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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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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二节 秦汉三国时期的四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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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王朝统治下的四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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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统一下的四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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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蜀被纳入秦的统一治理之下。秦为把巴蜀建设成其统一战争的战略基地，有计划地加强了对原巴、蜀王国的大规模改造。由于巴、蜀在秦统一前是两个不同的王国，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有所不同，因而秦对巴蜀的治理，必须要有适宜的治理政策和方针。基于这样的构想，秦王朝对巴和蜀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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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巴、蜀以后，国土面积增大，在东方六国对秦进攻的严峻形势下，秦派大军对巴蜀地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系统治理显然不现实。巴、蜀在秦统一前均是拥有强大势力的国家，灭亡后地方上反秦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而秦又急于利用巴蜀的资源向东对楚进行讨伐，所以无法立即对巴蜀的政治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因而多沿袭旧制。随着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节节胜利，秦开始在巴、蜀采取郡县制、羁縻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治理政策，分阶段、分步骤地对巴、蜀实施改造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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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地，秦消灭了宗姬巴国的政权，巴王被押解至秦国的领土，同时秦在江州筑城，置巴郡，实现对巴的治理。但是，秦灭巴后，江州以东的广大区域还有巴王子的残部据守枳（今重庆涪陵），负隅顽抗；涪陵以东的长江两岸并北至汉中，更有大量的楚国精兵屯驻施压，随时准备与秦交战。为应对这样的局势，秦也只能派出精锐部队在巴地以北的汉中集结，随时待命与楚决战。这就导致秦不能分派重兵入巴，推行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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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采取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并行使用的治理措施，在将巴地纳入秦的郡县制体制的同时，依然让原有的大姓首领“君长”作为基层统治的代理人，继续统治土著巴人，主管派遣公差、徭役等具体事务，通过他们来传达秦的各项政策法令。但是这些君长必须受到郡、县官吏的管辖，每年每人向国家纳赋上缴2016钱；每三年还要缴纳一次“义赋”，加起来一年要上缴1800钱。这些君长的爵位低，仅相当于“不更”，即秦爵二十级中的第四级；犯罪后爵位会被削除。秦王朝还采取世代通婚的方式来维系与地方大姓的关系，规定这些君长可以世代娶秦女为妻，以此促进秦、巴之间的民族融合，达到顺利治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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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郡的普通民众，秦则通过普遍赐予“不更”爵级这样的形式来笼络人心。经济上，秦在巴地迅速地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实施的“舍地税人”的征赋方法，按户按口征收赋税。一般的百姓，每年每户出幏布8丈2尺，鸡羽30 。对于成年人，每年则需要缴纳“算赋”120钱。一些部族为维护地方治安和管理，能很好地与秦政权合作，因此可以获得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相关的奖励。秦王朝还规定住在巴郡的秦人要与巴人和睦亲善，如双方互相侵犯，都要受到处罚，等等。秦昭王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巴地的统治，并以此为基地支持秦对东方六国的统一战争，又借助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于民这样一个事件，趁机和板楯蛮订立盟约，减免板楯蛮的田租和算赋负担，使板楯蛮“世世服从”，大大有利于巴地政治秩序的安定。正是这样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巴地在秦治理时期未出现一次动乱，巴地成为秦对东方六国作战和对关中等地进攻的战略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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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对蜀的政治改革与治理则是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如在对蜀的治理方面，首先采取的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而非急于对蜀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秦逐渐采取移民措施，大量从外地向蜀中移民，通过外来文化的渗透，为废除原蜀王国的分封制等政治制度创造良好的基础。通过一步步的精心布局，到公元前285年，秦最终在蜀地建立了单一的郡县制体制，实现了对蜀地的完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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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甘茂入蜀制定《为田律》的青川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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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秦在治蜀初期依旧沿袭和采用蜀国旧制，没有进行太多的改造。在诛杀蜀侯通国后，秦派甘茂入蜀，公元前309年在蜀地修订《为田律》，并在蜀地实施经济上的逐步治理。在蜀地推行的田律，不仅按照秦制的规定，而且还根据蜀地的气候特点，制定了农村道路桥梁、水利兴建等方面的一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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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建设和军事方面，秦加强了对蜀郡城池的营建。