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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明王朝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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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是古蜀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时期，历代蜀王开疆拓土，在当时南中国的政治形势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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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明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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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原名叫作“鳖灵”，是杜宇王朝的相。春秋初叶，蜀地遭受特大洪灾，杜宇命鳖灵治水。鳖灵成功地制服了洪水，使蜀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得到蜀民拥戴，于是发动王权战争，取杜宇而代之，自立为蜀王，建立起开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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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献说，开明王朝的建立，是因为杜宇与开明妻通而有愧，于是禅位于开明。这个说法荒诞不经，与古代王权更替的实际情况不符，仅为传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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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先在郫邑建都，开明五世时迁都成都。成都从此成为全蜀的首位城市，历两千余年从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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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明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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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实行王位世袭制度。第一代君主鳖灵以下见于记载的，有开明二世、三世、五世、九世、十二世，王位一脉相传。王室立太子，别子为群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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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的职官见于文献的，有太傅、丞相、郎中令等，均为古蜀国的朝官。封君有侯，为一方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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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有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成都市商业街战国墓的宏伟和墓地地面上类似于寝庙的建筑遗迹，显示出开明王朝礼乐制度的发达和完备，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中原诸夏。新都战国墓虽在早年遭到盗掘，仍然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乐器和兵器，表明当时的蜀王国处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一种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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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包括蜀王、王室子弟和姻亲、王朝大臣、封君，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所谓“王”“侯”。被统治阶级主要有农奴、广大平民以及工商业者等。广大被统治者被编制固定在一种称为“五丁”的社会组织中，称为“五丁力士”，主要使用于凿山开道等公共工程以及王室迎送等各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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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明王朝的疆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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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扩张是古蜀王国一贯的重要国策。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77年伐楚，直取楚国的兹方（今湖北松滋），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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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三世时期蜀王亲征青衣羌地（今四川雅安芦山一带），还大举向南兴兵，征服僚（今贵州西北）、僰（今四川宜宾和云南昭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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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代开明王的开疆拓土，到战国时代，古蜀王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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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明王朝与列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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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明王朝数百年的历史中，与巴、楚、秦均发生过若干关系，既有和平的交往，又有战争的对抗。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构成蜀与列国关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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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巴立国于陕南与鄂西之间，西、南与蜀国相邻。春秋末叶，巴国南下进入长江干流并逐步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与早在四川盆地称雄称长的蜀国产生利害冲突，致使两国争城夺野，屡战不休。蜀与巴的战争并未割断两地间源远流长的经济文化关系。战国后期，巴、蜀文化合流的趋势愈益明显，一些巴式青铜器上饰以蜀器纹饰，有的器物竟难以区分究竟是巴式还是蜀式，只能笼统地称为巴蜀器物。所谓巴蜀文化，实应指战国以来四川地区以巴、蜀为主体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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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中叶到战国，蜀、楚文化互有交流。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此后再无两国交兵的记录，而相互交流日益增多。蜀、楚的漆器制造相互影响较大，楚国青铜器则不断流入蜀地，也有不少楚人迁入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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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初居西陲，距蜀较远，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时，两国始发生经济文化往来。公元前7世纪中叶后，蜀、秦交兵，愈演愈烈。公元前451年，蜀、秦围绕南郑（今陕西南郑）的得失展开争夺，在经历了65年的长期战争后，以蜀国胜利占领南郑告终。双方除战争外，经济文化交流也经常发生。早在春秋前期，双方就存在官方和民间的通商贸易关系，蜀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秦的商品主要是畜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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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蜀王国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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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虽然盛极一时，但没有像中原诸夏和秦那样兴起变法运动，因而国力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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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早有吞并巴蜀的战略意图，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迅速增长，秦惠文王即位后，开始寻找举兵南下伐蜀的大道。相传秦惠文王用计，使蜀王开辟石牛道。石牛道（或称“金牛道”）既成，秦军伐蜀已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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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蜀国政局动荡，出现诸多具有亡国之征的“灾异”之说。《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武都（今甘肃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蜀王纳以为妃。不久，此妃去世，蜀王征发五丁力士远至武都取土担回成都，为妃作冢。秦惠文王知蜀王好色，乃许嫁五女于蜀。蜀王又征五丁力士至秦远迎。不料返至梓橦，见一大蛇钻入洞穴，五丁相助揽掣蛇尾，大呼拽蛇，顿时山崩，五丁及秦五女并化为石。及蜀王与秦惠文王会于褒谷，蜀王所赠秦王的珍玩之物却又化为泥土。这些灾异之说，暴露出开明王朝社会的不稳定和政局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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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了已经存在的政治危机。本来，蜀与巴累代战争，但开明王分封至汉中重镇的苴侯却私下与巴交好，引起蜀王震怒，蜀王亲率大军讨伐苴侯，占领苴侯的驻地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苴侯奔巴，巴为其求救于秦，这就为秦军南下伐蜀提供了充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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