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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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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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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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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技术的改进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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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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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极为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秦并巴蜀后，为解决成都平原地区的洪水之患和农业灌溉问题，派蜀守李冰对水患进行治理。李冰充分了解成都平原水患和农业灌溉中存在的各种隐患与危机，结合当地的地理结构，在蜀国开明王朝治水基础之上，兴建了都江堰渠水利工程。都江堰渠首主要包括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都江堰疏通郫江和检江，并同内江相连接，形成了集农业灌溉、运输、防洪等于一体的水利工程系统，一方面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都江堰渠修建后给地区农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为经济的进步和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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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都江堰的建成，让后世的成都平原免遭水患之祸，人民安居乐业。史学家常璩曾经盛赞：“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可见都江堰水利工程给成都平原，乃至整个蜀中地区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带来的极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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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除了修建都江堰和导成都二江以外，他还对成都平原北部的洛水和绵水进行了疏导治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洛水和绵水周边地区的稻田得到了灌溉，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使人们生活更加地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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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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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景帝时期，蜀守文翁主导对湔江进行疏导，实现了对一千七百顷繁田的全面灌溉。汉代还在武阳引水灌溉彭山、蒲江一带的农田。东汉时期，当时的治蜀官员还在今双流、绵竹等地开凿新渠，引水灌溉农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期，当时中央王朝还在蜀郡和广汉郡设置有“都水”类官吏，专门对水利相关事务进行系统的管理，充分保证了巴蜀地区水利设施的开发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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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取得巴蜀之后，为了改变巴蜀地区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向巴蜀地区迁入大批的移民。这些移民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入巴蜀地区，如革新牛耕技术、推广铁制农具等。据相关的考古发现，巴蜀地区最早出现的铁制农用具，如铁镰、铁三脚架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且极为实用的农器具，其时期是在秦灭巴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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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汉代以后，铁农具在巴蜀地区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在近年来巴蜀地区的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铁锄、铁镰、铁斧、铁削等农业生产用具。这些铁农具的出现以至普及，逐渐取代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木器、石器、青铜器等农具，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巴蜀地区农业的精耕细作和荒地的开垦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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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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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也逐渐形成。在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已经十分普遍，巴蜀大部分平原和丘陵地区均有水稻种植。这一时期稻谷的产量有着大幅的提升，据《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绵竹县（今四川德阳绵竹市和德阳市区）……绵竹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按照现在的计量换算，大约相当于今亩产水稻为390—580公斤。成都平原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作物除水稻外，在川西平原靠近山区的地方还盛产芋类作物，作为当地民众的主食。司马迁描述当时四川：“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大芋），至死不饥。”在四川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种芋”的图像，反映出巴蜀地区在秦汉三国时粮食产量相当丰盛，出产的粮食完全可以满足当地所需。特别是在汉武帝时，华北饥民流徙江南，在江南难以负担的情况下，便向巴蜀之地求粟以赈江南的粮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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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畜牧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以越嶲郡和蜀郡的冉 都尉辖境内最为发达。这些地区生产的牲畜为旄牛、笮马，所产的牛、马大量向外销售，是巴蜀山区致富的一种主要途径。