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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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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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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过巩义市花地嘴遗址，这是“新砦类遗存”在嵩山以北的一处重要聚落，坐落于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洛汭地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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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数座圆形深坑内有明显的踩踏面，出土了大量完整陶器，还见有玉器、卜骨、农作物和家畜遗骸等。发掘者推测应为祭祀坑[136]。玉器的种类有钺、铲、璋和琮等。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件完整的墨玉璋。玉璋出土时首端向上，略向西南倾斜，其北侧有一人骨架。坑内数层填土褐、白相间，显然系有意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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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龙山玉璋—新砦墨玉璋—二里头玉石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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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玉璋黑色而略泛绿，表面打磨光滑，通高30厘米。要探究它的身世与意义，我们还得对这类器物的发现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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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璋（或牙璋）的这类玉器，由器身、柄部以及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一般有微斜而内凹的刃。学界大多认为它是铲（或耜）形松土工具的仿制品，属于祭祀用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的中原腹地，整个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其后的二里头都邑则出现了成组的大型玉礼器，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花地嘴的这件玉璋，是中原腹地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璋，显然是中原地区大型玉礼器群的“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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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器物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直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时代，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扩散[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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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见于龙山时代、持续兴盛至二里头时代的玉璋，形制及其流变非常复杂，但如抓大放小，可以把它们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长度为25～30厘米，一般器形简单、无纹饰，有对称的一对扉齿（或称单阑、单凸式）或扉齿低矮，始见于龙山时代，或可称为龙山式；一类长度可达50厘米左右，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呈张嘴兽头状，刻有细线纹（平行线纹和网格纹），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或可称为二里头式。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直呼其为“龙牙璋”[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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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嘴牙璋已有多组扉齿但尚未呈兽首状，形制特征显然介于龙山式和二里头式之间。从这件牙璋上，也可以窥见“新砦类遗存”及其背后集团动向的蛛丝马迹。已有学者指出“花地嘴玉璋的这些风格有可能渊源自东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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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几处中心聚落遗址一样，花地嘴遗址也有了较明确的历史定位。发掘者鉴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中都有与‘五子之歌’这一夏代早期历史事件有关的记载”，倾向于“将位于洛汭地区的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与之联系”[140]。这指的是《史记·夏本纪》中“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说。其实，早有学者指出所谓“太康昆弟五人”云云，不过是《左传》《国语》提到的作为夏后氏同姓的“观扈”“五观”的演化，先秦文献没有言及太康居于洛汭一带者[141]。“有血有肉”的《五子之歌》，则始见于东晋人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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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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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那年月，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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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嵩山的动向”，讲了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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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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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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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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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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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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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142]。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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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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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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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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