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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二、与移民有关的信仰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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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北方人口大量迁入中原。史书中记载了唐代中州地区的人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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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44《李观传》：“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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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90中《刘允济传》：“刘允济，洛州巩人，其先自沛国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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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90中《文苑·元万顷传》：“元万顷，洛阳人，后魏景穆皇帝之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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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杜甫传》：“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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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79《刘崇望传》：“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隋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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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53《卢坦传》：“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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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跋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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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73《李延寿传》：“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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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又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士人、学者、官员、商贾居留于此。唐代官方还组织人口移人中原，《全唐文》卷95武皇后《置鸿、宜、鼎、稷等州制》有云：“……其雍州旧管及同、泰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于水次量给船，乘作般次进发至都，分付洛都受领，支配安置讫……其有诸州人，或县缘饥岁，流宕忘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为籍贯属，恐陷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这次迁徙包括两类人户和两类地区，一是关内雍、同等州，因土狭人稠，土地不敷分配，因而有“情愿向神都（洛阳）编贯者宜听”，这些人户可获得三年优复，无地少地者也可以携带家口，一同迁往洛州，由官吏押领，分付洛州加以安置。另一类是诸州逃户和“父兄去官，因徇寄住，为籍贯属”的寄住户以及“未经首出”的卫士杂色人等，准许在百日内自首，然后可于神都及都畿之内的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可能在制书下达后半个月之后，自关中和陇右诸州迁徙了数十万人户于洛阳，《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迁徙》：武后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条下载：“徙关外雍、同、泰（秦）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洛的地区不限于关内，陇右诸州例如秦州也有若干民户迁往洛阳，他们大都是来自招募的“乐住之色”。东迁的人口中包括一部分陇右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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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新唐书》卷37《地理志》记载：“（开元）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由于中州地区遭受洪水的侵袭，大量人口消亡，《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十年，“五月，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涨，漂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等州庐舍数千家，溺死者甚众”。秋八月，“丁亥，遣户部尚书陆象先往汝、许等州存抚赈给于是有下面的移民行动。”开元十年，“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中州居留有波斯商人。《太平广记》402引《集异记》云：“司徒李勉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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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中州地区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至唐代，中州习俗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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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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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经两晋南北朝，中原长期处于战火之中，大批世族地主携带部曲南迁。未南迁之世族组织起来，建立玛壁以自保。及至后世，某些坞壁仍存留下来。《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就说黎阳一地（今河南浚县）坞壁不下三十余个。《晋书》卷62《祖逖传》也说黄河两岸及豫州到处都有坞壁。洛北有石梁坞，宜阳有一泉坞（一合坞），偃师城西南有百谷坞，嵩山北麓有白马坞。坞壁是一种准军事组织，坞内常有数百家，除老弱和幼童之外，坞主和其它青壮年皆须有勇力、强悍，只有这样，才能够共命运，不至为人掳掠。因而尚武的风气相沿不衰。另一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有大量胡族入主中原，胡族本身就具有善骑射的特点，使得中原风俗为之改观。到唐代，尚武之风余韵犹存。《旧唐书》卷59《丘和传》：“丘和，河南洛阳人也。父寿，魏镇东将军。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太平广记》卷127郑生引《宣室志》云：“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骄捷闻，家于巩、洛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史书中记载了很多唐代中州地区的军事人物，他们有的成为地方武装领袖及中坚，有的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军事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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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让：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人，在东郡做过法曹（执法小吏）。因替无辜百姓不平，偷放囚犯，被判死刑，打入牢狱。狱吏黄君汉知道翟让为人正直，潜入死牢，放走翟让。他听从黄君汉的劝告，逃到瓦岗寨（在今河南滑县东南），组织亡命的农民起来反抗隋朝的暴政。隋大业十二年（616），翟让领导成立了农民起义军，因地处瓦岗，起义军因地得名，号称瓦岗军。