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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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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史传说与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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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之时，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在巴地出现，成为巴地古代文明的曙光。到商周时代，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在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萌芽，昭示着早期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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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廪君传说与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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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君原名务相，为巴氏之子，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共同居住在武落钟离山。武落钟离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居赤穴，其他四姓居黑穴。当时，是没有君长的蒙昧时代，社会成员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巴氏子务相只是氏族部落中的一名普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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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五姓进行竞赛，约定共同掷剑，掷中石穴者当为首领，结果被务相掷中。继而又约定乘土船，能浮起者当为君，结果又只有务相的土船浮起。务相于是得到五姓的拥戴，立以为君，自此称为廪君。但这个时候所谓的君，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部落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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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君部落形成后，随即乘船从夷水至清江的盐阳，争夺那里的食盐资源。当时，清江的食盐资源为当地的母系部落女首领“盐水神女”所控制。廪君集团来到盐阳后，随即与盐水神女展开大战。经过十多天的惨烈战争，廪君射杀了盐神，将盐源据为己有。战争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廪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于是五姓把廪君推上了部落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夷城”为都，廪君成为五姓的君主，平等社会的部落从此转变成分层社会的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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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君酋邦形成后，又进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神化君权。史书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集团原先并无以人祭祀的习俗，只是当廪君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出于神化廪君的需要才产生的，表明他同时又成为宗教领袖，集政治、经济、宗教大权于一身，俨然成为酋邦的最高领袖。以人祭祀的实质，是对受害者人权的剥夺，意味着廪君对于族众有着生杀予夺之权，这种权力又是通过神权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表明了君权与神权合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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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君集团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导致了文明因素的出现和政治权威的兴起，最终导致了与平等社会不同的分层社会这样一种新型政治组织——酋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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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流域出土的夏商时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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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峡江流域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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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峡江流域发掘的考古地层中，重庆三峡库区万州唐房坪、秭归长府沱、宜昌杨家嘴等属于夏商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青铜器，主要有箭镞、刀、凿、鱼钩、圈、锥、针、铜渣块等。青铜器形态原始，制作粗糙，器型均为常见的生产工具，有个别器型与人体装饰有关，属于早期青铜器。发现的铜渣块说明，上述小件青铜器是在当地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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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在夏商时代，早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在峡江流域生长并逐渐发展起来，峡江流域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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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渝东长江干流青铜文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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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在今重庆渝中区以东长江干流地区萌芽，昭示着早期文明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该区域有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痕迹，如在万州麻柳沱发现柳叶形剑的石范，以及在新浦、石地坝等遗址发现的石范等。另外，在万州麻柳沱还出土青铜钺、刀、镞、削等，但均为造型简单的小型铜器。从以上发现可见铸铜工业规模小而分散，抑制了该区域青铜器铸造业的发展，表明还没有产生出一个能够聚合区域内各族政治力量，并使区域政治一体化的强有力的统治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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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李家坝出土的虎纹青铜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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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由于巴国文明的南移、进入与推动，峡江地区的青铜文明达到全盛时代。考古学家在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遗址东周时期的巴文化墓葬中，发现234件青铜器，有兵器、饪食器、酒器、乐器等，以兵器的数量为最多。青铜器大多制作精美，兵器如剑、矛、戈上常铸有虎、人头、人形、水鸟、蝉、手臂纹、心形纹、云雷纹等凹线纹饰图案，也有浅浮雕加阴刻线的纹饰图案，斧和钺上有各种几何形凸线纹饰图案，显示出精湛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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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坝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体现出这个聚落显著的军事性质。古代亦兵亦农，寓兵于农，表明它在东周时是巴国治下的一个地方性族群聚落，这个族群已达到酋邦制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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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坝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兵器在渝东长江干流非常具有代表性，反映出东周时代这片地域青铜文化的兴起，是同频繁而剧烈的战争紧密联系的。墓葬大量出现楚文化因素，清楚地反映了《华阳国志·巴志》和《水经注·江水》所说“巴、楚数相攻伐”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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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板楯蛮与渠江、嘉陵江流域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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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在四川省宣汉县罗家坝遗址的发掘中获得了大批材料，出土大批战国中、晚期青铜器。青铜器以兵器为主，主要有钺、剑、矛、镞等；生活用具有鍪、釜、甑等；生产工具主要有锯、凿、削等。青铜兵器均为东周时期川东和渝东地区常见的器型，青铜矛上的巴蜀符号也常见于川东和渝东出土的巴式兵器，青铜鍪、釜、甑同为常见的巴式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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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坝遗址所在的渠江流域，是先秦时期板楯蛮的中心分布区域，罗家坝遗址应为板楯蛮的文化遗存。罗家坝墓葬出土的大批青铜兵器，与历史文献关于板楯蛮“天性劲勇”“勇敢能战”的记载相吻合，表明这批墓葬是板楯蛮某一大姓的文化遗存。罗家坝遗址各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演变，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反映了板楯蛮和嘉陵江、渠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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