东汉安帝时，为满足养马的需要，特在越嶲郡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汉代四川南部河谷地区气候炎热，出产犀牛，其也作为重要的商品对外销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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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因为水系发达，水量丰沛，渔猎业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进入秦汉以后，渔猎生产依然盛行，如獽、蜑等生活在长江沿岸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都以渔猎为生。到东汉桓帝时，仅仅江州就有多达500余家人以捕鱼为生。而在安汉县（今四川南充）、阆中等有鱼池、鱼漕梁和鱼田，它们是专门养鱼的场所。另外，在水稻种植区，农民把养鱼和水稻种植相结合，不仅水稻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也增加了农业产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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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的一些农业生产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备受重视。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巴郡的朐忍（今重庆云阳）、鱼复（今重庆奉节），以及犍为郡的南安（今四川乐山市内及夹江一带）都是当时巴蜀地区著名的产橘区，官府在这些地方专门设有橘官和柑橘官社，对柑橘类水果作物加强管理。另外，巴蜀地区是当时全国茶叶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区域。据文献记载，汉代以来，巴郡的涪陵（今重庆彭水、黔江）等地都出产好茶，蜀中的什邡也出产名茶。一些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反映出巴蜀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图景，茶叶已经成为一种在当地极为流行的饮料。除以上的这些经济作物外，巴蜀各郡也出产荔枝、龙眼、姜、桑、麻等农副产品。可以说在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巴蜀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造就出天下闻名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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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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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四川继续以生产蜀锦而闻名，蜀锦也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汉朝在此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当时垫江、阆中、宕渠、宣汉、汉昌、充国、汉安等地的丝织业也都很发达，四川农户大多种植桑树，养蚕纺织。在2013年发掘的成都天回镇老官山二号汉墓中，在墓葬北底箱出土了四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这些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这也是迄今我国首次发现西汉时期的织机模型。在这些纺织机旁边，还有一些木俑，就是纺织工人的写照，可见西汉四川手工纺织业技术的发达以及产业的繁荣。另外，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有女工操作纺织机生产蜀锦的图像。画像砖上展示的女工使用脚踏纺织机，表明东汉四川的蜀锦生产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这些资料都可以窥见汉代四川蜀锦生产的面貌。由于四川蜀锦纺织的发达，《后汉书》说四川的纺织业是全天下人穿衣服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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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山二号汉墓出土纺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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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生产的蜀锦，远销到全国各地，乃至遥远的西域、中亚、西亚、欧洲。目前考古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云梦汉墓等出土的丝织品，考古学者一般认为是四川的蜀锦。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中，就出土了很多来自四川的蜀锦。如尼雅八号墓出土蜀锦上纺织有“宜子孙”等文字，有虎豹鸟兽等纹饰；三号墓出土蜀锦制作的裤子，上面有鸟兽、仙人等精美纹饰，此外还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千秋万岁宜子孙”等文字的蜀锦，还有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精美的蜀锦，显示了汉代蜀锦工艺的发达，早已远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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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蜀锦以外，四川的漆器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四川古代漆器其精湛的工艺如描绘、雕填、戗金、平脱、扣器、镶嵌等独特技术，在中国漆艺界独树一帜，对中国乃至世界漆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官府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每一个环节的工人在器物上留下自己名字，可以追查质量责任。如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广汉郡漆器上，就标注了素工、休工、上工、画工、清工、造工等不同环节工人的名字，可见当时四川的漆器已经实现了流水化的分工生产，管理制度非常严密，以便保证产品的质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绵阳双包山汉墓、安徽马鞍山朱然墓都曾经出土汉代、三国四川蜀郡、广汉的漆器。1916年，日本考古学者在朝鲜旧乐浪郡古墓葬内发现大批来自四川的漆器。1924年发现有建武二十一年（45年）铭文漆杯、永平十二年（69年）铭文神仙龙虎画像漆盘等。神仙龙虎画像漆盘描绘极为精美细腻，漆盘背面有汉隶铭文“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宜子孙牢”，可知这些精美的漆器是蜀郡生产的。正是因为汉代四川的漆器有精美的工艺、优良的品质，因此才会远销各地，甚至被销往遥远的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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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吴的朱然墓中也出土了大批蜀汉的漆器，多有精美绘画，表现有季札挂剑、伯鱼哭母、贵族宴会等画面。在最新发现的江西海昏侯大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精美漆器，包括鼎、壶、杯、盘、勺等饮食器皿，奁、盒、几、案、箱等起居用具，还有大型的通体髹漆、色彩斑斓的温明、轺车、乐车和棺椁，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考古专家表示，这些漆器中应该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四川。