秦在蜀地修筑了成都、郫和临邛三座城市的城墙。三座城池规模宏大，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间形态，构成良好的防御体系，也有利于城市和城市之间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上，秦派蜀郡守张若率军南扩，攻打邛、笮等部族居住区。为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与经营，秦将常頞遣兵修筑道路，实现了与西南地区各族的沟通。如利用古蜀时期的西南道路系统，在蜀与滇之间整修“五尺道”，将其势力控制范围向这些地区深入，以便最终实现开拓西南边疆、经略西南夷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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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汉“大一统”之下的四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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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据了巴蜀，拥有了更多的粮食等战略资源，最终打败项羽。巴蜀之地为刘邦集团的最终胜出，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202年，刘邦即位，建立西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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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汉朝继承秦以来的制度，在全国地方行政区划依然设置郡、县二级。巴蜀地区依旧划分为巴、蜀二郡。公元前201年，巴蜀地区分置广汉郡。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开西南夷，在巴、蜀二郡的西南分置犍为郡、沈黎郡和越嶲郡，在蜀郡的北部置汶山郡。至此，巴蜀地区广置8郡，便于西汉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设置13部刺史，其中巴蜀置益州部，从此益州之名开始使用。西汉益州在今四川、重庆境内共置8郡56县。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蜀、广汉、犍为、越嶲、巴5郡有766048户，有3514217人口。可见西汉时巴蜀地区的户数和居民数量众多，这与当时中央王朝对巴蜀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治理上的适当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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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新王朝的基础十分薄弱。为了缓解面临的严重问题，汉高祖即位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促进生产恢复、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在楚汉之争中巴蜀军民支持刘邦，汉高祖特在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下诏，为巴蜀军民减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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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统治时期，实行盐、铁专卖之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置铁官，在巴蜀地区设置三处铁官，即蜀郡临邛、犍为郡武阳、犍为郡南安。铁官设置一方面是加强对生产资源的控制，同时通过对铁器农耕具和其他生产铁器具的推广，取代巴蜀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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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变局之下的四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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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汉王朝进一步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与治理，从建武十二年（36年）至灵帝中平六年（189年）的150多年中，巴蜀地区的社会基本安定，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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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与汉族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西南夷各部族先后归顺，接受东汉政府的统治。牂牁郡的诸大姓，在公孙述割据巴蜀之时，遣使绕道番禺到洛阳向东汉政府奉贡。邛都人长贵在西汉末年杀越嶲郡太守，自称邛谷王。东汉时，长贵遣使向东汉上报三年计籍，被授越嶲太守印绶。明帝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部众内属，中央王朝在哀牢等地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六县合为永昌郡。同时期，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等部族，经益州刺史的招纳，归于汉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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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益州依然设置，但其权力较之前有所扩大。特别是在设置州牧以后，州实际已经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的地方行政区划结构。与郡相同级别的行政区划还有属国，这些属国主要用于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东汉时，今四川、重庆范围内先后置有蜀、巴、越嶲、广汉等9郡和广汉属国，加上荆州南郡的巫县（今重庆巫山）共73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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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年，越嶲郡的夷人叛乱，伴随着叛乱的扩大，影响永昌、益州、蜀郡夷人等人数达10余万，波及20余县。东汉王朝被迫惩办蜀中一批臭名昭著的官吏，并派兵平息。145年秋，巴郡女服直，聚众千人，自称天王，活动范围达千余里，杀伤官兵众多。154年，蜀郡李伯起兵，自称“太初皇帝”，后被官府镇压。179年，巴蜀板楯蛮起事，攻打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官兵在战争中屡遭失败，疲于奔命。182年，中央王朝派巴郡太守曹谦讲和，并答应其相关条件，才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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