翟让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领袖，他所创立的瓦岗军及其反隋的历史功绩，不能不说与中原地区的尚武风气有一定的关系。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中指出：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诸州皆隋末唐初间山东豪杰之出产地，其地实为北魏屯兵营户之所在。由此推测此集团之骁勇善战，中多胡人姓氏（翟让之“翟”亦是丁零姓），胡种形貌（如徐世勣之类），及从事农业，而组织力又强。认为该集团是北魏镇兵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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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充：字行满，本为西域少数民族人。其祖父颓耨举家迁至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定居。颓耨死，其妻嫁与霸城（在陕西省长安县东）人王粲做妾，其子收改姓为王。王收仕隋，历任怀、汴二州长史，生子王世充。王世充是隋唐交替时期重要角色之一，他一度代隋称帝，国号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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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雄信：瓦岗军领袖翟让的好友，在瓦岗军中号为“飞将”。后翟让被李密所杀，单雄信以大局为重，归顺了李密。李密兵败后，单雄信降王世充，为王世充的大将。秦王李世民兵进东都，双放展开激战，单雄信举枪刺秦王，秦王被唐将尉迟恭所救。及王世充覆灭，李勣等瓦岗寨旧将为其求情，但单雄信仍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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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旧唐书》卷69《张亮传》云：“张亮，郑州荥阳人也。素寒贱，以农为业。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署骠骑将军，隶于徐勣。后房玄龄、李勣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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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何：常何原为李密的部下，《李密传》中记载，李密跟随翟让与张须陀对战，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余人为游骑，斩杀张须陀。后常何为唐太宗所用，参与玄武门政变，因功身居高官。巴黎图书馆藏写本李义府撰《常何碑》略云：“公讳□，字□□，其先居河内温县，迺祖游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也。（公）倾产周穷，捐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既而炎灵将谢，政道云衰，黑山兢结，白波潜骇，爰顾宗姻，深忧沦溺。乡中豪杰五百余人以公诚心早张，誉望所集，互相糺率，请为盟主。……高祖嘉其变通，尚其英烈，临轩引见，特申优奖，授车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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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立：据《旧唐书》卷57《刘师立传》记载，其为宋州虞城人，起初为王世充的军将，王世充对他甚为礼待，王世充覆灭后，唐朝占有洛阳，刘师立面临被杀的命运，李世民爱其才，特加赦免，任左亲卫。参与玄武门政变，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李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不久，升为左晓卫将军。封襄武郡公，并赐绢5千匹。曾带兵讨伐吐谷浑，使党项内附。对安定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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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勣：《旧唐书》卷67《李勣传》记载：“李勣，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治今在河南滑县东）。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李世勣是唐代中州地区的大族，“家多童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大业七年（610），十七岁的李勣带领一支义军投奔翟让，同单雄信、王伯当等俱为义军首领。他曾对翟让建议：“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在李勣的建议下，瓦岗军很快壮大。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李密降唐后，李勣尚据守黎阳，所占地盘南达长江、北抵魏郡、西到汝州、东尽海岸，即今河南、山东大部分地区。在魏征的游说下，李勣将土地人众全部献给了唐高祖李渊。此后他为李唐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南征北战，破突厥、平薛延陀、用兵辽东，屡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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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祖尚：《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卢祖尚者，字季良，光州乐安人也。父禧，隋虎奔郎将。累叶豪富，倾财散施，甚得人心。大业末，招募壮士，逐捕群盗，时年甚少，而武力过人，又御众严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惮，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虚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及（王）世充自立，遂举州归款，（唐）高祖嘉之，拜光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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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贵：《旧唐书》卷83《张士贵传》记载：“张士贵者，虢州卢氏人也。本名忽律，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律贼’。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光禄卿大夫。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寻人为右武侯将军。贞观七年（633），破反獠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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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旧唐书》卷84记载：“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也。”武德初，任息州参军。后擢受栎阳丞。刘仁轨在唐初对百济的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显庆五年（660）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因误期受罚，白衣从军。百济平定后，出现叛乱，乱军围困唐将刘仁愿的府城。诏令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顺便发新罗兵解仁愿之围。盘军又勾结倭兵抗拒官军，白江之战：刘仁轨率领的唐军四战皆捷，烧毁敌船四百艘，贼众大溃，百济余烬悉平。刘仁轨奉命镇守，当时“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刘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代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仁轨回京后，正受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座，赏赐其妻子。刘仁轨返回带方州时，将历书带到那里，让那里的人民学习汉文化。麟德二年（665），封泰山，仁轨率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高宗非常高兴，擢拜其为大司宪。乾封元年（666），迁右相，检校太子左中护，累计前后战功，封为乐城县男。乾元三年（668），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协助李勣讨平高丽。咸亨五（674），为雞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以功晋爵为公。上元二年（675），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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