若干处地点还发现了宽10米左右的带状夯土遗存，发掘者推定为城墙[118]。但从夯土全部位于沟内，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壕沟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处理措施[119]。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应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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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活动面低于当时的地面，发掘者直呼其为“浅坑”。这个大浅坑近东西向，现存长度近百米，宽十余米。浅坑内垫土和踩踏面呈“千层饼”状，只是在南北两壁上发现有加固修整的迹象。“大型建筑”的南侧地面上发现有整猪骨架和埋有兽骨的灰坑，此外还有若干柱洞，或与附属建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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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有发现，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墠”或“坎”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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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还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不属同类项。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的观点[121]，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而“新砦期”的大冲沟“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122]的推想，恐怕也还限于联想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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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会有更多的信息在今后新砦的田野工作中面世，不断满足人们揭秘的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